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沿革及文化变迁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相关科研成果，鄂温克族的先民大体分布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年，即铜石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先民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
首先，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在色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村对面的佛凡诺夫山上发掘的遗骨，其身上所穿的服饰，跟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萨满穿的神衣十分吻合。在其服饰上发现的数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圆环及其佩戴的位置，同鄂温克族早期萨满胸前装饰佩戴的贝壳圆环及位置完全一致。此外，遗骨服饰上的一些白玉大圆环，与17～18世纪鄂温克人古代服装上的圆环毫无差别。由此，考古学家提出，鄂温克人的先民，在铜石并用的时代，就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饰，同鄂温克人的服饰，包括围裙的设计和款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可以肯定，现代的鄂温克人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贝加尔湖沿岸原住民有直接的亲属关系。所以，人类学考古资料，以及这些资料中包含的远古文化符号，也充分证实鄂温克族文化的标志性结构，同贝加尔湖地区独特的文化结构有不能否认的共同点和同源关系。其次，从人种学方面来看，鄂温克族的人体结构类型，包括头盖骨结构，其他骨骼结构，以及体型结构等，均具有很强的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洞穴中发现的头盖骨及骨骼特征，并具贝加尔湖地区先民的体质人种学意义的共同特征。
当时，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流动性很强的森林族群和渔民的先祖。他们一般都居住在用桦树皮搭建的十分简易的圆锥形桦皮屋里，在未将野生鹿驯化为家畜之前，他们从事猎业生产和渔业生产。从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内容等角度来分析，贝加尔湖地区的先民，同鄂温克人的先民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结论，与我国鄂温克人的历史传说中叙述的内容相同。在鄂温克族历史传说《鄂温克族的起源》中就讲道：他们的故乡在勒拿河，勒拿河是一条很宽的河，宽的连啄木鸟都飞不过去；勒拿河一带有个“拉穆湖”（lamu）[1]，有八条大河直接流入“拉穆湖”，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草上长着许许多多美丽的荷花；从湖边望太阳，太阳就在你的眼前，太阳似乎从湖边升起；那里气候很暖，湖周围有很高的山；鄂温克人的先民起源于“拉穆湖”岸边的高山和树林。另一个历史传说《鄂温克人的家乡》里还说：鄂温克人的故乡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岸边；萨满神歌里说，我们的先民是从石勒喀河岸边的发源地出发，顺着“锡伯哈达”（shiwehada）[2]山后的通道，经过黑龙江，来到了呼伦贝尔；我们的先民，原来就住在“仙人柱”（shierenzhu）[3]里。还有，跟鄂温克族起源相关的历史传说《那梅塔的传说》里也讲道：“那梅塔”姓氏家族成员及其萨满都说，鄂温克人的故乡在爱辉泉水那边，“阿穆尔海”（amurhie）[4]的岸边，阿尔巴津（雅克萨）城[5]的周围，石勒喀河的旁边，在西沃哈特的周围。总之，鄂温克人的先民活动地区是在贝加尔湖沿岸，以及贝加尔湖以东、以北的广阔的高山峻岭、茂密森林、辽阔原野、江河湖泊之中。因此，他们的历史文化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勒拿河、石勒喀河、阿穆尔河、宝格达山、锡伯山、爱辉泉水、呼伦贝尔等流域和地区，以及同猎业、渔业、驯鹿等生产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此外，根据鄂温克族先民在历史上迁徙和活动过的足迹，鄂温克族先民活动的范围还包括白令海峡、日本海、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等地区和海域。尽管鄂温克族先民在历史上的活动区域十分广阔，但如今，鄂温克人绝大多数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
