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词学的学术品格
相比宋代词学而言，清代词学多了一份理论上的“自觉”，清代词学家已经是有意识地撰写词话、编订词谱、从事词学批评活动。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开始以“词学”一词来界定词的研究行为，将“词学”从传统文学批评中独立出来。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有“词曲”类目，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四个子目，词完全摆脱了“诗”的附庸地位，以词为批评对象的词话也从对“诗话”的依附中分离出来，词学成为一种研究词乐、词律、词韵、词派、词史、词论、词籍的专门之学。[51]
一 清代词学的观念自觉
清代词学意识的自觉，意味着词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但是，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不始于清代，宋代已有李清照《词论》、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等讨论词的音律与作法的作品。明代中叶以后更有专门总结唐宋词创作经验的词话、词谱、词韵等，以词话而言，有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杨慎的《词品》及王世贞《艺苑卮言》所附词话；以词谱而言，有张綖的《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谱》等。在明末，词学的学术化从编订词谱、词韵向写作词话、制谱订韵、校勘词籍、编纂词选等全面铺开，出现了毛晋、俞彦、沈谦等致力于词学研究的词人、词学家和文献学家。
明代词学向学术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词话、词谱、词评、词籍校勘相继涌现，研究内容更加深化，研究方法也愈加科学化。所谓研究内容的深化是指它的理论色彩越来越浓厚，所谓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指它的作者大多持一种科学的态度从事词学研究，前者以王世贞《艺苑卮言》所附词评为代表，后者的代表作为张綖《诗余图谱》和毛晋所整理的词籍。王世贞《艺苑卮言》所附词评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它对词的体性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试图对南宋以来词的雅化倾向作适度反拨，这对恢复词的“本色”、维护词的体性的确有积极意义。张綖的《诗余图谱》刊于明万历二十二、二十三年间，卷首有王象晋序和张綖自撰凡例。序谓：“南湖张子创为《诗余图谱》三卷，图例于前，词缀于后，韵脚句法，犁然井然。一披阅而调可守，韵可循，字推句敲，无事望洋，诚修词家南车已。”[52]张綖《诗余图谱》适应了词乐失传以后填词者依谱填词的需要，也使词的声律趋于规范化，启发后来者创制关于词的“声律之学”。毛晋对词学研究的贡献是编校、重刊了大量宋元词籍——《词苑英华》和《宋六十名家词》，在宋元词籍长期失传以后，这项工作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转变了过去仅仅依据《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了解唐宋词的窘境。更重要的是，毛晋在各家词集之后撰有校记，用以介绍版本流变、作家生平、作品风格，这些便成为后代词籍校勘的萌芽，也成为极重要的词学研究资料。
明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学风空疏，词话、词谱和词韵也染上这一习气。赵尊岳说：“明人填词者多，治词学者少。词话流播，升庵（杨慎）、渚山（陈霆）而已。升庵饾饤，仍蹈浅薄之习；渚山抱残，徒备补订之资。外此，弇州（王世贞）、爰园（俞彦），篇幅无几，语焉不详！”[53]这里谈的是明代词话之缺失及明代编订的词谱。以《诗余图谱》为例，它在谱例的制订方面，有开创之功，亦有不少疏漏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取宋人歌词，择声调合节者一百十首，汇而谱之，各图其平仄于前而缀词于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二例，而往往不据古词，意为填注。于古人故为拗句，以取抗坠之节者，多改谐诗句之律。又校雠不精，所谓黑圈为仄，白圈为平，半黑半白为平仄通用者，亦多混淆，殊非善本。”[54]“不据古词，意为填注”是指《诗余图谱》制谱的不严谨，过于主观片面，不合唐宋词实际，所以《四库全书》批评它“殊非善本”。然而，它毕竟为词学的学术化揭开了序幕，成为清代词学学术化的先声，清代词学正是在反思明代词学治学不严谨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清初学者治学大都有“返本”的意识，他们从反思明代学风，寻找治学之本，主张学务“平实”“有益于世”，力求科学、客观，反对主观随意。严谨的态度和平实的学风，有力地推动了清代词学向学术化方向迈进。清初向学术化方向迈进的标志，是查继培在康熙十八年（1679）刊刻的《词学全书》，它将《填词名解》《填词图谱》《词韵》《古今词论》合刻，宣告“词学”这门学科应该包括词名释义、词谱、词韵、词论四个方面的内容。它的编刊同时也是为了纠正明代粗疏学风对词学的不良影响：“填词之家，染毫抒翰，争一字之奇，竞一韵之巧，几于江皋拾翠，洛浦探珠矣。然昧厥源流，或乖声韵，识者病之。此余家仲随庵偕毛氏、赖氏、仲子、王子有词学之刻，厘辨精确，用以鼓吹骚坛。”[55]这一时期，有关词的评论之学尤其发达。在顺治康熙年间出版的各类词籍，都有数量不等的点评，这些评点涉及作者、作品的方方面面。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在康熙初期的二三十年间，竟出现了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王士祯的《花草蒙拾》等众多颇有理论建树的词话。在校勘之学方面有建树的作品，当推朱彝尊、汪森等学者共同辑成的《词综》一书，它不仅对大量的唐宋词作了精删细选，而且还对作者的生平作了翔实的考订，对作品的真伪作了仔细的辨析。