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全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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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代布特哈八旗社会组织

布特哈是地名,主要有“狩猎”“猎场”“猎人”等词义。由于该地区的河岸陆地及草原森林中猎物多,江河湖泊里鱼类多,再加上狩猎者也多,所以鄂温克人将其称为“猎场”,也就是“打猎的地方”,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就叫“布特哈”(butha)。后来,清朝政府在该地区以鄂温克族为主建立军事化的八旗社会组织时,就遵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对该地区的叫法,称为布特哈八旗。自古以来,布特哈地区的主要居民就是鄂温克族,不过除了鄂温克族之外,还有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族,基本上以姓氏家族为单位组村而居,所以在嫩江两岸、讷谟尔河流域、大兴安岭东麓的广大地域,有不少以鄂温克族某一姓氏家族组建的村屯。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生产活动。清朝政府看到布特哈地区的战略作用,以及鄂温克人的勤劳智慧、英勇善战,为了对布特哈地区进行军事化管理,从康熙六年(1667)开始,依照八旗军事化社会制度要求和规定,将布特哈的鄂温克等族以村屯为单位编成佐。先将鄂温克族敖鲁克腾的2000多人编成29个佐,任命温克德等29名鄂温克族人为佐领。然后,又把图勒图、阿布讷、索嫩木扎布、鄂和内4个鄂温克族村屯编成4个佐。被编入布特哈八旗不同佐的鄂温克人,在平时放下手中的武器参加劳动生产,完成向朝廷纳税纳贡的繁重任务,此外,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提高作战本领和战术水平;到了战时,就会披上盔甲、拿起武器、赶赴战场、投入战斗。布特哈八旗隶属宁古塔昂邦章京辖地。康熙初年,清朝政府还在嫩江中游西岸齐齐哈尔屯设立过“布特哈打牲部”,并让孟额德、博克、扎木苏等鄂温克人管理该部,发给他们官印,在齐齐哈尔屯办公。不过,“布特哈打牲部”的政务归中央理藩院管,军务均由宁古塔将军管。

鄂温克族史学家那云平先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设置黑龙江将军,调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划宁古塔将军所属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归黑龙江将军管辖,“布特哈打牲部”归入黑龙江将军辖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布特哈打牲部”始设总管、副总管,以原奉天将军安珠瑚为布特哈总管,设鄂温克族总管和副总管若干名,并赋予掌印治事大权,布特哈总管驻地仍设在嫩江中游西岸的齐齐哈尔屯,中央理藩院的陪官及事务值班与布特哈总管共同办公,管理布特哈牲丁;康熙二十四年(1685),“布特哈打牲部”归属中央理藩院和黑龙江将军双重管辖;康熙二十八年(1689),设立布特哈总管衙门,并迁至嫩江中游西岸的宜卧奇屯[3],布特哈总管衙门设鄂温克族总管副总管若干名,实行鄂温克族与达斡尔族分管掌印治事制度;康熙三十年(1691),布特哈总管衙门直属黑龙江将军管辖,不再由中央理藩院直辖,收回布特哈印鉴,换发木制官防印章;雍正九年(1731),组建了布特哈八旗,规定了旗色,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驻地仍设在宜卧奇屯,实施了由鄂温克族等总管合议管理制度,总管衙门仍归黑龙江将军辖治,衙署下设左司、右司和掌印处。其中,左司负责民政事务,右司负责军务,掌印处掌关防及文书,左司和右司各置正堂、副堂1员,每司有笔帖式若干员,为司官,每旗均设有鄂温克副总管;光绪二十年(1894),布特哈总管衙门升为布特哈副都统衙门,衙署从宜卧奇迁至嫩江东岸的博尔多站[4],布特哈副都统衙门设的副都统、副总管、协领、佐领、骁骑校等里都有鄂温克族任职。另外,还有披甲3000人。衙署设有户司、兵司、堂司和文案处。布特哈副都统衙门仍归黑龙江将军管辖;光绪二十五年(1899),布特哈八旗辖区以布特哈为轴心,东至木库山344里与黑龙江城搭界,南至纳约特沟源120里与省城齐齐哈尔搭界,西至兴安岭485里与呼伦贝尔城搭界,北至多布库尔河490里与墨尔根城搭界,东南至纳穆尔河源布伦山450里与呼兰城搭界,西南至索岳尔济山800里与呼伦贝尔及外蒙古喀尔喀车臣汗左翼前旗、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前旗、称尔沁右翼中旗、右翼前旗搭界,东北至乌云和尔冬吉山186里与墨尔根城搭界,西北至诺敏河源特勒库勒山520里与呼伦贝尔搭界,南北纵694里,东西横822里,东南至西北广990里,西南至东北广1040里;光绪三十二年(1906),裁撤布特哈副都统衙门,以嫩江为界,分设东布特哈总管衙门和西布特哈总管衙门。东布特哈总管衙门驻地为博尔多,辖地为今讷河市、五大连池市、克东县、克山县等地。西布特哈总管衙门驻地在宜卧奇,后改驻尼尔基,辖地为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甘南县、扎兰屯市等地。东布特哈和西布特哈归属黑龙江将军管辖;宣统二年(1910)撤销东布特哈衙门,改设讷河直隶厅,留下只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1913年改讷河厅为讷河县,1915年在东布特哈地区设克山县,1929年在东布特哈地区又设德都设置局和克东设置局。1915年,西布特哈地区筹建布西设置局,西布特哈总管公署与布西设治局并存,由总管兼理政务。同年,布西设置局与西布特哈总管公署迁至尼尔基,西布特哈总管公署已无行政权,1933年撤销西布特哈总管公署。[5]

