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初词学话语建设及其局限
清代词学中兴在理论上的表现是高举“尊体”大旗，破除词为小道的传统偏见，将词抬到和诗同等的位置，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审美见解，比如比兴寄托、正变之争、词史之论，等等。在我们看来，创作的繁荣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资源，理论的深入则需要成熟的话语作基础，清代词学理论的成熟是在进入近代社会的晚清时期，而清代词学话语的建设却是在清代词学步入复兴阶段的顺治、康熙时期，尤其是康熙中叶对词学话语的积极建设，为词学理论在近代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 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三个阶段
古代词学话语建设的发轫，当以李清照《词论》的出现为标志。这是词学史上第一篇专门讨论词学问题的文章，更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词学话语建设的专题论文。它提出的“别是一家”之说，明确要求将词与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区别开来，并启迪后来者构建一套不同于诗而适合于词的话语系统。南宋张炎的《词源》是在构建词学话语方面作出努力的第一部词学专著，其提出的“清空”“质实”“雅正”“软媚”“粗豪”，成为清代词学的重要话语资源。明代向来被称为是词学的中衰时期，其实，明代在话语建设上却是从宋代到清代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诗余”“正变”以及以字数为标准区分词为小令、中调、长调等，都是明代词学对词学话语建设的重要贡献。
清初词学话语是宋元以来话语建设的理论延续，更是明代词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大致说来，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理论特征。
第一阶段是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元年，以邹祗谟《倚声初集》的编选、刻印为标志。这是清词创作的起步阶段，也是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许多致力于词的创作的群体，除了明末崇祯年间出现的云间派之外，还有“西泠十子”和“柳洲八子”，以及以董文友、邹祗谟等为代表的毗陵词人群体。他们沿用明代的有关话语，围绕词的体性及词史盛衰等问题开展讨论，将明代有关的词学观念进一步深化。他们还通过编选唐宋词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词学观念，借助整理、出版本派词人词集的方式，展示本派的创作实力，壮大本派在词坛的影响。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元年的18年时间里，先后结集的词籍有《倡和诗余》《支机集》《西泠词选》及《柳洲词选》，特别是邹祗谟在顺治十八年（1661）编纂的《倚声初集》，选录自明天启至清顺治约40年间的作品1914首，词人475家，其中仅顺治一朝词人达324家，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词坛创作繁荣局面的整体展示，集中还收录了大量时贤品评之辞，表明他们已是有意识地在建立一种新的词学话语体系。
第二阶段是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的出版刻印为标志。这25年是清初词学大为发展的25年，不仅涌现出众多的词派，出版了大量的词选、词集，而且还有一大批词话问世，词学话语的建设进入了自觉时代。
清初词学话语建设能够进入自觉时代的原因，是人们深感宋明时期的词学话语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丁炜称：“词既中熄于明，刘、高、杨、瞿而后，鲜有继轨。诸凡《兰畹》《金荃》之刻，藏弆寥寥，捃摭无资，仅仅取《花间》《草堂》注中一二隽评韵事，合诸里巷琐谈，以灾梨枣。考证不精，则缪讹相袭。体裁罔辨，则俚雅杂收。欲成千百年未见之书以夸来者，不戛戛其难哉？”[2]他认为清初流行的《花间》《草堂》注中有关的话语，已不能满足新时代词学批评的需要，因此需要建立新的话语系统，实现这一目的有诸多方式。第一，积极撰写各种形式的词话，探讨有关创作、批评及理论问题，形成了清代词话写作的第一次高峰，诸如《金粟词话》《远志斋词衷》《花草蒙拾》《柳洲词话》《窥词管见》等。第二，系统地整理古今词论，提取其中的理论精华，体现出一种建设当代话语的创新意识，以王又华《古今词论》、沈雄《古今词话》、徐釚《词苑丛谈》等汇集古今论词意见的专门著作为代表。