鄂温克人使用的语言就叫鄂温克语，就如前面所说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现在没有本民族文字，但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于20世纪30年代利用斯拉夫字母创制了本民族文字，而且使用到现在。从不同历史年代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从辽代以后，就通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汉文等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而从清初开始，鄂温克族上层和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是通过满文和汉文学习文化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鄂温克族适龄孩童还接受过日式教育和蒙古文教育，他们通过日文和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牧区和林区的鄂温克族青少年主要接受蒙古文为主、以汉文为辅的文化知识教育，农区的鄂温克族孩童则完全是用汉文授课，也就是用汉文学习文化知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林区和牧区的教学也开始以汉语授课为主，汉语成为鄂温克族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而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适龄儿童或青少年，都到俄罗斯人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通过俄文学习文化知识。由于鄂温克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用不同民族的文字接受教育，因此鄂温克人能使用不同民族的语言。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70岁以上的老人懂满语满文、蒙古语蒙古文得多，有不少老人掌握汉语汉文，还有一小部分人掌握日语日文，也就是说，他们除熟练掌握母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之外，还掌握满语满文、蒙古语蒙古文、达斡尔语、汉语和日语等语言文字。70～55岁以上的鄂温克人里，在牧区，懂蒙古语蒙古文的人居多；在农区和林区，懂汉语汉文的人占多数。所以，这一年龄段的鄂温克人除了懂母语之外，还有不少人懂蒙古语蒙古文、汉语汉文、达斡尔语和鄂伦春语等。55～45岁的鄂温克人中，包括牧区在内懂蒙古语蒙古文的人连年下降，与此相反懂汉语汉文的人逐年增加。因此，他们熟练掌握汉语汉文，也有人懂母语及蒙古语蒙古文、达斡尔语，但懂鄂伦春语的人变得很少。45岁以下的鄂温克人中，他们在青少年时，几乎68%以上的人通过汉语汉文学习文化知识，只有32%的人通过蒙古语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因此，这个年龄段的鄂温克人基本上都懂汉语汉文，而懂蒙古语蒙古文及其母语、达斡尔语的人越来越少，懂鄂伦春语、赫哲语的人就更少了。再说，由于几乎从幼儿园时期就学习英语字母等，特别是上了小学到大学毕业都学习英语，所以鄂温克族青少年的英语英文知识能力、知识水平有显著提高。随着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鄂温克族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了其他民族文化，吸收了不少现代文化的新内容，导致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但即使在这种无情的现实、挑战面前，鄂温克族还是努力地保存、传承、延续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文明。对此问题，我们在其他相关章节里，还要进行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先谈到这里。
有关鄂温克族历史来源，在我国早期史书上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阐述。甚至，在国外有关我国东北民族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书籍里，也有不少谈到或记录我国鄂温克族历史文化来源的内容。这些记载虽然不完整、不全面，属于零碎性质的记述内容，但毕竟给我们探讨鄂温克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因此我们应该感谢早期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他们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为鄂温克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的贡献。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方面的有限资料和历史学文献资料，我们知道要探讨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只能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开始。与此同时，还要紧密结合我国黑龙江中游以北的山林地带的历史文化资料。在铜石并用时代，鄂温克先民基本上都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的辽阔土地上。那时，他们的生活很简陋，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用长木杆和白桦树皮搭成的圆锥形桦皮屋里，衣裤鞋帽被褥几乎都用兽皮缝制，主要从事自然牧养驯鹿、狩猎业和渔猎业生产活动。他们不断拓展，在茂密的森林地带自然牧养驯鹿。随着牧养驯鹿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鄂温克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变化，使得他们一直以来经营的狩猎业和渔猎业成为附属型产业。他们随着驯鹿牧场的季节性变化和驯鹿对于牧场的需求，在以大小兴安岭为核心的山林地带游牧。此后，绝大多数鄂温克人，在大小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接壤的辽阔牧场上，开创了以牧养牛马羊为主的我国温寒带地区畜牧业生产模式，这部分鄂温克族就成为现在经营草原畜牧业经济的索伦鄂温克人。同时，就在这一时期，另一部分鄂温克人走出大小兴安岭，放弃在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方式，迁徙到黑龙江中游以及精奇里江两岸的肥沃黑土地上，开始温寒带地区的种植业和农耕生产。