根据那云平先生的分析,到康熙二十年(1681),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族几乎都被编入清朝政府建立的八旗军事化社会组织,分属布特哈八旗的47个佐。后来为了便于纳贡纳税,在原来编佐的基础上,根据鄂温克族居住地域和生产活动范围的不同,其内部分出五个较大区域:诺敏河流域的阿尔拉区、阿伦河及格尼河流域的涂格敦区、济沁河流域的济沁区、雅鲁河及音河一带的雅鲁区、绰尔河上游一带的托信区,并任命了参领以及首领。从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层级等次的划分来看,这五个区应该属于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与佐间的行政部门。到了雍正九年(1731),清朝政府又将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族五个区编入八旗。这使布特哈八旗的军事编佐达到97个。后来,因部分佐划归齐齐哈尔副都统和墨尔根副都统辖区,部分佐派往呼伦贝尔边疆地区驻防等,布特哈八旗佐编从97个减到61个。其中,27佐是鄂温克族,其他属于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等,鄂温克族27佐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社会交往、活动范围,还是在生产能力、生产水平、生产手段等方面均占有很大优势。黑龙江和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族基本上都归属了清朝政府制定的军事化八旗社会组织,接受了层级鲜明的军事化社会管理。左领、参领、副都统、都统等不同层级的八旗军事化官员的出现,使鄂温克族自古以来以姓氏家族为主的社会组织很快土崩瓦解。被纳入索伦别部的雅库特鄂温克人,以及后来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迁徙而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等,与被编入索伦八旗的鄂温克人不同,他们在严格意义上没有受到清朝政府八旗制度的军事化管理,从而也没有直接受到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的影响。

以鄂温克族为核心建立的布特哈八旗军团骁勇善战、所向无敌,成为清朝军队中的一支尖刀军团,每有战事,清朝统治者就会调遣布特哈八旗官兵出征作战:康熙年间,收复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者,平定噶尔丹叛乱、出征准噶尔;雍正年间,多次征讨准噶尔部;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剿灭入侵云南的缅甸匪帮、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反击驱逐廓尔喀(尼泊尔)入侵西藏,等等。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官兵南征北战,参加数百次重大战役,他们的足迹踏遍全国22个省,参战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多达10万余众。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将士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多,即使从后方增加新的鄂温克族兵丁,也难以补充鄂温克族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而留守布特哈八旗大本营的鄂温克族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活,由于劳动力的急缺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走向贫困,甚至到了极其贫穷的地步。鄂温克族人口急剧下降,生活水平也急速下滑,使这个本来彪悍、勇敢、富强、自信、智慧的北方民族沦为一个贫困、弱小、悲惨的民族。

