自序：探寻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之路
2007年8月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毕业回国之时，我颇为笃定地以为此生求学生涯就此画上句号。然而，随即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想法。工作中，我亲历了围绕应对危机展开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接触的一些人、一些事，代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高水平。不同的思想观点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汇聚、碰撞、发酵，产生化学反应。随着思想的灵光乍现不断累积，我愈发感到需要开启一段新的求学之旅，去系统地读一些书，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将无序游走于脑海之中的观点加以梳理、提炼和升华。
本书主体源于我博士阶段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完成于2015年。读博三年，一边是压力大的工作，另一边是强度高的学习与论文写作，忙碌一天回家继续“头悬梁”不可谓不苦，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更为真切的反倒是夜读中的那些顿悟时刻以及精神上的甘之如饴。我亦深切体会到学习与工作非但并不矛盾，实则相互促进。习得的思考与感悟让我的工作多了几分定力与底气，工作的经历与偶得也常能为学习提供新的素材与视角。拖沓至今方完成书稿修订，白驹过隙，三年已逝，故专门补写结语一章，对全球化的最新发展，特别是近来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做些梳理与总结，尝试将三年前的“历史”拉回今日之现实。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不断突破各种边界的历史，这些边界不仅包括地理上的边界，也包括产品的边界、产业的边界、价值链的边界……这一进程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世界经济就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演进中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本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大量议题突破传统国界的限制，从边界外议题变成边界内议题。如果说国际经济现实属于快变系统，与之对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则属于慢变系统。全球化带来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未及时做出相应调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二战”后逐步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国际经济新现实的压力下可谓不堪重负，这场危机也必将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经济事件被写入世界历史，本书就围绕着这场危机引发的大变局展开。
全面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两对基本矛盾。第一对矛盾是全球化的经济基础与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全球治理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在思维和规则方面存在固有缺陷，每个国家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的理性决定有可能演变为“合成谬误”，引发“全球非理性”，使得各国政策最终达成的均衡水平远低于全球最优均衡水平。经济治理仍以国家为基础，世界经济却日益全球化，在当前乃至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这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全球经济治理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国界和主权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与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金融和信息技术体系之间的冲突愈发深刻，各国语言、文化和法律的不同则进一步强化了治理的国家化与经济的全球化之间的不对称。
第二对矛盾关乎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既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也无法解释当前的许多问题。各国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主体的高度相关性和各国政策的外溢性使风险呈指数增长，传统的经济分析工具已经不能准确刻画全球化的市场风险。在险价值（VaR）等模型掩盖了高杠杆，抬高了衍生品的价值，陷社会于结构性失衡。回归工具的运用虽有适用范围和弥补手段，但远非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作为标准经济分析工具，大部分回归模型的数据跨度为20～30年，少部分能做到100年。然而，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两次文明崩溃，青铜时代的大崩溃和罗马帝国的大崩溃整整间隔了1600年，且罗马帝国的崩溃距今也已有1600年之久。再如，以工资和价格黏性为主要特征，建立在真实经济周期（RBC）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础上的新凯恩斯主义框架虽然对于分析无摩擦金融体系下的经济冲击相对有效，但该假设同全球经济现实相去甚远，在一个均衡被破坏或只有二重均衡的世界中，一般均衡模型变得毫无意义。
世界经济还在寻找均衡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也进入一段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规则重塑期。这段旅途中，既无现成的路线图也无指南针，失序和扰动会是常态。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进行有效分析，也需要找到新的工具来支持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转。
全球经济治理是个年轻的课题，有关文献极为匮乏，相对成熟的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但大部分讨论局限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如一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关税政策等。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现实面前，以布雷顿森林机构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疲态尽显，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捉襟见肘，难以满足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也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孕育成型。
认清现实、把脉未来，历史的思考是前提。纵观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演进的历史，“二战”结束至今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以可调节固定汇率为主要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落幕到被伯南克等人命名为“大缓和”的以浮动汇率为特征的“非体系”时期；以及2008年危机至今的这段时期。对这几段时期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梳理，从中提炼规律，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和未来。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建立了学术框架。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此后的“非体系”这两段历史时期国际经济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将帮助我们解决“要不要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问题。“非体系”时期表面上虽然不需要各国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各主要经济体汇率机制不对称性的增强，一旦全球总需求不足以支撑这种放任自流的发展模式，“非体系”下所谓的自动调整就不再可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各国协同减少各自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就政策协调开展合作。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是危机之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成功案例，然而一旦危机减退，各国就又纷纷回到自行其是的老路，将世界经济推向不合作的“囚徒困境”。对于这段历史时期各国非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外溢性的分析，将帮助我们回答“怎样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问题。
金融风险高企和总需求不足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本书提出的应对方案是以央行货币互换为重点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开展全球投资合作。这两大领域也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流动性提供方式，各国央行货币互换是传统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新现实下的拓展和延伸。而全球投资治理，特别是围绕全球投资规则的博弈，则是本国竞争政策和法律的国际化，是传统经济增长政策在全球经济新现实下的拓展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也可以视作传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在全球经济新现实下的拓展和延伸，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应学会适应全球经济的新现实，积极参与塑造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规则，否则下一场危机将难以避免。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动能稍有增强，反倒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日益突出。究其主要原因，乃是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层面的贫富差距扩大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不断加剧的极端化趋势，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民粹主义浪潮也因此甚嚣尘上。如果说“做大蛋糕”主要关乎经济，“分好蛋糕”则必然关乎政治。全球化的“蛋糕”做大但没有分好，才会有现在的各种问题和“逆全球化”乱象。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逆转，但同时也需要更为公平和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予以支撑。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所以本书的结语也落在了对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之上。
中国古老朴素的传统智慧对演变中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依然有其参考价值。世界面临的问题复杂且相互关联，社会不平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问题交织叠加，无人能够独善其身。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尽管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但诸多结构性问题其实远未解决，中长期增长前景仍然堪忧。在这种背景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防范金融风险、破解发展难题需要世界各国超越国家本位主义，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就全球经济治理之道达成共识，共克时艰。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都是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向世界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否定国家主权，也不以某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主要考量，这种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中庸”哲学或许正是破解当下世界经济“囚徒困境”的最大公约数。
在本书最终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扬教授。作为经济界的学术泰斗，老师的繁忙可以想见。然而每次求教，他总是欣然应允，数次令我茅塞顿开的深谈都是在老师劳碌一整天之后进行的。作为学生深感不忍，但他从未显露倦意，因材施教、润物无声。老师的言传身教是我终身受益的财富，治学为人皆如是。还必须感谢我的家人。年近七旬的父母毫无怨言地替我承担了照顾孩子的重任，平添许多华发，再多的语言也无法描述我对他们的感激。感谢我丈夫对我工作和学习的理解及大力支持，总是耐心地做我所有书稿的第一读者和评论人。感谢女儿的理解，你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因为要一边工作一边念书陪伴不多，但妈妈欣慰地发现你能读且爱读的书越来越多，希望日后做你的“书虫朋友”弥补遗憾。还要感谢很多不便在此一一列名的师长和好友，感谢他们耐心倾听我的观点，同我分享逻辑与洞见。
最后想说的是，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跨领域、跨学科的新课题，本书选题范围广，每一章节深入展开都完全能够独立成篇，所以驾驭起来难度极大，研究未能穷尽之处更是不胜枚举，各种疏漏难以避免，我也愿将此阶段性成果作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起点。
周宇
2018年8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