由此来看，鄂温克族在贝加尔湖一带的山林里驯化并牧养驯鹿的年代，应该早于他们驯化并牧养牛马羊的年代。他们应该早在北魏之前，就已经驯化牧养了野鹿，并开始了牧养野生牛马羊的畜牧业生产活动。因为，在北魏时期，或者说在北魏之前，从大小兴安岭迁徙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水土丰美牧场的鄂温克族人，很快就推广了适应于该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态结构的畜牧业生产，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呼伦贝尔温寒带地域的畜牧业经济社会体系。而另一部分鄂温克人，开辟了温寒带沿河沿江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不过，留在山林深处，常年跟着驯鹿牧场的变化与需求四处迁徙的一小部分鄂温克人，一直保留着在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生产生活方式。尽管如此，无论是搞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人，还是从事农耕生产的鄂温克人，或是在辽阔富饶的山林里经营自然牧养驯鹿生产的鄂温克人，都把狩猎业、采集业、渔猎业等传统生产活动作为必不可少的一种副业生产活动来经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对于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人来讲，作为副业的狩猎业、采集业和渔猎业所占的经济效益的比重越来越少。令人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一些民族学或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中，将狩猎这一副业当作了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主业，而对他们牧养驯鹿以及用驯鹿皮、驯鹿肉、驯鹿血、驯鹿茸、驯鹿尾等进行市场交易、购买生活必需用品和生产用具等方面的生产活动很少提到。或者说，这些书籍浓墨重笔描述牧养驯鹿鄂温克人的狩猎生产生活，却对他们精心经营的牧养驯鹿的产业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
在我国早期的历史资料上，对于鄂温克（ewenke）族有过不同的叫法。比如，在《魏书》中，鄂温克族被称为“失韦”；《隋书》中称为“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旧唐书·室韦传》中叫“黑水靺鞨”。这些史书中出现的“室韦”一词是满通古斯诸语和蒙古语族诸语里普遍使用的shigugaj⇨shiguj～shigaj～shige⇨shiwej～shiwe的汉字转写形式，泛指“密集的树木”“茂密的树木”“树林”“森林”“森林地带”等意思。毫无疑问，上述史料中提及的“室韦”各部及族群，应该是指生活在兴安岭森林地区的人们，其中就包括鄂温克人。在后来的《蒙古秘史》里，鄂温克人等生活在兴安岭的人都被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清初，居住于尼布楚周围的鄂温克族等被称为“树中人”。事实上，这些历史书籍里所谓的“‘室韦’部落”或“林木中百姓”等，不单是指“鄂温克人”，还包括“鄂伦春”“达斡尔”及生活在山林地带的“‘蒙古族’的相关部落或族群”以及“锡伯人”“满族人”等。同样，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先民，在贝加尔湖以东的维提姆河苔原森林地带生活时，与“北室韦”的部族毗邻而居，从而也就被划入“北室韦”部族之列。而且，在《文献通考》《新唐书》中，把鄂温克人基本都说成是“‘鞠国’人”或“‘鞠部’人”。到了辽代，女真人被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当时鄂温克族等被划入“生女真”之列。金朝统治天下之后，自然而然地将鄂温克人生活区域划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元代，鄂温克人生活的贝加尔湖及黑龙江流域，隶属元朝岭北行省，受元朝的直接统治，当时被称为“林木中百姓”和“兀良哈”的鄂温克族先民就生活在这一地区。进入明朝后，鄂温克族被称为“女真野人”与“北山野人”，接受明朝的统治，明朝册封了鄂温克族各部首领和地方官员，并规定鄂温克人要向地方官厅纳贡。