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将士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反侵略战争中,在平定分裂叛乱,巩固民族团结的战争中,在剿灭地方割据势力、维护社会稳定战争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换言之,八旗兵役制度给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导致鄂温克族社会退化、经济滞后、生活贫困、人口下降。当时,鄂温克族上层社会及有识之士,向清朝政府多次反映布特哈八旗军事化社会组织内部出现的退化苗头,并请求清朝政府网开一面,让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将士有机会休养、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和损失,然后更加勇敢地参加重大战役和战斗。然而,清朝政府反而不断增加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青壮年应征入伍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征战、参战次数,不断增加驻守卡伦、巡查边境、屯兵驻防、移驻边陲的繁重军事任务,同时也不断加重献貂纳贡任务。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为加强黑龙江防务,抗击沙俄入侵者,先后从布特哈八旗调遣鄂温克族将士1000余人,屯垦黑龙江额苏里地区,参加修筑黑龙江城;康熙二十五年(1686),黑龙江将军调拨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等兵丁1000余人及家眷到墨尔根,筑建墨尔根城;康熙二十七年(1688),又抽调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600兵丁及家眷,移驻墨尔根城;康熙三十年(1691)建齐齐哈尔城时,从布特哈八旗抽调4佐鄂温克人,迁驻齐齐哈尔城;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为强化呼伦贝尔地区的防守工作,从布特哈八旗调出鄂温克族将士1636人和其他兵丁一起到呼伦贝尔驻牧戍边,编制了索伦左右两翼八旗,统称呼伦贝尔索伦八旗;雍正十一年(1733),还调用布特哈鄂温克族将士1000余名,前往齐齐哈尔城北本尔得地区驻防;雍正十二年(1734),调用鄂温克族与其他兵丁到呼兰,建呼兰城并驻防,组建了呼兰城防八旗;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政府为减轻新疆驻军三年轮岗防护边疆的军事费用,以及免去轮岗官兵长途跋涉与征战带来的艰辛,分两批派遣鄂温克族等东北民族的官兵,携带妻儿家人,迁驻新疆,长期驻扎那里守护边疆。清朝时期,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将士及其家人被迫四处征战、屯兵驻防、驻守边陲,使布特哈八旗的鄂温克族被不断分割,鄂温克族人口分布从大聚居的局面变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由于频繁出征和大举迁徙,到清朝末期,布特哈鄂温克族人的居住地区大为缩小,鄂温克族村屯也开始逐渐减少,鄂温克族人口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清朝初期,布特哈八旗的鄂温克族有几万人,到了1915年,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仅剩下500多户人家和3000口人。

清末民初,生活在布特哈八旗的鄂温克族,逐步摆脱军事化社会组织,恢复了本民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化组织结构,形成了家族姓氏或某一个大的群组为核心的村屯。布特哈地区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的鄂温克族自觉地废弃八旗军事化社会组织,开始恢复清朝时代之前的以家族为主的社会生活。比如,居住在讷谟尔河口以南、嫩江中游东岸索格勒、阿米勒、吾都、额木肯、博肯、给罗尼、木日根克义、白罗日等村屯的武力斯日、金科日、萨玛格日、郭博勒、涂格敦、索多勒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均恢复了嘎布卡浅[6]。居住在嫩江支流讷谟尔河流域的怀内杜拉尔、俄内杜拉尔、怀讷索鲁古尔、俄莫勒索鲁古尔、互讷维索鲁古尔、托木等村屯的杜拉尔、阿本千、姆鲁特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都变成讷谟尔浅;居住嫩江支流甘河下游西南巴彦、萨玛村的萨玛刻日、杜拉尔、敖拉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都变成甘河浅;居住在嫩江支流诺敏河流域嗄都沁、都古塔拉、杜拉尔、布坤、乌扎、拉力、杜尔苏、木古、罕古尔呼、库尔奇村屯的杜拉尔、萨玛格日、敖拉、武力斯日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都变成诺敏浅;居住在诺敏河支流格尼河流域得力克尔、依力博得、萨拉安嗄、朱肯柱、牙尔斯、沃勒莫尔丁等村屯的涂格敦、那哈塔、卡尔他基日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都成为格尼浅;居住在嫩江支流阿伦河流域嗄都西、嗄达奈、查巴奇、文布奇、白音陶海、亚尔特、依奇汗、吉木伦、那哈塔、莫尔丁、霍尔奇、索洛克奇、章塔尔、那吉、库莫、浩特等村屯的杜拉尔、涂格敦、那哈塔三个姓八个家族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都成为阿荣浅;居住在嫩江支流音河流域维古奇、海拉铁、孟克店、旧三站村屯的杜拉尔、达图、巴亚格日、卜力杰日、卡尔基日、阿本千、何音、哈赫日、依克基日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被称其为音浅;居住在嫩江支流济沁河流域萨玛格尔、博尔克、哈拉、莫库奇、萨拉库村屯的白格日、杜拉日、哈赫日、卜力杰日、伊格基日姓的布特哈八旗鄂温克人叫济沁浅。