声律之学方面成就最高的则推万树《词律》一书，全书共收词660调计1180体，每体注明字数多少，旁注韵、句、豆及平仄，每调或每体后间有详尽的说明与考校，是当时体例最为合理、收调最为完备的词律著作。“万氏之书，虽不能谓绝无疏舛，然据所见之宋元以前词，参互考订，且未见《乐府指迷》，而辨别四声，暗合沈义父之说。凡所不认为必不如是，或必如何始合者，不独较其他词谱为详，且多确不可易之论，莫敢訾以专辄。识见之卓，无与伦比，后人不得不奉为圭臬矣。”[56]清初学者的学术研究，为清代词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二十七年，徐釚编《词苑丛谈》，将词学研究归结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谐谑、外编六类，这是清代对词学研究进行系统整理的初步尝试。此后，清代词学研究方向进一步开拓，词韵方面有吴烺《学宋斋词韵》、叶申芗《天籁轩词韵》、谢元淮《碎金词韵》、戈载《词林正韵》；词律方面有王奕清《钦定词谱》、叶申芗《天籁轩词谱》、舒梦兰《白香词谱》；词乐方面有凌廷堪《燕乐考原》和谢元淮《碎金词谱》；词话词评方面有李调元《雨村词话》、郭麐《灵芬馆词话》、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宋翔凤《乐府余论》、孙麟趾《词迳》等，这些论著大都后出转精，成为清代词学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嘉庆十年（1806），冯金伯对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作总结，编成《词苑萃编》二十四卷，将词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体制、旨趣、品藻、指摘、纪事、音韵、辨证、谐谑、余编九类，内容更为丰富，归纳更为科学。嘉庆十五年（1811），秦恩复刊刻《词学丛书》，收录《词源》《词林韵释》《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精选名儒草堂诗余》及陈允平《日湖渔唱》六种，包括有词韵、词论、词乐、词集等内容。顾广坼为之撰写序文，阐述了“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具体内涵：“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为功于词者非浅鲜也。”[57]光绪年间，江顺诒对清代词学再一次作总结，编成《词学集成》八卷，前四卷是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后四卷是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这里剔除了《词苑丛谈》《词苑丛编》中的纪事、辨证、谐谑、品藻等方面的内容，突出了体制与创作，在清代词学体系的建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也成为近现代词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先声之作。
关于清代词学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张尔田《彊村遗书序》所论最为精辟，他说：
胜朝沿胡元余习，淫哇塞聪，知曲而不知词，杨升庵辈又臆造为自度之腔，破规偭律，益紊变而不可纪。万红友氏起，审于五要，精于四上，取宋贤乐句节度而刌比之，标《尊前》之逸唱，正《啸余》之妄作，而后倚声者人知守律。是为词学之一盛。夫吹万不同而毕止于一者，天籁也；众制殊诡而必剂于符者，元音也。是故有诗，沈休文始辨四声，有词，朱希真乃制四部；天水末叶，无名氏著《菉斐轩词韵》，以入声分配三声，论者谓其专为北曲而设，胡文焕、沈去矜、程名世诸人承之，向壁虚造，迷误伶伦，词之杂流，由斯而作。戈顺卿氏起，辞而辟之，知词有异曲之部，则稽之《混成》遗谱，知词有随律之声，则本之守斋绪言，通转之例必严，腹舌之谐期准，而后倚声者人知审音，是为词学之再盛。方是时也，家家自以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然而真宰弗存，郑声逐竞，登山临水，义不轨夫乐哀；充箱照乘，辞惟陈夫舄履。洵有如金应珪所讥之“三蔽”者。张皋文氏起，原诗人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廿五表其絜，剪擿孔翠，澡瀹性灵，崇比兴，区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是为词学之三盛。（彊村——作者注）先生守律则万氏，审音则戈氏，尊体则张氏，而尤大有功于词苑者，又在校勘。……盖自王幼遐之校梦窗，叙述五例，以程己能，先生循之，津途益辟。是故乐府之有先生，而后校雠乃有专家，下与陈、晁竞爽，上与向、歆比隆……呜呼，可谓词学之极盛已。[58]
他以《词律》为清代在词律方面取得之最高成就，以《词林正韵》为清代在词韵方面取得之最高成就，以张惠言为清代在尊体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以朱祖谋为清代在词籍校勘方面取得之最高成就，可谓是对清代词学成就的最为精辟的概括和总结，但是清代词学在词论、词派、词史诸方面亦有足观者，这些为现当代词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极丰富的思想资源，是我们考察清代词学学术品格所必须观照的内容。
二 清词作者的学人化与学人之词的形成
清代词学的学术品格，第一个表现是创作主体的学人化，即清词作者多是学者型词人，清词风格在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又增入了学人之词一派。
词最初来自于民间音乐，1900年，在敦煌发现了唐人写本《云谣集杂曲子》，其中很多词调都是民间曲子，词调与所写的内容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它们大多反映的是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曲子词，在中唐以后引起了文人的关注，他们中有少数人还撷取比较时兴的曲调填词，如张志和《渔父》、刘禹锡《潇湘神》、白居易《忆江南》等，就是代表性的作品。晚唐五代，倚声填词的文人逐渐多了起来，于是便有了最早的文人词集——《花间集》，此时，词的创作主体由不知名的民间作者转变为能诗善文的文人士大夫。“词”这一特殊的文体从民间转入文人之手后，经过他们的完善和发展，在两宋时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出现了诸多形形色色的创作群体，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格流派，有诗人之词，有文人之词，还有词人之词。