在17世纪初，当时的统治者依据鄂温克族生产方式和生活地域的不同，把他们分为三个分支。其一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和勒拿河支流威吕河以及维提姆河流域的森林地带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被称为“索伦别部”的“使鹿鄂温克人”；其二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一带的鄂温克人，由于这部分鄂温克人牧养牛马羊，主要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并以马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和生产生活的主要依靠，所以他们被叫作“索伦别部”的“使马鄂温克人”；其三是生活在石勒克河至精奇里江流域从事半农半牧生产的鄂温克人，也就是当时鄂温克族的主体部分，被清初政府称为“索伦部”或“索伦本部”。那时，他们虽然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从事着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生产活动，但在他们被编入“索伦本部”和“索伦别部”之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向清朝地方政府纳贡纳税的行政指令。特别是，“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很快被编入当时设立的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乌鲁穆丹城等木城和海伦屯、杜喇尔屯等村屯中，还被册封了首领和不同等级的官员。这里所说的“城”与其他地区的“城”不同，它实际上是指比村屯大、相当于乡镇的行政辖区。所以，所谓的“城”是由一些村屯或相当于村屯的生活区域组成。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村屯又是由某一姓氏的人们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成。比如，“杜拉尔”“涂克冬”“敖拉”“纳哈塔”“萨玛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图勒里”“阿鲁”“阿勒本千”“乌扎”“楞布尔勒”等村屯就是以姓氏命名的，就像汉族的“王家村”“刘家屯”一样。现在这些用姓氏命名的村屯名基本上都不用了，即使用也变成了乡镇一级行政辖区的名称。比如，“杜拉尔家村”“萨玛吉尔家屯”现在就演变成“杜拉尔乡”“萨玛街乡”等。过去，每一个村屯都有相当于村屯长的官员，而管理“索伦本部”的最高首领是名叫博木博果尔的鄂温克人，博木博果尔就是“乌鲁穆丹城”的首领。“乌鲁穆丹城”的“乌鲁穆丹”（urmudan）是鄂温克语，主要表示“山的尽头”或“山顶”等意思。而且，“乌鲁穆丹城”的首领博木博果尔有调动五六千人的作战部队的权力。
事实上，从明末清初开始，被称为“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同周边的商人或商业地区已建立了广泛的易货买卖或货币交易关系，同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鄂温克人自己经营的、相对稳定的交易场所。每年不同季节，都有周边或内地商人以及商业团队带着丝绸、日用品、粮食作物及生产用具、弹药，来到鄂温克人经营的交易场所进行买卖，甚至直接到鄂温克族的村屯中进行商品交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鄂温克人以猎获的珍奇动物皮毛、采集的名贵药材等换取布匹、绸缎、粮食、油盐以及生产生活用具、弹药和货币等。由于占据着优势商业通道，“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外来商人和外来文化，特别是来自周边地区的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因此，“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的上层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建造永久性房屋、穿满族式的丝绸衣物、佩戴各种装饰品、送子女上学、学习满文等。所有这些，为鄂温克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他们早在17世纪就已经形成了以军部编制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经济进入特定发展阶段。
总体来说，鄂温克族早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贝加尔湖及大小兴安岭的广袤山林以及周边的草原地带。这些地区，两汉时期为“鲜卑人”的生息地；南北朝时期是属于“北室韦”“钵室韦”诸部的生活区域；唐代居住过“北山室韦”及“鞠部”各族，并隶属地方都府管辖；辽代在这些地方设立室韦节度使，归西北路招讨司管辖；金代设立蒲与路；元代属岭北行省和开元路管辖；明代隶属于奴尔干都司管辖。
综上所述，鄂温克族较早地进入了阶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人，一直保持着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即使是在这部分鄂温克人当中，也早已建立了明确的分工制度，对家养驯鹿及猎枪等私有化生产工具已经有了严格的产权概念，有了明确指定的货币交易场所，形成了稳定的商品交易模式和制度化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有一定差异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穷人经常到俄罗斯王公贵族家里打工、种粮、充当佣人，而他们中有地位有钱的人则把孩子送到俄罗斯人办的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到了清代，从崇德元年（1636）开始，在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也陆续归服清朝政府，此后他们定期向清朝政府纳贡貂皮、鹿茸、鹿血、鹿尾等名贵猎物和驯鹿产品。由于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按期定数积极纳贡，所以经常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设宴款待，还得到官方赐予的鞍马、朝服、衣帽、缎布、烟酒等生产生活用品及数量可观的银两。而对于经营半牧半农生产的同时，还将狩猎业作为副业来维持生活的鄂温克人来说，他们在明末清初除了向当地政府缴纳谷子、大麦、燕麦、荞麦和各类蔬菜之外，还要把到江河里捕获的鱼产品及从山林中猎获的虎、貂、猞猁、野猪、野鹿、麋鹿等作为纳贡品上交。