由于人口减少,再加上外在因素的影响,布哈特八旗鄂温克族的聚居区域逐渐缩小,村屯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清末光绪年间,沙俄兴建中东铁路时圈占了雅鲁河两岸鄂温克人生活的村屯、牧场和猎场,并砍伐森林筑路。结果,沿线各站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开始大面积开荒种田,严重破坏了鄂温克人自古以来经营的牧场、农场、猎场,致使雅鲁河流域的哈拉苏、杜拉萨、阿利吉、卧牛河车站、扎兰屯、吉兰萨、成吉思汗站、古利横、尼古扎聂勒、碾子山、蓸哈尔、依玛基诺、龙头尔格、西四连、朱家坎、济沁达图、呼地17个村屯的鄂温克人被迫迁徙到雅鲁河以东的音河流域和雅鲁河以西的济沁河流域,结果雅鲁浅只剩下哈拉苏、阿利吉两个村屯的布特哈八旗的鄂温克人。

在清朝政府下令取消黑龙江江河流域和森林地带开耕种田的禁令,大力推行招民开荒政策之后,内陆地区移民大批迁徙到布特哈八旗鄂温克族生活的地域,开荒种地,使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到了民国初期,林区草原开垦面积不断扩大、破坏面积也越来越大,加上森林树木不断被砍伐,给森林草原的绿色植被、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存带来了极大危害。随着外来人口增多,社会治安变得更加混乱,盗匪横行乡村,破坏鄂温克族生活的家园,洗劫了鄂温克族为数不多的一点粮食和生活用品。这使谟尔河沿岸村屯的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陷于极度困难,许多鄂温克人放弃原来居住的村屯,游居于辽阔无边的草原以及神秘无限的山林。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兵匪四处横行,原布特哈八旗的部分鄂温克人深受其害。民国时期,布特哈地区成立了兴安东省,辖区划分出莫力达瓦旗、巴彦旗、阿荣旗、布特哈旗、喜扎嗄尔旗,因在省和旗两级行政机构任职的不少是鄂温克族,所以有一些鄂温克族从东布特哈讷谟尔河流域的村屯迁徙到兴安东省,其中有些鄂温克族从嫩江东岸沿江地区西迁到莫力达瓦旗。到1940年,讷谟尔河流域的鄂温克人几乎都西迁到莫力达瓦旗或巴彦旗等地定居,也就是说,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除嘎布卡以外的东布特哈地区鄂温克族几乎都西迁了,讷谟尔河流域的鄂温克村屯基本上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居住在扎兰屯、阿荣旗的不少鄂温克族陆续搬迁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以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嫩江中游东岸的鄂温克族村屯没剩下几个,剩下的村屯也自然与其他民族混居了。

总而言之,布特哈这一以八旗军事化制度管理的社会组织,为了建设、保卫祖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使鄂温克族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强大、彪悍、智慧、勇敢、善战的鄂温克族是这片沃土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是布特哈地区早期温寒带黑土地上农耕文明、商贸文明、社会文明的创造者,这将永远铭刻在鄂温克族历史的丰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