清初，词的创作主体依然是诗人与词人平分秋色。邹祗谟在论述清初词坛的创作风貌时说：“诗人之词，自然胜引，托寄高妙；钱谦益、刘荣嗣、李元鼎、熊文举、赵进美诸公是也。词人之词，缠绵荡往，穷纤极隐；吴鼎芳、董斯张、单恂、沈谦诸君是也。”[59]这说明清初词的创作主体还主要是文学家，他们的成就也主要在文学方面，只不过有的人擅长作诗，有的人擅长填词。但是，康熙中叶以后，学者型的词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顺治十八年（1661）刊行的《倚声初集》，收顺治朝词家324人，只有周亮工等为数极少的学者型词人；刊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瑶华集》，收顺治、康熙两朝词家438人，其中学者型词人有方以智、朱彝尊、毛奇龄、徐乾学、高士奇、施闺章、钱澄之等。后来，由王昶编选的《国朝词综》（刊于乾隆四十六年），共收清初至乾隆时期的词人724家；黄燮清编选的《国朝词综续编》（刊于同治十二年），共收到嘉庆至咸丰间作者587家。二书收录的学者型词人有王鸣盛（经学家、史学家）、阮元（经学家、金石学家）、张惠言（经学家、小学家）、丁履恒（经学家、小学家）、冯登府（经学家、金石学家）、宋翔凤（今文经学家）、严元照（经学家、小学家）、龚自珍（史学家）、齐召南（地理学家）、潘祖荫（金石学家）、顾广圻（校勘目录学家）、项名达（历算学家）等。因此，光绪年间谭献编选《箧中词》时，明确地将清代的词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派：“阮亭（王士祯）、葆馚（钱芳标）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张惠言）、止庵（周济）一派，为学人之词；惟是三家（指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作者注）是词人之词。”[60]谭献所说的才人之词是指它的作者以其余力为词，他们主要的文学成就在诗不在词，才人之词亦即王士祯、邹祗谟所说的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当然是指它的作者专力为词，且词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如纳兰性德、蒋春霖、项廷纪等；学人之词则是指学者型词人所为之词，它的作者主要成就在治学方面，他们大多是腹笥丰富的饱学之士。当代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在谈到清词对宋词的超越时也提到，清代词人之主盟坛坫者或以词著称者多是学人。“盖清贤惩明人空疏不学之弊，昌明实学，迈越唐宋，诗家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家亦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61]实际上，钱仲联先生所例举的学者，大多数人诗歌成就也非常突出，如朱彝尊是浙派诗的开派领袖，龚自珍是近代诗歌革新运动的先驱，王闿运是近代汉魏诗派的中坚……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清词的创作主体集诗人、词人、学者三重身份于一身，他们所作的词也可以说是诗人之词与学人之词的重合了。
曾有学者将诗人、词人、学者集于一身的现象称为“词人的学者化”[62]，以学者身份出现的词人给清代词坛带来的是“以学为词”的新景观。以学为词在宋代周邦彦、辛弃疾及南宋典雅词派词人那里已有所表现，如周邦彦以善于隐括唐人诗句著称，辛弃疾尤善熔铸经史百家之辞，姜夔、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等人均喜运用典故。但宋人还没有把以学为词作为明确的理论主张提出来。率先提倡填词重学力的是清初著名词人彭孙遹。他说：“词虽小道，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工。”[63]认为词虽没有诗那样受人尊崇的文体地位，却应该像诗一样重视学力，学力是作者从事词创作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元明以后，词所依附的音乐环境不再存在，词的音乐功能在逐步地丧失，文人是把词看作和诗一样用来抒写性情或展示艺术技巧的载体，填词也就像作诗那样要以生活为基础，以“才”“学”为根柢。在清初词坛，“以学为词”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毛先舒为邹祗谟《丽农词》作序称：“邹子訏士寄情填词，先后有《丽农词》诸刻……今读之，讽刺揄扬，隐而微中，使人留连焉，惝恍焉……余谓皆訏士之学为之耳。盖訏士负宏博才，其于文章，真能穷源极流者也。所著文抄、经术、史学，条贯纷纶，而便便出之，如云属河注，故虽作一词，皆有大气精思贯其表里，而足以益人性情如此。”[64]当时，有的人作词好用事、用典、咏古，将历史故事和唐诗宋词名句用之于词；有的人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多识，还作起了集句体词，如著名词人俞彦、董以宁、王士祯是当时作集句体词的佼佼者，而以集句体词称颂一时的应首推朱彝尊的《蕃锦集》，李天馥称它“不惟调协声和，又复文心妙合，真杰构也”[65]。朱彝尊是清初著名的学者，也是浙西词派的开派领袖，他的“以学为词”得到浙派追随者的高度肯定，如郭麐称朱彝尊：“财力既富，采择尤精，佐以积学，运以灵思，直欲平视《花间》，奴隶周（邦彦）、柳（永）。”[66]陈维崧、厉鹗与朱彝尊一起被陈廷焯称之为清代词坛三大家，他们的词都表现出以学为词的特征。光绪年间赵函在为《饮水词》重刻所作序中称：“读三家之词，终觉才情横溢，般演太多……盖其胸中积轴，未尽陶熔，借词发挥，唯恐不及其致，可以为词家大观，其实非词家正轨。”[67]所谓“才情横溢”“般演太多”“借词发挥”，正是清人以学为词的鲜明表征，也是清代学人之词的重要特征。