从清太宗崇德年间起，清朝政府将居住在黑龙江北部各支流及石勒喀河、精齐里江一带，从事畜牧业生产，兼搞农业和狩猎业的鄂温克族各部，陆续编入以姓氏为单位的不同牛录，每个牛录任命其牛录额真[6]（后改称佐领）及上级领导都统，并发放不同等级的清朝军营衣帽、朝服以及军用袍褂和官印等。这使以军事编制单位生活的鄂温克族村屯，其内部已基本形成各村屯选举产生村屯长，村屯长再选举产生不同牛录额真（佐领）的选举制度。尤其是，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私有制社会的不断成熟，鄂温克族统治阶层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同时他们的财产积累得也越来越多，从而很快显示出上层阶级或有权阶级特有的地位和身份。康熙六年（1667）以后，清朝政府将鄂温克族按照不同姓氏分成由29位佐领管辖的不同牛录，进而整个划归给黑龙江都统管辖，事实上是由齐齐哈尔副都统直接管理他们的一切日常事务。后来，从这些由军事编制组成的鄂温克族牛录中选出相当数量的青壮年兵丁，派去驻防黑龙江城、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的边塞关口，并由清朝驻防八旗直接管理和指挥。由于他们承担了保卫边疆和抗击外来入侵等重要军事使命，所以减免了他们向地方政府缴纳的各种纳贡指标及任务。当时，为了强化军事管理，清朝政府还在以鄂温克族为核心组成的黑龙江驻防八旗中，不断增加兵丁的同时把佐领扩充到108位，还增设了鄂温克族协领和满族协领。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了清朝政府的布特哈八旗这一强有力的军事阵营。事实上，以鄂温克族为主组成的黑龙江驻防八旗的“牛录”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兵丁，同时还有清朝政府特别配制的一到两名满族佐领和一些满族特殊兵丁。而那些没有被取消纳贡制度的鄂温克族，由于长期接受清朝政府的军事化管理，加上语言交流的便利以及多年来受到的清军官兵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使他们向清朝政府纳贡的各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他们同清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
17世纪中叶，沙俄先后侵占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以及黑龙江流域等鄂温克族生活的区域，并以石勒喀河上游对岸建立的尼布楚军事基地为中心，不断扩大其所占土地、兴建俄罗斯居民区和东正教堂，还开办了不少专门教俄语的小学。此外，沙俄在鄂温克族集中生活的村屯之间、鄂温克族上层阶级与清政府之间、鄂温克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矛盾，挑拨离间，通过分裂手段不断削弱鄂温克人的军事力量。沙俄入侵者为收买鄂温克族上层人士和将领，封给他们公爵、军官、军士等荣誉、地位、官衔。然而，所有这些，没有改变鄂温克族人民为土地和自由而战的信念和决心。他们用手中的枪杆子同沙俄入侵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特别是在雅克萨战役中，被编入八旗的鄂温克族官兵狠狠地打击了沙俄入侵者，由此受到清朝政府的嘉奖。鄂温克族官兵抗击沙俄入侵者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也就是清政府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止。从顺治初年开始，抗击沙俄入侵者的鄂温克族才无可奈何地放弃为尼布楚等被占土地的战斗，陆续迁至或返回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沿岸及其支流甘河、诺敏河、阿伦河、济沁河、讷莫尔河、雅鲁河等流域以及呼伦贝尔草原居住。尽管如此，鄂温克族始终没有放弃为祖国疆土的完整，为保卫边疆而战的决心和义务。
我们完全可以说，从清初开始，勇敢善战的鄂温克八旗官兵，在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打倒、消灭、赶走一切外来反动势力，为了我国边防的安全、稳定和巩固英勇抗击外国列强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斗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削弱了外国列强的战斗力、军事势力，从而谱写了一段辉煌而永载史册的历史。
清朝政府把鄂温克族编入八旗后，从小就对鄂温克族人灌输作战教育，进行半军事化的教育等。鄂温克族人在未成年之前，不会正式成为八旗兵，因而无法享受相关权益，也无权享受清朝政府在军营里发放的各种待遇或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到了18岁之后，具备参加八旗兵的资格，就能开始逐渐享受披甲、领催、小领催、大领催、骁骑校、云骑尉、佐领等等次明确的兵役、军级、银两待遇。如果，在战斗中立功，还能获得各种等次的荣誉称号，甚至提升为不同官职，分给土地或牧场。而且，这些官职可以世袭三代。战斗中若是佐领牺牲了，就由云骑尉代理佐领领导作战，进而替代佐领部署各项军事职务。清朝时期，跟鄂温克族相关的边疆关口，一般都是由鄂温克族云骑尉带兵防守，那些佐领只有在战时或非常时期才会现场指挥战斗。
