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索伦八旗社会组织
这里所说的索伦八旗社会组织,就是属于军事化管理体制内的索伦八旗社会组织。本节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索伦”这一概念,以及为什么清朝政府将以鄂温克族为主的八旗军事组织叫“索伦”。
“索伦”(solong)是指在清朝政府建立初期被划入索伦兵营的鄂温克人。也就是说,起初被清朝政府称作“索伦”(solong~solon)的只是鄂温克人,后来清朝政府建立索伦部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兵力和扩大作战队伍,把鄂伦春人、达斡尔人以及巴尔虎蒙古人等也划入其中,但并没有削弱鄂温克族官兵的核心地位和主体作用。那么,“索伦”(solong~solon)一词从何而来的呢?为何当时清朝政府将该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叫“索伦”“索伦部”“索伦八旗”呢?
我们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对“索伦”一词确实有不少说法和不同解释。有人认为,“索伦”(solong)一词来自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动词词根“索利”(soli-),该动词词根主要表示“请”“邀请”等意思,而“索伦”(solong)是在动词词根“索利”(soli-)后面,接缀从动词派生名词的形态变化构词词缀“讷”(-n~-ng)而派生的名词,直译为“被邀请者”,意指“从山林中请下来的人”。不过,从我国北方民族语音演化规律和语音同化原理来看,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乃至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很难找到像“索利讷”(soling~solin)音变成“索伦”(solong~solon)的变音实例,也难从语言学或构词学中找到让人心服口服的论据。有人把“索伦”(solong~solon)一词,与蒙古语动词“换”“调换”(solin)的词根“索利”(soli-)联系起来。
还有人提到,“索伦”(solong~solon)一词,与早期通古斯诸民族的“索劳昆”(solokong)姓氏相关,认为“索伦”(solong)是“索劳昆”(solokong)姓氏的后代,“索伦”是“索劳昆”的音变形式,或者说是另一种汉字转写法等。我们知道,鄂温克族“索劳昆”姓氏的名称来自这部分鄂温克人曾经居住在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州的“索劳昆”河畔。“索劳昆”河意为“直流”河。不过,对通古斯诸民族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被认为索劳昆姓氏的鄂温克人是较后时期从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州迁徙而来的人数不多的鄂温克人,当时被称为“使鹿鄂温克”或“鄂温克的使鹿部”,后来,才被清朝政府编入“索伦别部”。可想而知,“索伦部”出现在“索伦别部”之前。而且,在鄂温克族里,属于索劳昆姓氏的人数不多,且主要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广袤的山林里,长年在山林中的牧场自然牧养驯鹿,他们早期的主要生活用品以及生产工具基本上来自俄罗斯。他们常常用野生动物的名贵皮毛同俄罗斯商人进行贸易,或把名贵皮毛卖给俄罗斯商人,再用手中的货币买来急需的生产生活用品。所以说,这部分鄂温克人同俄罗斯商人间的接触机会要比其他人更多一些。而且,这部分鄂温克人均有较深的俄语功底,不少人学过俄文且有较深的俄文知识。他们接触清朝政府的时间比索伦部的鄂温克人要晚得多。如此说来,“索伦”来自“索劳昆”氏族的称谓之说并不很恰当。
除此之外,有人把“索伦”一词的内涵解释为“射手”“上游人”“住在山林中的人们”“住在河上游的人们”等,甚至有人把“索伦”(solong)一词同朝鲜人的他称“索伦高斯”(solongos)相联系。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或解释几乎都没有什么说服力。
其实,“索伦”(solong)一词的来历没有那么复杂,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索伦”是属于鄂温克族诸多他称之一,是清朝政府对鄂温克人的一种称谓。我们翻阅清代的历史文献资料时,发现那时清朝政府把鄂温克族就叫“索伦”或“索伦人”,把鄂温克族生活的地方就叫“索伦屯”“索伦镇”等。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1934年,鄂温克族集中生活的巴音托海镇等地才被起名为索伦旗,直到1958年才改为鄂温克族自治旗。所有这些充分说明,索伦指的就是鄂温克族,是满族统治者对鄂温克族的他称。换句话说,“索伦”(solon)一词是从满语动词词根“索劳”(solo-)派生而来。满语动词词根“索劳”(solo-)主要表示“顶住”“支撑”“支柱”等意思。在满语动词词根“索劳”(solo-)后面,接缀由动词派生名词的形态变化构词词缀-n“讷”,就会自然而然地派生出“索劳讷”(solon)一词。按照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语音结合原理,应该将“索劳讷”用汉字转写成“索伦”比较合适。因为,该词属于双音节词。跟索伦一词相关,在满语里还有“索伦杆”或“索伦杆子”之说,直译为“顶天立地的杆子”,意译应该是“通天杆子”。有人也将“索伦杆子”解释为“感恩杆子”。在早期的满族社会里,“通天杆子”主要用于感恩和祭祀天鸟和神鸟,感谢它们对于满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救命之恩。在满族民间,有关“通天杆子”还有一些神话传说。说到底,鄂温克族的“索伦”之称谓来自满语,属于鄂温克族的他称之一。