在嘉庆道光以后，常州派代浙派而起，倡言“比兴寄托”，对浙派末流浮滑、空疏之风大加挞伐，却对朱彝尊以学为词持肯定态度，认为重视寄托与强调学力是统一的。以学为词也在常州词派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张惠言的五首《水调歌头》向来为人所称道，谭献评之曰：“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未有之境。”[68]清末四大家是近代常州词派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也鲜明体现出学人之词的创作特征。张尔田在回顾自己与他们的交往经历后说：“三君者（指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作者注），于学无所不窥，而益用以资为词，故所诣沉思媾进而奇无穷。”[69]值得注意的是，常州派还对以学为词的创作现象作了理论的提升，指出作者填词时应将学力和性情结合起来。周济在谈到词的创作要求时指出，性情、学问、境地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学问是使作品有寄托的先决条件之一。和周济同时的包世臣在解释张惠言“意内言外”的含义时也说：“意内而言外，词之为教也。然意内不可强致，言外非学不成。是词学得失可形论说者，意外而已。”[70]这也是在讲“意内言外”应该包括性情和学问两个方面，特别是言外的功夫只能来自个体后天的努力和学习。从这里可以看出，常州词派谈创作中学问的要求，始终把它和“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性情”和“才学”二者不可偏废的道理。“性灵、才学，设有所偏，非剪彩为花，绝无生气，即杨花满纸，有类瞽词。”[71]因此，况周颐在谈词的创作要求时说：“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72]
三 清代考据学风对词学研究的影响
清代词学学术品格的第二个表现，是在清代考据学风的影响下，词选的编纂或词话的写作皆注重对作品真伪的辨证和对作者生平的考订，他们把词选的编纂和词话的撰写视作一种学术研究行为，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从事词话的写作与词选的编纂。
清代编纂词选极为活跃，在求真务实学风的影响下，选家们往往是广泛地搜集词作或词籍，以便达到择优而录、择善而从的效果。《古今词汇》的编纂者卓回，在进行编选工作之前，曾反复征求魏学渠、曹尔堪、徐釚等词坛名宿的意见，确定自己编选计划的可行性，然后广开搜集古今词作的渠道：“自家之江宁，雪客（周在浚）启藏书楼阁，检验宋秘本，且丐贷于俞邰、瑶星（张恰）、锡鬯（朱彝尊）诸子，予任手抄，共删订无遗力。”[73]朱彝尊编选《词综》，不仅相商于周筼、汪森、柯崇朴、曹贞吉、严绳孙、陈维崧等人，而且四方征集词籍，“白门借之周上舍雪客（在浚）、黄征士俞邰（虞稷），京师则借之宋员外牧仲（荦），成进士容若（纳兰性德），吴下则借之徐太史健庵（乾学），里门则借之曹侍郎秋岳（溶），余则汪子晋贤（森）购诸吴兴藏书家”[74]。《词综》从康熙十一年（1672）开始编选，到康熙三十年（1691）最终完稿，前后历时二十载。
从这里可看出，清代选家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又具体地表现在校勘词籍、考辨词调与词人里爵年代等各个环节上。为了便于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这里特以朱彝尊《词综》作为例证。（一）校勘。宋代词籍流传至明清，经过二三百年的时间，不少版本失传，而后代抄刻又有失误，这给清人阅读唐宋词籍带来极大的困惑，本着为读者负责的宗旨，同时也为了让前人作品以本来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清代词选的编纂者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词综》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周筼来完成的，如周邦彦的《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钱”，原系“眠”字为句，坊本讹作“明”字，遂以“明月影”为句。欧阳修《越溪春》结语“沉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皆为六字句，坊本讹“玲”为“冷”，讹“珑”为“笼”，遂以七字、五字为句。周筼都对此加以更正。（二）考订名姓、里爵及词作归属。因为宋代词籍对词人名姓、里爵编排体例不同，经过长久流传，就出现了名姓、里爵、词作相混的现象，为了做到知人论世，让读者准确把握词作原意，做这方面的考订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词综》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柯崇朴来完成的，柯崇朴《词综后序》具体说明了宋元词籍需要考订的方面，有里与爵之当考者，有世次之当审者，有当析其人之同者，有当厘其号之异者，有当辨其舛误之最甚者。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博证史传，旁考稗史，参以郡邑载志、诸家文集，汇而订之，而后确定编排秩序：“姓氏之下者著其地，爵仕之前序其世，赠谥、称号、撰述系之爵仕之后，无所依据姑阕之。”[75]（三）辨别词调。词为音乐文学，元明以来，词谱失传，除少数人能自度曲外，后人大都只能依调填词。对此，编选词选者只能照实转录，不能更改，以防舛误。朱彝尊编纂《词综》时很注意这点，对词调同名而字数不同者，“悉依集本，不敢更易”。如柳永的《乐章集》，有同一曲名而字数长短不齐而分入各调者，姜夔《湘月》词注云“此《念奴娇》之鬲指声也”，则曲同字数同；而《湘月》《念奴娇》调实不同，故不将它们合之为一。