清朝政府把勇敢善战的鄂温克族编入八旗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扩充军事实力和巩固东北边防的军事力量。鄂温克族八旗官兵，为捍卫和巩固清朝疆土所做出了不可磨灭战斗功绩。正因为如此，鄂温克族八旗官兵被乾隆帝称赞为“实胜绿旗”，清朝政府也把鄂温克族官兵视为“骁勇善战”的八旗精锐军团，十分重视鄂温克族八旗官兵的作用，哪里有硬战大战艰苦战就把鄂温克族官兵派往哪里。
谈到鄂温克族在清代为祖国的统一和疆土的安宁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无私奉献、巨大牺牲，就不得不提到鄂温克族英勇无敌的军事将领、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与军事思想家海兰察。海兰察从小忠诚勇敢、胆略过人、智慧超群、大公无私。他在戎马岁月里，把鄂温克族在浩瀚无疆的草原游牧生活中积累和传承的坚韧刚毅而博大超然的精神，以及森林狩猎生活中摸索和感悟的巧取猎物的智谋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能指挥鄂温克族八旗官兵所向无敌，在残酷而无情的战役中取得赫赫战绩，从而多次受到乾隆皇帝及清朝政府嘉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他降伏大小金川土司，平定准噶尔叛乱，镇压台湾鹿耳门港叛军等，均属我国军事史上不可抹去的辉煌战绩。海兰察作为清朝的军事功臣，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领侍卫内大臣升为正白旗蒙古都统，过了两年又从二等公爵晋升为一等公爵，他还四次被列入紫光阁御功臣绘像之列。他是一位充满智慧，拥有战略战术的军事指挥家，在他的征战岁月中有过领军百万、横扫强敌的伟大战役，也有过指挥为数不多的精锐兵力出其不意地歼灭强大敌人的战斗传奇。海兰察在近40年的戎马生涯里，率领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南征北战，他最后一次远征西藏得胜之后回到北京就重病卧床，数月后医治无效而故去。当时，乾隆皇帝和清朝政府按照都统衔的等级，为海兰察举行了隆重葬礼。海兰察的一生，是为祖国的统一而战的一生，是和一切分裂国家的敌对势力战斗的一生。
另外，雍正初年，为平定准噶尔以及防止沙俄的侵略，清朝政府把驻守于白都纳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派遣到新疆，强化镇压新疆叛乱的军事力量。从此，被派遣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长期驻扎新疆各地。后来，清朝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疆边防军团，不断增加天山南北的兵力以及伊犁鄂温克族八旗官兵的兵力，还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英吉沙尔等地，重新布置鄂温克族八旗官兵的驻防军营。另外，清朝政府为强化东北边防军的力量，于雍正十年（1732）从布特哈八旗中，选出约3000名鄂温克等民族的官兵及其眷属，编成50个牛录（佐领），分属八旗，从左右两翼，前往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进一步强化呼伦贝尔地区边防安全。那时，鄂温克左翼总管设在南屯，右翼总管设在西屯。[7]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在蒙古[8]北部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鄂尔浑河等地派遣数量可观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驻防。
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常年奔波于南北战场，征战时间常常长达几个月或几年，甚至几十年，由于长期在战马上、战火里、战旅和征战中度过岁月，鄂温克族八旗官兵不能经常回家探亲，只能让妻子到驻军的兵营地与丈夫相会。当时，鄂温克族官兵把妻子们到军营探望丈夫的现象称为“到战场取孩子”，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鄂温克族将士为保家卫国做出的牺牲和奉献。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在战火连年的年代也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到清朝嘉庆和道光年间，驻防在新疆伊犁地区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在战场上伤亡极其惨重，在其他地区的大小战场上，也有相当数量的鄂温克族官兵牺牲了，这使鄂温克族官兵的数量急剧下降。按《黑龙江纪略》有关统计，鄂温克族官兵数量在清朝初期有67700[9]多名，到道光年间只剩下1万多人，甚至，一些本来有几十户人家的鄂温克族村落，因出征打仗最后只剩下一两户人家。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外国列强乘虚而入，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鄂温克族八旗军由于无休止地征战而失去优势兵力，军营士气连年下滑，逐步走向消亡。有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回到家乡，继续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但是，绝大多数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却永远地留在了清朝政府派遣驻防的边塞要地或他们战斗过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将鄂温克族生活区域划归日伪统治下的“兴安东省”和“兴安北省”。