第三，在某种词学观念指导下，从事词学批评活动。过去，人们认为散见于各种词集词选中的评点，大多都是文人之间相互标榜的过誉之辞，其实，这正是清初词人进行话语建设的一种积极尝试，如果我们将这些评点搜集、整理出来，就会发现有许多通用的话语和共同的观念，它们是清初词学在话语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三阶段始自康熙二十七年，此时段词学的话语建设，由前一阶段的热闹、繁荣渐趋于平和、稳定、成熟，不再有大量的词话和词籍涌现，词学观念也由前一阶段的多元并存而变为浙派一家独鸣。当时，人们对浙派清醇雅正的审美主张持普遍认同态度，其主要标志就是《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的先后刊刻行世。
《御选历代诗余》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该书由沈辰垣、王奕清主持编纂，收录自唐五代迄晚明的词共9000余首，凡1540调。“凡柳、周婉丽之音，苏、辛奇恣之格，兼收两派，不主一隅。旁及元人小令，渐变繁声，明代新腔，不因旧谱者，苟一长可取，亦众美胥收。至于考求爵里，可以为论世之资，辨证妍媸，可以为倚声之律者，网罗宏富，尤极精详。自有词选以来，可云集其大成矣！”[3]该书卷末附有词话十卷，收录五代北宋以来的词论词评，卷首有玄烨所撰《历代诗余序》一篇，揭示了此书的编纂宗旨。序云：“词者继响夫诗者也。……夫诗之扬厉功德，铺陈政事，固无论矣。……是编之含英咀华、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4]这部词选的出现，是对清初以来编纂词选风气的一次整饬，也是对清初词学话语建设活动的一次汇总。这一时期，有一部词选、一部词评及一部词话颇引人注目。一部词选是指《草堂嗣响》，该书的例言提出了相当精辟的理论见解；一部词评是指许昂霄的《词综偶评》，该书的评点是讲论浙派崇雅黜俗的家法；一部词话是指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该书对清初云间、阳羡、浙西三派论词意见进行了一次整合，称得上是对清初词学话语建设工程的一次集体检阅。
二 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主要路径
话语，按照通行的说法，它包括语词（术语）、意义（观念）及言说方式，其中，言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定型性，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有关；而意义（观念）则具有相对的变动性，和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风尚有关。而无论是言说方式，还是思想观念，都必须以语词（术语）作为支点，也就是说，语词（术语）是意义（观念）的表征，是决定言说方式能否运行的先决条件。王国维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5]因此，语词（术语）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投射，人们的思想观念对话语形态的形成有较为深刻的影响。那么，清初词学是怎样建立自己时代的话语形态的呢？又是怎样建设支撑新思想、新观念的语词体系的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
首先，或是直接沿用宋明词学话语，或是将宋明词学话语予以重新解释，使原来的话语在意义上有了新的转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本色”和“诗余”。
“诗余”是在宋代就已有的话语，以填词为诗人之余事，宋人在编纂诗集时，通常将词集附之于后，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诗余》、吴潜的《履斋诗余》、黄机的《竹斋诗余》等。但它在宋代并不是作为文学体裁——“词”的专名，而只是表示是某人的“诗之余事”，直到明代张
作《诗余图谱》，“诗余”才成为词的“又名”。当时，俞彦撰《爰园词话》，即将“诗余”解释为诗之绪余；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释“诗余”时还说：“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6]到清代，人们大都沿用明人以“诗余”称代词的表达习惯，但在具体的理解上却不同于明人：他们不仅认为词由诗发展而来，而且指出词接过了古乐府“感于哀乐”的“骚”“雅”传统。如朱彝尊认为词虽为小道末技，但是，“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原因就在于“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7]。毛奇龄也说：“夫诗尚温柔，而况其余乎？……夫诗尚绮靡，而况其余乎？然则诗余者，温柔绮靡之余焉者也。……其源直本于《国风》、《离骚》，故《离骚》名词，诗余亦名词。”[8]丁澎甚至以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观念来解释诗余：“诗余者，《三百篇》之遗，而汉乐府之流系也。其源出于诗，诗本于文章，文章本乎德业，即谓诗余为德业之余，亦无不可者。”[9]这是清初词学对明代“诗余”作的新的释义，适应了清代词学的尊体愿望和构建新形态的要求。