清代不仅词选编纂蔚然成风，同时也是历代词话写作最为活跃的时期。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词话85部，其中清代词话达51部之多，占全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般说来，词话主要记载了词坛轶事、作品写作背景并评论历代词人得失，清初词话基本上沿袭这种传统的写作模式，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也存在着不够严谨的弊病。进入乾隆年间后，考据学风大盛，这时期词话写作者的思想和写作方式也深受这一风气的影响。有的人开始用严谨务实的态度进行词话写作，出现了阐述思想与考订、训诂并重的新型词话。如屠倬称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有校正词律讹缺之处，有考订词韵分并之处，有评定词家优劣之处，有折衷古今论词异同之处。至于博征明辨，蒐罗散佚，信足为词苑有功之书。”[76]从考据学的角度考察，清代词话主要做了考释词义、考订词源、辨证词作、校正词律和考证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工作，有些考订工作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考订工作则不免流于琐碎，对理解文本并无多大价值。比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对李清照改嫁所作的考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此事在宋人的许多记载里已有定论，李清照自己所作的《上内瀚綦公启》亦为之铁证，但吴衡照从封建礼教观念出发，极力为李清照辩护，认为她不可能在52岁的年龄再适张汝舟：“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77]平心而论，吴衡照及卢见曾、俞正燮、陆心源、陈廷焯，都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推翻李清照再适张汝舟的看法。就作为铁证的《上内瀚綦公启》而言，清人亦无法提出有力证据说它系伪作；从记载此事的《苕溪渔隐丛话》《碧鸡漫志》看，它们的作者胡仔、王灼都是李清照同时代的人，是不会有意去诬蔑李清照的。
从清初的编纂词选到中叶的撰写词话，清代词学重实证的学风越来越明朗。清末以王鹏运为代表的四大家，承乾嘉学派校订经史之余绪，将校雠之学拓展到集部的词籍。“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78]晚清四大家校刊词籍始于光绪年间，先是王鹏运校唐宋词于其任官内阁期间。继之有朱祖谋与王鹏运合校梦窗词，他们同时还制定了校词义例五则：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王鹏运逝世后，朱祖谋又在笺注《东坡乐府》过程中提出凡例七条，将词籍校雠之学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朱祖谋提出的“斟定句律”，使词之校雠脱离校经校史而成为独立之学问。沈曾植说：“骛翁（王鹏运）取义周氏（济），而取谱于万氏（树）。彊村（朱祖谋）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盖校词之举，骛翁造其端而彊村竟其事。”[79]郑文焯和况周颐亦精于校雠之学，郑文焯先后校勘的词籍有《清真集》《乐章集》《东坡乐府》《白石道人歌曲》等，郑文焯在校雠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或正讹脱错牾，或论分片断句，或定词题，或考版本。”[80]况周颐自称：“余癖词垂五十年，唯校词绝少。窃尝谓昔人填词，大都陶写性情，流连光景之作。行间句里，一二字之不同，安在执是为得失。”[81]但在内阁为官期间，况周颐亦曾协助王鹏运校勘了部分词籍，如《四印斋所刻词》之《梅词》《章华词》《燕喜词》《断肠词》《逍遥词》《蚁术词选》《梦窗词甲乙丙丁稿》，各本跋语均有“半塘属斠一过”“玉梅词隐校毕记”等字样。[82]“清末四大家”不但使词籍校勘之学趋于成熟，而且在词籍校勘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四 清代学术思想对词学理论的影响
清代词学学术品格的第三个表现，是有些学者将他们的治学理念应用于词学批评，使得他们的词学思想带有鲜明的学术思想的印记，或是以某种学术观念阐释词的本体意义，或以某种学术思想为基础对词提出创作上的要求，学术思想对词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
所谓以某种学术观念阐释词的本体，是指清代学者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对词的文体品性作了新的阐释。比如，张惠言是乾嘉之际深通汉学的古文学家，是一位专治虞翻易的易学大师，虞氏易承自孟喜，而孟喜则承自上接夫子的田何。张惠言将词释为“意内言外”，即源于孟喜《周易章句·系辞上》所谓“词者，意内言外也”。孟喜的思想又源于《易·系辞上》中这样一段话：“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张惠言继承了由汉代经学发展而来的执着于“言”与“象”的解释学传统，也在接受这个解释学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比兴寄托的思想。因此，张惠言以“意内言外”释词，实质上是以汉儒关于《诗》的比兴观念来分析词，强调的是言辞之外未被言说的政治寓意。稍后的董士锡、焦循也是两位治《易》的专家，董士锡师从舅氏张惠言学易，其论词亦得自张氏以比兴说词的思想。他在《周保绪词叙》中称周济：“工于为词，隐其志意，专于比兴，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旨，故依喻深至，温良可风。”[83]焦循治易重义理而轻象数，著有“易学三书”（《易图略》《易通释》《易章句》），“先生易学，不拘守汉魏各师法，惟以卦爻经文比例为主”[84]，发明了“旁通”“时行”“相错”等解《易》法则。他还将《易》经的阴阳思想运用于词学批评：“人禀阴阳之气以生者也，性情中所寓柔委之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存于诗古文。”[85]对诗词文体特性的分析，从阴阳角度论述，揭示诗庄词媚的不同特色，见解颇具新意。