不过,清朝政府当时为什么称鄂温克人为“索伦”呢?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清代诸多历史资料和书籍中找到合适的答案。简而言之,由于当时鄂温克族军团为建立清朝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清朝政府对鄂温克族军团十分器重,也十分敬重,故称他们为“索伦”(σολν),以此称赞他们为清朝的建立及清朝政权的巩固发挥的“顶梁之柱”的作用。对此何秋涛在《朔方备乘》卷2中写道“不问部族概称索伦,而黑龙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壮”。后来,清朝政府成立以鄂温克族为核心的索伦部时,把一部分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和巴尔虎蒙古人等东北民族或族群一同编进该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索伦部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满语的“索伦”(σολον)一词被鄂温克人发音为solong。然而,随着清朝统治阶级的衰败,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巴尔虎蒙古人等先后都从索伦部、索伦八旗中脱离出来,结果“索伦”(solong~solon)一词又单独指鄂温克人,成为专指鄂温克族的一种他称。直到1957年,我国政府根据鄂温克族的意愿,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他称时,一并废除包括“索伦”等在内的所有他称,正式恢复了鄂温克人自古以来的“鄂温克”(ewenke)的自称。
综上所述,“索伦”是清朝初期出现的鄂温克族他称,在此基础上清朝政府建立了“索伦部”乃至后来的“索伦八旗”。顺治年间(1644~1661),索伦八旗部分鄂温克人因军事需要迁到嫩江流域,由理藩院任命鄂温克族军事首领,授予副都统官衔同时发给官印。在乾隆年间,三千名索伦兵丁被派往云南,另外新疆伊犁和喀什噶尔等边城的驻防任务也都交给了鄂温克族八旗官兵。而且,早在雍正三年(1725),清朝政府还派鄂温克族军官去管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派,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升索伦副都统外三为正蓝旗汉军都统”,五月二日“升索伦总管那尔赛为黑龙江副都统”,五月十日“升索伦总管塔尔岱为白都纳副都统,仍兼任索伦总管事物”,呼兰城守卫鄂温克族勒尔克善,也是当时被提拔的官员之一。乾隆初年,因业绩显著而将呼伦贝尔关防总管兼右翼鄂温克族总管博尔本察任命为蒙古正黄旗都统,鄂温克族名将海兰察先后任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蒙古都统等。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为进一步加强内蒙古呼伦贝尔中俄边境的军事防务,清朝政府从布特哈索伦部选调1636名鄂温克族官兵,加上达斡尔和鄂伦春及巴尔虎蒙古人共3000名官兵携带家眷前往呼伦贝尔,在伊敏河东、锡尼河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额尔古纳河一带边界进行防守。而且,在这一军事化社会组织内部,嘎山或嘎查(村)作为最底层的社会组织由牛录(佐)来管理,牛录则由旗一级行政部门来管理。鄂温克人守卫呼伦贝尔边疆的同时,积极开发温寒带草原和森林地区农业、畜牧业、林业、狩猎业生产,同周边各民族不断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不断增加以农牧业产品、狩猎业产品、木材产品为主的商贸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生活。
生活在黑龙江上游的索伦八旗鄂温克族还建了许多村屯和城堡,同样和周边各族、各部落间建立密切往来,很快形成以鄂温克族英雄人物博穆博果尔为首的军事联盟,军事势力范围包括从黑龙江上游到尼布楚以南和呼伦贝尔以北的极其辽阔的土地,同时也给黑龙江上游的索伦八旗鄂温克族同其他鄂温克族创造了较为舒适安定而自然资源丰富的社会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当时鄂温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招兵买马重新组建黑龙江上游的索伦八旗,不断对索伦八旗强化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不断硬性强化和完善纳税制度。重新编入黑龙江上游索伦八旗的鄂温克族军事化社会组织,同样承担着征战与生产的双重义务,并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边疆安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很显然,随着清朝初期生产关系的改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变化,划入八旗军事化社会组织管辖范围的鄂温克族也逐步进入封建社会,这使鄂温克族农区开始出现封建经济所有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