沿用明人对宋人“本色”之论所作的阐释，也是清初词学承传明代词学话语的一个范例。“本色”之论首见于陈师道《后山诗话》，意在指责苏轼填词不合于词的体制要求。那么，陈师道为什么要说苏词不合于词的体制要求呢？晁补之说：“东坡词小不谐律吕，盖横放杰出，曲子中缚不住者。”[10]看来，“本色”是指词在音律上的表现不同于诗的体制要求，即协律。到明代，宋词赖以传唱的音乐环境不复存在，“本色”之义渐由协律转而指向它的体格。不同的词人因审美宗尚不同，在体格的审美取向上是大不相同的。何良俊认为“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如周邦彦、张先、秦观、晏几道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也”。[11]在孟称舜看来，诗、词、曲体格虽异，但在言情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即不论何种文体都是用来表达“作者之情”的。“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宁必姝姝媛媛，学儿女子语，而后为词哉？”[12]清代词学基本上承袭了明人的看法，但不同的词人、词派因词学观念的差异，在对本色意义的理解与接受方面是存在分歧的。以王士祯为代表的广陵毗陵词人群，接受的是何良俊以婉艳释“本色”的观念。如彭孙遹说：“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13]王士禄也说：“词固以艳丽为工，尤须蕴藉，始号当行。”[14]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接受的是孟称舜以出于性情为本色的观念。如徐喈凤认为词是言性情的，性情的不同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差异，不管是婉约，还是豪放，只要是出乎性情，即是本色。“故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15]蒋景祁也说：“宋词唯东坡、稼轩魄力极大，故其为言豪放不羁，然细按之未尝不协律也。下此乃多入闺房亵冶之语，以为当行本色。夫所谓当行本色语，要须不直不逼，宛转回互，与诗体微别，勿令径尽耳。专谱艳辞狎语，岂得无过哉？”[16]应该说，清初词学关于“本色”的两种阐释都是有道理的，前者突出了词的体性要求，后者则注意到词在失去其音乐特性之后和诗的共通性。
其次，在尊体的理论背景下，清初词学还大量地借用诗学话语，试图打通诗学与词学的界域，初现清代词学诗学化的倾向，这样的话语中，比较典型的是“比兴寄托”。
清代词学在话语建设过程中，尽管吸纳了明代词学的有关话语，但是它们运用话语的“语境”却是大不相同的。这决定着：明代强调诗词的体性差异，清代更重视诗词的同源关系；明代突出诗庄词媚的审美品格，清代则寻求诗词会通的抒情本质。徐士俊说：“词与诗虽体格不同，其为摅写性情，标举景物，一也。”[17]朱彝尊还对明代词学严格区分诗词畛畦表示不可理解：“诗降而词，取则未远，一自词以香艳为主，宁为风雅罪人之说兴，而诗人忠厚之意微矣。窃谓词之与诗，体格虽别，而兴会所发，庸讵有异乎？奈之何歧之为二也。”[18]他们不像明人有意识地区分诗词的不同，而是力图寻求诗词的会通之处，摸索诗词两种文体共同的创作规律；还按照明人分唐诗为初、盛、中、晚的历史描述模式，也将唐宋词史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如贺裳就拟五代诸家词如初唐之诗，到宋代词走向极盛，周、张、康、柳蔚为大家，相当于盛唐之诗。至于南宋姜白石、史邦卿则如中唐之诗。明初之词好比晚唐之诗，“中实枵然，取给而已”[19]。同样地分词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不同的是，贺裳认为词的发展为盛极必衰，而在尤侗看来，词虽衰却能复盛，并预测清词即将由衰转盛。他在《词苑丛谈序》中说：“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诗之后，《香奁》、《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词之后，遗山、蜕岩亦仅矣，及吾朝而恢其盛。”[20]尤侗对清词振兴的预测，符合当时词坛的发展实际，也顺应了清代词学话语建设为新时代服务的宗旨。