如果说对词的文体品性进行新解说是着眼于客体，那么以某种学术思想为基础对“词”提出创作上的要求，就是着眼于主体了，它指的是清代学者从自己的学术思想出发，对词的表现内容提出特定的要求。在清初，史学极其发达，许多学者都参加了明史的修纂，因此，以史的眼光考量清初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如吴伟业的《满江红·白门》，咏叹金陵，实伤故国，感易代之悲，寄亡国之哀，可谓词史。曹尔堪评之曰：“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86]再如他的《满江红·蒜山怀古》，由蒜山联想到王濬攻入建业，暗喻杨龙友于镇江抵御清军之事，描写清军占领下扬州的荒凉景象。邓汉仪评之曰：“其声悲激，其情危苦，正须渐离之筑、正平之鼓、雍门之琴、白江州之琵琶以和之。”[87]曹贞吉也是清初能以史入词的有代表性的词人，他曾写有咏物词十首，分别咏隗嚣宫磁盂、灌婴庙瓦砚、延陵季子剑、朱碧山银槎、未央宫铜奁，表面上咏叹历史遗物，内里却寄寓着深沉的历史感慨，故王士祯称之为“咏一物而具兴废之感”[88]。他的《百字令·咏史》五首也是一组咏叹历史的咏史词，陈维崧认为可“置此等词于龙门（司马迁）列传、杜陵（杜甫）歌行”[89]，因为词敢于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观点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多数人认为词也应该如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习俗、时代风貌，在表现题材方面完全可以突破“花间”“尊前”的模式，广泛地表现社会生活（包括历史和现实）。所以，谢章铤说：“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偷减，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90]
此外，以某种学术观念来阐释词的意义，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清代学者往往会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对词的意义作新的阐释和说明，把本来是写男女之情的艳词说成有“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就是作者借儿女之情写其忧国悯民之心。在清初，已有魏州来和朱彝尊以“温柔敦厚”的精神向词提出创作上的要求。到了清代中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诗教观念也成为人们认识文学价值的基本准绳，已经丧失其娱乐内质的词，完全成为一种“言志”“抒怀”的载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沈德潜、陆以谦、王昶以诗教理念阐释词体品格的“温柔敦厚”说。沈德潜论诗主张表现盛世之音，提倡学习盛唐雄浑、宏大的格调，论诗标榜“温柔敦厚”的诗教，论词亦提倡《风》《骚》之旨。他自称：“予短于审音，故论词之工，仍以风雅骚人之旨求之，未能吹玉笛，按红牙，弹秦筝，击燕筑，倚声于青尊红烛间也。”[91]“吹玉笛，按红牙，弹秦筝，击燕筑”指的是词的娱乐功能和音乐特性，沈德潜论词不及词之艺而只求词之旨，即评价作品以是否有《风》《雅》《骚》之旨为准绳。从这样的论词标准出发，他称赞夏秉衡《清漪轩词选》：“意不外乎温厚缠绵，语不外乎搴芳振藻，格不外乎循声按节，要必清远超妙，得言中之旨，言外之韵者，取焉。若夫美人香草之遗，而屑屑焉求工于秾丽，虽当时儿女所盛称，谷香（夏秉衡）咸在屏弃之列也。”[92]沈德潜的这个观点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提出来的，这时正是他声望日隆、诗坛地位日益抬升的时期，他的思想无疑对当时诗界、词坛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陆以谦为张宗橚《词林纪事》作序，提出“词源于诗，诗源于《三百篇》”的思想，批驳有些论者以词为弄月嘲风、浅斟低唱的娱乐手段，认为宋元以来的词“事关伦纪者甚多”，并引用京山郝氏的话说“凡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即“闺房琐屑之事，皆可作忠孝节义之事观”。[93]这是从读者的角度谈词的诗教品格。王昶进一步从作者的角度论述了词的诗教要求。他首先从起源上说明“词之所以贵，盖《诗》三百篇之遗矣”，然后从流变的角度进一步证明词之本旨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批驳了以词为小道末技的陈见，认为词至碧山、玉田等“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合旨，小道云乎哉！”[94]所谓“伤时感事”，正是指词从抒写个人之哀怨升华为关注家国之命运，而姜夔、王沂孙、张炎等人词，“托物比兴，因时丧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蒹葭》周礼之思，与《诗》异曲而同工。且清婉窈眇，言者无罪，听者泪落，有如陆氏文奎所云者”[95]。“陆氏文奎所云”是指陆文奎《玉田词题辞》所说的：“淳祐、景定间，王邸侯馆，歌舞升平，居生处乐，不知老之将至，梨园白发，濞宫蛾眉，余情哀思，听者泪落，君亦因是弃家客游。”[96]这里所言是指张炎《玉田词》寄托的作者的故国之思，与《诗经》中《黍离》《蒹葭》诸篇一样有“周道之感”“周礼之思”，这就把本来并无太多深意的词作了“微言大义”式的发挥和提升。到嘉庆年间，张惠言以汉儒解读《诗经》之法去阐释唐宋词的意蕴，称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有《离骚》初服之意，冯延巳《蝶恋花》（六曲栏干偎碧树）等三词有《骚》《辨》之义，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是为韩琦、范仲淹而作，这些都是张惠言以自己的思想对唐宋词文本作的新的阐释和发挥。
总之，无论是创作上“学人之词”的出现，还是思想上深受考据学风影响的词学观念，清代词学已进入了观念自觉的时代，这表明中国传统词学已完成了理论的发育与思想的成熟，进入了对千年词史的总结阶段，成为传统词学的集大成时代，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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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瑶华集》，中华书局，1982，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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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40页。
[14]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2页。
