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文化认同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鄂温克族也同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他们的历史文化也同样走过了漫长的岁月。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是他们的先民用共同的信仰、信念、希望、追求和生命，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经千百代人的努力共同创造的。现代人们习惯于说鄂温克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得好好推敲。如果说现在在中国境内生活的鄂温克人没有文字，还似乎说得过去。但是，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除了中国之外，在俄罗斯、蒙古国、日本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鄂温克人。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口有7万左右，他们使用用斯拉夫字母创制的鄂温克文字，进行教学、科研，书写民族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出版的《古代字》一书里明确提到，作为鄂温克族先民的通古斯人在远古时期使用过一种刻写在桦树皮上的特殊文字符号，只是这种文字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了寻找这种刻写在桦树皮上的鄂温克族古代文字及其那些用桦树皮编制而成的书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还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有关专家进行过三年合作研究。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鄂温克族先民使用过古代文字及桦树皮书，但是给人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科学命题和深深的思考。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很多种符号系统或者早期文字，只是后来在自然灾害、战争、历史的迁徙和更新换代中消失了，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影记，有的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有的留下一定数量的文字记录和书籍，有的留下浩如烟海的宝贵财富。所以，鄂温克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否创制过本民族文字，现在我们还很难盖棺定论。我们须实事求是、客观实在、辩证科学地分析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同的民族走过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在历史上留下的足印也各不相同，有的民族走得很清楚，有的民族走得有些模糊不清，有的民族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这些民族的历史就不存在，或者说未来的人们就不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说或下定论。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实事求是且客观实在地分析研究我们未知的历史和世界，否则我们就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比如，曾经有一些民族学家或史学家，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牧养驯鹿为业的近300人口的鄂温克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然而，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于1958年内部印刷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社会调查》中明确提到：“使鹿鄂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酋长于1761年死后，俄罗斯地方政府下令取消他们的部落酋长制度，让俄罗斯地方官员来管理他们。”从此俄罗斯人完全统治了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调查报告中还写道：“使鹿鄂温克人的适龄儿童于1827年前就开始在俄罗斯远东的阿鲁功斯公立学校读书，大人们经常自己炼铁制造铁器，还给俄罗斯人种地当雇佣工，他们还用猎获物或手工制作品同俄罗斯人进行商品交易、换取卢布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狩猎用的枪支弹药等。他们在三百多年的历史岁月里，一直受到帝俄的残酷统治。所以，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受俄罗斯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受不了俄罗斯统治者的长年的压迫和纳税重负，1917年前后迁徙到我国境内。”调查报告中提到的这些情况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在该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可以证明。那时，使鹿鄂温克人中的多数老人懂俄语和俄文，并有一定的农业种植经验，懂得手工制作铁器的基础知识。这跟有些民族学家所说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使鹿鄂温克人还处在原始社会形态的说法完全不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连年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特别是为了逃避俄罗斯人的残酷压榨和统治，这部分鄂温克人赶着牧养的驯鹿群先后迁徙到深山老林里，几乎过上长年的隐居生活。由于得不到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他们在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产业每况愈下，生活质量也不断下降，再加上连年的严冬和自然灾害，使他们作为唯一生活依靠的驯鹿群数量大量减少。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甚至下滑到极度贫困的地步。当时，不少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死于疾病和霍乱，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剩下多少，许多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因此，这些生存下来的人们，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下，只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家族式的生活方式，通过家族成员的共同劳动、相互关照艰难谋生。所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猎获到食物，会自愿分给相依为命生活的其他家族成员，特别是那些孤寡老人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使他们都能得到较好的照顾，同样都能够分得猎获物及其他生活用品。而且，在那种生活极度贫困和弹药极缺的条件下，只有身体较为强壮的男性同胞才能上山打猎或伴随山林牧场四处游牧，妇女们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跟其他家族成员一起到驯鹿牧养点或到山上的猎场，用驯鹿运回驯鹿肉或获物的肉，每家每户每人平均分配来养活家人及村里的人。
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不同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此类特殊情况，出现过此类特殊社会生活现象。比如，在俄罗斯战火连年的岁月里，在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面前，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当中，许多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和族群抛弃往日的幸福生活和家园，逃离残酷无情的统治和剥削，远离俄罗斯统治者带来的灾难性政治运动，跑到人烟稀少的原始山林开始了隐居生活。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使鹿鄂温克人赶着牧养的驯鹿，离开家乡西伯利亚来到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森林生活。可想而知，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定的生存环境下，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一些民族学家到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地区进行社会调研，根据当时获得的实地调研资料，将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社会组织说成是原始社会形态的原因。这些民族学家还在此资料基础上，撰写出版了《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1961）、《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1981）等书。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很好地了解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时期的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所以就犯了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历史的客观真实的认识。如果人们认真地读过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相关历史书籍，客观地了解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真实历史，或者认真地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于1958年的调研资料，就不会得出如此偏离实际情况的结论。
当时一些民族学家对使鹿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产生误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沙俄时期殖民主义民族学思想的影响。在沙俄时期，民族学专家学者很喜欢用“原始论”与“进化论”，“未开发论”与“开发论”，“落后论”与“先进论”等二分法，把不符合他们政治制度或社会发展论的民族说成是“原始的”、“未开发的”和“落后的”。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从17世纪末期开始。受到俄罗斯人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他们被迫到东正教教堂让教父给自己的孩子起俄罗斯语人名，他们的信仰受东正教强烈影响而几乎变成萨满信仰和东正教相互渗透的双重性质的宗教信仰活动；后来，他们从其他通古斯人（包括那乃人）手里买来驯鹿，发展了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产业；等等。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兴安岭深处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时间里并非处于原始社会形态，而是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背景、特定生存环境和条件下的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社会形态。我们必须将这段特殊的历史，放入历史长河里进行分析，否则就会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观点。
对于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以及国际相关专家学者，都有相当科学而精辟的论述。比如，日本的著名通古斯民族学家黑田信一郎、佐佐木史郎等都曾严厉批评过“驯鹿鄂温克原始论”。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相关历史，以及真实地了解他们历史的人都明白，他们自从在山林间牧养驯鹿和经营驯鹿产业以后，畜牧业一直是他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他们用鹿茸、鹿血、鹿尾、鹿肉、鹿皮、鹿角等驯鹿产品，从俄罗斯人经营的市场上换取卢布，再用卢布购买生活必需品或枪支弹药。跟精心经营的牧鹿产业相比，狩猎是他们的副业。无休止的战火、吞噬山林的火灾、人类的过度狩猎等使牧鹿鄂温克人生活的山林中可获取的猎物越来越少，因此他们经营的牧鹿产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客观实在地认识和阐述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艰难历程，还原他们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应尽的义务。
众所周知，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额尔古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和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阿荣旗査巴奇鄂温克民族乡、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等地。同时，也有一部人居住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县、嫩江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在境外的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此外，在蒙古国和日本北海道的网走地区也生活过一部分鄂温克族。我国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部分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生产，此外，有着247名人口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兴安岭林区从事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业生产。鄂温克人有着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各地鄂温克族有其各自的风格特征，各自保存、传承、发展的浓郁的文化。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会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