论词重比兴寄托是清初词学对诗学话语借鉴的具体体现。清初词学论词尚含蓄蕴藉，这和诗学中的比兴传统是相通的。后来，张惠言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21]过去，人们都认为词中的比兴寄托说始于常州派，其实不然，清初就有很多词人谈到词应讲求比兴寄托。如曹禾认为词与诗无异，亦可继承诗之“主文谲谏”的精神，以美人香草来寄托。他说：“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流连，寄托居多。《国风》、《离骚》，同扶名教。即宋玉赋美人，亦犹主文谲谏之义。良以端言之不得，故长言咏叹，随所指以托兴焉。”[22]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他批评柳永的词过于卑靡，赞美曹贞吉的《珂雪词》寄托遥深。以寄托作为自己论词主导话语的是纳兰性德，他认为词继诗而起，接续的是《风》《骚》精神，即屈原的“美人香草”与杜甫的“芒鞋心事”，词可以通过比兴托物的手法来寄寓作者的深意。如他的怀古词《南歌子·古戍》，通过对古战场陈迹的描述，将深沉的历史兴亡之感寄寓其中，也包含着对统治者发动穷兵黩武战争的讽刺之意。又《浣溪沙·姜女祠》下片，也借对姜女庙的咏叹，批评了秦始皇不恤人民疾苦而修筑长城的罪恶行径，同时也寄寓了词人对人民疾苦的关切之情。论词崇尚比兴寄托的还有吴绮，他曾批评“今人”作词“缘写思妇之情，罔顾风人之旨”[23]，极力主张词即便写儿女艳情，也要有托旨。他认为《花间》《兰畹》实是有寄托的，是《楚辞》美人香草传统的余绪。“夫词之为道，始于李唐，而其体浸淫于五代，盛于赵宋，而其情原本于六朝，故体以靡丽而多风，情以芊绵而善入，虽有《花间》《兰畹》之目，实则美人香草之遗也。”[24]当时词坛领袖陈维崧、朱彝尊都谈到词中的寄托问题，只是因为“寄托”论不是他们的理论核心，故往往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忽视，人们更加注意常州派的寄托说，可以这样说，寄托的理论成熟于晚清，而寄托的话语形成却出现于清初。
最后，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炼出词学话语，也是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话语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创作实践的，或引导某种审美风尚，或总结某种创作经验。宋代流传下来的及清初创作的大量文本，便是清初词学的一个话语源，即何种作品是成功的，何种作品是失败的；何者是应该学习的，何者是应该捐弃的——这些都需要清初词学予以明确的回答。
顺治五年（1648），宋征舆为宋征璧《唐宋词选》所作序文，就表现出一种从创作中总结词学话语的意向。他把李白的创作风格分为“柔淡”与“俊逸”两种：“《菩萨蛮》以柔淡为宗，以闲远为致……《忆秦娥》以俊逸为宗，以悲凉为致”[25]。宋征舆开始注意到同一作者创作中的不同风格。顺治七年，宋征璧在为自己编纂的《倡和诗余》所作序文中，推崇永叔之秀逸、子瞻之放诞、少游之清华、子野之娟洁、方回之新鲜、小山之聪俊、易安之妍婉。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不同作者创作中的优劣之处，将宋代词人分为我辈之词和当家之词两种类型：“黄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王介甫之镵削，而或伤于拗；晁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陆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叶律，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父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审格，亦其选也。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26]其中的“苍老”“镵刻”“规检”“豪爽”“萧散”，都是属于作品风格范畴的话语。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篇见解精辟、论述简略的作家论，也是一篇关于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重要文章。