[15]毛晋：《花间集跋》，《汲古阁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112页。
[16]卓回：《古今词汇凡例》，《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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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黄廷鉴：《朝议大夫张君行状》，《第六弦溪文钞》卷四，《丛书集成初编》，第84页。
[20]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岳麓书社，1995，第11页。
[21]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第162页。
[22]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831页。
[23]董潮：《东皋杂抄》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第11页。
[24]陈维崧：《词选序》（名《今词苑序》），《陈迦陵散体文集》卷二，《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4页。
[25]毛际可：《今词初集序》，纳兰性德、顾贞观辑《今词初集》，康熙十六年刻本。
[26]周济：《词辨序》，尹志腾校《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第144页。
[27]周济：《词辨序》，尹志腾校《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第144页。
[28]蒋兆兰：《词说》，《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4637页。
[29]张惠言：《词选序》，《词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页。
[30]曹亮武：《荆溪词初集序》引，《荆溪词初集》，清初刻本。
[31]吴梅：《词话丛编序》，《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第1页。
[32]李杨：《宋代词学批评文献构成概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33]按，谭新红著《清词话考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著录“《词话丛编》所收清词话”69种，“《词话丛编》未收清词话经眼录”132种，“仅被征引之清代词话”52种，“清词话待访书目”103种，总计356种，“是迄今为止著录清人词话最多的一部著作”。（参见彭国忠、韩立平《著录清人词话最多的著作——评谭新红〈清词话考述〉》，《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月28日）
[3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1835页。
[35]王晫：《与友论选词书》，《霞举堂集》卷五，康熙三十四年（1635）刻本。
[36]杨传庆辑《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共辑有论词书札695通。
[37]刘庆云：《中国词话由合而分及其意义》，《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
[38]参见拙作《论词绝句的历史发展》，《国文天地》（台北）306期（2010年11月）。
[39]参见李剑亮《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40]林玫仪：《前言》，林玫仪、严迪昌、吴熊和撰《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41]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051页。
[42]李康化：《〈西圃词说〉考信》，《文献》2002年第2期。
[43]屈兴国：《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5辑。
[44]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尹志腾校《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本，齐鲁书社，1988，第192页。
[45]汪泰陵：《清词选注》“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7页。
[46]张宏生：《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与“在场”》，《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7]这里提到的几组数据是截止到2000年的统计，对于2001年至2017年的数据，后文有专节加以介绍。
[48]程郁缀、李静：《历代论词绝句笺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9]陈昌强：《清词整理研究的新进境——论〈全清词·雍乾卷〉》，《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50]《〈全闽词〉出版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厦门大学中文系网络新闻2017年5月16日。
[51]吴熊和《唐宋词通论》一书将唐宋词学分为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个方面。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将词学分为词论、词史、词学批评、词体形式、词学文献五个方面。
[52]王象晋：《诗余图谱序》，张綖《诗余图谱》，毛晋辑《词苑英华》汲古阁刻本。
[53]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陈水云辑《赵尊岳集》，凤凰出版社，2016，第948页。