当时的日伪统治者，在呼伦贝尔设立索伦旗、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右旗等机构，将原来的布特哈辖区划给“兴安东省”。日伪军很了解勇敢善战的鄂温克族，他们深知鄂温克族是一个不屈不挠且英勇善战的民族，为防范鄂温克族的武装抵抗，达到彻底统治的野心和目的，日伪军在当地实施极其残酷的军事化管理、军事化镇压、军事化统治。与此同时，日伪统治者在鄂温克族生活的区域还设置了“日伪警察队”和“特务机构”，24小时不间断地严密监视鄂温克族的各种活动。他们还在海拉尔等地增设“关东军栖林训练营”等专门机构，在“索伦旗”鄂温克族集中生活的辉河牧区专设“日伪警察队”的分支机构，对于鄂温克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严密控制并实施残酷的军事统治。他们利用各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在鄂温克族内部以及鄂温克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矛盾和纠纷，导致鄂温克族民族内部或与其他民族之间不断产生冲突，从而达到日伪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统治目的。当时的伪满傀儡政府，还强制性规定鄂温克族青年必须服兵役，凡到服兵役年龄的青年必须按规定应征当伪满洲国的“国兵”。对于生活在山区或林区的鄂温克人中，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以日军官兵为核心的日伪军“山林队”，其中强行编入了一部分鄂温克族青壮年。
更为阴毒的是，日本侵略者诱导扎兰屯、阿荣旗等农区鄂温克族青壮年吸食鸦片，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指令吸食鸦片，就会被强制性注入鸦片。这导致鄂温克族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对于各种疾病的抵抗功能。结果，在当时几度蔓延的伤寒病中，那些被迫吸食鸦片或强制性注入鸦片的鄂温克族青壮年几乎全部丧生。日本侵略者还以种痘、打预防针为名，用鄂温克人做各种细菌试验，导致鄂温克人口再一次急剧下降，严重威胁整个鄂温克族的生存和命运。
然而，不屈不挠又英勇善战的鄂温克族，始终没有放弃为自由和光明而战的决心和信念，他们以各种方式不断抗击日本侵略者，包括偷袭日军营地，破坏日军军事设施，切断日军军火通道等。鄂温克族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东北抗联。在东北抗联的艰苦卓绝的战场上，鄂温克族抗联官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斗作用与作战优势，他们辗转于大小兴安岭的广阔密林和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给日本侵略者和伪满傀儡军队以沉重打击。当抗日战争转入最后阶段，他们积极主动地跟人民军队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英勇无敌地歼灭日本侵略者，直至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鄂温克族人民又举起了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旗帜，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抗击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消灭驻守在鄂温克族生活区域的“国民党保安队”“国民党森林支队”“国民党武装匪兵”，以及“国民党军团第7旅”。在辽沈、西南、解放西藏等重大战役中，参战的鄂温克族官兵英勇杀敌，荣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在解放西藏的战役中，鄂温克族骑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许多鄂温克族青年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知识和理论，不少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工作队，到农区动员群众积极纳粮，并将征得的粮食及时运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在东北作战的部队。可以说，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鄂温克族人民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鄂温克族青壮年自觉而踊跃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义无反顾地投身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役。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鄂温克族青年同样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绩。
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鄂温克族人民更加懂得今天的安宁、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们珍爱和平、珍视历史，深深懂得不忘初心、永远前进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