清初繁荣的创作局面，也为人们进行话语建设提供了有利资源，因此，探讨时贤的创作风格是清初词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一，它表现为试图对同一作者风格进行准确的描述。如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记录了唐祖命、丁景吕、徐东痴等人为王士祯《衍波词》所作序文，这几则序言，比拟王士祯为景（李璟）、煜（李煜）、小山（晏几道）、淮海（秦观）、屯田（柳永）、清照（李清照），还指出王士祯词的风格特点是“哀艳”“倩盼”“旖旎而秾丽”“芊绵而俊爽”“朦胧萌折，明隽清圆”，从多个角度以不同的语词描述了王士祯创作的特征，这表现了清初词学在风格范畴话语建设上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它还表现为对不同作者的风格进行类型分析。正如前文所说，王士祯在《倚声集序》里根据作者的才性不同，分词为诗人之词、文人之词、词人之词与英雄之词：“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27]邹祗谟还根据王士祯的有关分析，把清初的词人分为“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两种类型，如钱谦益、刘荣嗣、李元鼎、熊文举、赵进美诸人之词为诗人之词，他们的词“自然胜引，托寄高旷”；吴鼎芳、董斯张、单恂、沈谦诸人之词为词人之词，他们的词“缠绵荡往，穷纤极隐”。[28]钱谦益等以诗歌见长，为词不免受诗的影响，沈谦等则是通词律、创作以词为主的词人，注重词的音律和词的本色，因此，邹祗谟的分析是合理的。
第三，除了对词人进行类型分析外，清初词学还对不同的流派风格作了较为精确的总括。如邹祗谟概括柳洲词派的风格是“不纤不诡，一往熨贴”，梁溪词坛的风格是“笔古蕴藉，清艳兼长”。[29]当然，即使是同一词派的词人，因个人的经历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会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如邹祗谟指出广陵词人陈世祥、吴绮“巧于言情”，宗鼎“精于取境”；又分析了毗陵词坛作者的创作特点：“如文友（董以宁——括号内信息为作者注，下同）之儇艳，其年（陈维崧）之矫丽，云孙（黄永）之雅逸，初子（黄京）之清扬，无不尽东南之瑰宝。今则陈（维崧）、董（以宁）愈加绵渺，二黄（云、永）益属深妍，更如庸庵（顾枢）之醇洁，风山（孙自式）之超爽，卓山（毛重卓）之精腴，介眉（龚百药）之隽练，公阮（毛羽宸）之幽峭，紫曜（钱珵）之鲜圆，陶云（杨大鲲）之雅润，赓明（陈玉璂）之秀濯，含英咀华，彬彬可诵。”[30]他能从不同地区词人的风格上区分出各人的不同特色，对研究清初词坛风格有史料价值，也是对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重要贡献。
三 清初词学话语建设的理论局限
清初词学话语是适应时代需要提出来的，也是在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往往从现实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围绕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展开反复的论争，一方面加深了对某些理论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词学话语形态日趋成熟，推动着清代词学朝纵深方向发展。
比如正变之争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正变原是汉儒对《诗经》的类型分析，将盛世之诗称为正风正雅，将衰世之诗视作变风变雅，主要着眼于诗与社会兴衰治乱之关系。后来，人们在论词的体性特征时亦分词为正变两体，但着眼点则是在词的审美品格方面，即何种风格为正格，何种风格为变体。在清初，人们大都接受了明人以婉约为正、以豪放为变的观念，但对明人以正变论优劣的看法却是不同意的。他们注意到婉约、豪放只是宋词中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以宋人的体制观念来作为清代的论词标准，也就是说，正变只能作为人们划分词派的标准，而不能作为区分作品优劣的标准。旧的词学话语被悬置起来，新的话语则应运而生，即雅俗取代正而变成为新的论词标准。当时词坛流行的是冶艳词风，“作者非冶容不言，选者非目挑不录”[31]，在创作上以柳永、周邦彦为师，给清初词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新话语的建设必须破旧立新，即以新的话语体系来代替旧的话语体系。如邹祗谟和王士祯共同编选的《倚声初集》，对以写艳词著名的董文友的少年之作“多所删逸”。陈维崧、纳兰性德、朱彝尊登上词坛之后，更鲜明地举起反对清初冶艳风气的理论大旗，特别是朱彝尊还提出以雅为宗的论词主张。他说：“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录《雅词》，鮦阳居士辑《复雅》也。”[32]自此，雅俗取代正变成为清初词学批评的重要论词标准，也为有清一代的词学批评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初词学的话语建设和当时创作风气的转变有密切关系。