[5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1835页。
[55]查培继：《词学全书序》，《词学全书》，中国书店，1984，第1页。
[56]陈匪石：《声执》上，钟振振校《宋词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68页。
[57]顾广圻：《词学丛书序》，王欣夫辑《顾千里集》卷11，中华书局，2007，第175页。
[58]张尔田：《彊村遗书序》，《词学季刊》创刊号，上海书店，1995年影印本，第200～201页。
[59]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656页。
[60]谭献：《复堂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7～48页。
[61]钱仲联：《全清词序》，《全清词》，中华书局，2002，第2页。
[62]陈铭：《论近代学人之词的基本特征》，《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
[63]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第1册，第724页。
[64]毛先舒：《丽农词序》，《潠书》卷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页。
[65]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卷下，《词话丛编》第1册，第1047页。
[66]郭麐：《灵芬馆词话》卷1，《词话丛编》第2册，第1503页。
[67]赵函：《纳兰词序》，《纳兰词》，《丛书集成初编》。
[68]谭献：《箧中词》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552页。
[69]张尔田：《词莂序》，朱祖谋辑《词莂》，《彊村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0]包世臣：《为朱震伯序月底修箫谱》，《艺舟双楫》，中国书店，1983，第52页。
[71]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词话丛编》第3册，第2575页。
[72]况周颐：《蕙风词话》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4页。
[73]卓回：《古今词汇》“缘起”，赵尊岳辑《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543页。
[74]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岳麓书社，1995，第6页。
[75]柯崇朴：《词综后序》，《词综》，岳麓书社，1995，第3页。
[76]屠倬：《莲子居词话序》，《莲子居词话》，《词话丛编》第3册，第2387页。
[77]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2，《词话丛编》第3册，第2422页。
[78]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448页。
[79]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彊村校词图题咏》，龙榆生辑《彊村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8729～8730页。
[80]林玫仪：《论晚清四大词家在词学上的贡献》，《词学》第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153页。
[8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20页。
[82]参见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词学及词作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3，第322页。
[83]董士锡：《周保绪词叙》，《齐物论斋集》卷2，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84]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岳麓书社，1991，第958页。
[85]焦循：《词说》（一），《雕菰楼集》卷10，清道光四年阮福岭南刊本。
[86]陈继龙：《吴梅村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3页。
[87]陈继龙：《吴梅村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20页。
[88]曹贞吉：《咏物十词》，张潮辑《昭代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9]曹贞吉：《珂雪词》，《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
[90]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3，《词话丛编》，第4册，第3529页。
[91]沈德潜：《清漪轩词选序》，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763页。
[92]沈德潜：《清漪轩词选序》，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第763页。
[93]陆以谦：《词林纪事序》，《词林纪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页。
[94]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4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第2467页。
[95]王昶：《词雅序》，《春融堂集》卷40，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第740页。
[96]蔡桢：《词源疏证》，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