“词史”说也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诗史”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词史”则是清代在传统诗学启发下提出的一个词学话语。过去一般认为“词史”说的提出者是周济，其实“词史”作为一种潜在意识或观念，在宋代已有萌芽，如黄裳提出过“观柳词亦如观杜诗”的说法，这一思想在明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过“观时”“观世”之论。如周瑛云：“词至宋，纤丽极矣！今考之词，盖皆桑间、濮上之音也。吁！可以观世矣。”[33]进入清初，“观时”“观世”的观念，逐步朝“词史”方向转化，如曹尔堪批点吴伟业《满江红》（白门感旧）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指吴伟业）可谓词史矣。”[34]从这里可以看出，“词史”说在清初已是呼之而出，只是尚未上升到对作者创作要求的层面。进入康熙以后，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迅速崛起，在风格上极力标榜直抒性情的苏辛词风，在表现内容上则试图扩大词的表现范围。如陈宗石称其兄陈维崧“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35]。陈维崧在《今词苑序》中也强调“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36]，明确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词史”说；“存经存史”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就是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随着康熙中后期统治地位的稳定，雍乾时期文化高压政策的逐步加强，主张“存经存史”的阳羡派被鼓吹清雅词风的浙西派所取代。
清初词学话语形成于词学中兴的初期，保留了清初词学不成熟的印记，反映了清初人的认识水平和创作水平，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探索阶段的局限性。
首先，理论性不强，有待深入。清初词学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感性色彩比较浓厚，不像近代词学话语有那么强的理论内涵，以浙派词学与常州派词学相比就会发现这一点。浙派论词推崇清醇雅正的审美理想，但对什么是“清醇雅正”未作具体的解释；相反，常州派论词标榜“意内言外”，就说明了其含义是指传统诗学中所说的比兴寄托。浙派推崇姜夔、张炎的骚雅，但如何才能达到姜、张的境界，浙派词人未能给作词者指明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相反，常州派特别欣赏周邦彦的浑厚，便为作词者指明了一条由王沂孙入门，兼取吴文英的密丽和辛弃疾的疏宕，最后达到周邦彦的浑成的路径，这就是常州派的家法。
其次，系统性不够，有待整合。清初词学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逻辑性不严谨，不像近代词学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如广陵词派、阳羡词派以及浙西词派，它们虽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始终未能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是影响清代词坛达百年之久的浙西派，也始终没有在逻辑上形成一个比较谨严的理论体系，与后来的常州派相比显得相形见绌。常州派以立意为立论之本，提出“意内言外”的论词主张，其理论核心是比兴寄托，在创作论上要求有寄托，在接受论上“缒幽凿险”，在批评论上则以有寄托为正，其他则属于变，显现出较强的体系性，也说明其理论意识的自觉。
最后，稳定性不足，有待定型。清初词学的提出许多话语在含义上还是不明确的，直到近代词学给予阐释，才使意义趋向明朗。如孙麟趾的《词迳》提出“作词十六诀”，就对各种主张一一作了释义，这正是清初词学话语建设过程中所缺乏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风格范畴的话语，清初词学涉及的话语达百种以上，却始终未能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规范，直到嘉庆年间郭麐撰写《十二词品》，才使这些话语可以纳入不同的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