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口构成
城市人口的阶级结构，较农村复杂，首都人口的阶级结构，更较一般城市复杂。总的来说，东京城人口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上层的封建统治者，一类是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
东京城上层封建统治者，又可细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禁军将校以及亡国君臣、富商大贾、学校生员、举人贡士、避役富户、僧尼道冠、宫女宦官等。
赵匡胤夺得帝位，赵氏皇室自然成为东京最大的家族。北宋一代帝王的子孙都散居城中，“熙丰间（1068～1085）始许居于外”。北宋初，皇家宗室仅寥寥数家，但伴随着宋廷的优厚待遇，赵氏宗亲妻多子众，人口繁衍，到北宋中期以后，宗室人员大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皇族群。北宋末金兵入城时，仅俘虏的宗室男女就多达4000余人。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戚，数量大于宗室，金兵俘虏的此类贵戚也多达5000余人。
宋代为了扩大统治阶层，打破了唐代门第限制，简化考试手续，扩大录取名额，即使久试未中，也可以“特奏名”[1]的名义录取任官。如此，太宗以后，每次贡举少者增加数十名，多者增加千余名官员，再加上恩荫、荐举的官员，人数更多。中央官员，太平兴国（976～983）初，七品以上的朝官已有200员，咸平（998～1003）初，增加一倍达400员，咸平四年，员外郎、郎中已超过400员，加上太常、国子博士等，已近千员。仁宗初，朝官开始突破千员。从天圣初到庆历六年，京朝官由2000员增至2700员。哲宗即位时，仅宫廷侍从大臣就达2517员，小使臣则达13000员。至于中书省、台、寺、监及百司库务吏额，数目则更多，元祐时有5000员。由此可见，东京官僚阶层人数增加迅速。此外，北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官职分离的办法，中央高级官吏任满或左迁以后，要外放州府任官，中央的高级文员侍从，俸禄甚微，亦往往求外任以增加聚敛，但这些外任官员的家属一般都留驻京师，所以，京师还聚居了一批地方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僚及其家属也是构成东京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政权后，经过南征北战，到太宗时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了防止原割据政权亡国君臣的死灰复燃，太祖、太宗二帝先后将他们迁到都城来，如南平的周宝权、后蜀的孟昶、南唐的李煜等宗族家属，都被安置到东京。他们一般家族庞大，如仅孟昶一家就有200多人，这也在东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
为了保证首都安全，北宋政府“依重师而为国”，在东京驻守了大量禁军。施耐庵《水浒传》中，称林冲曾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里所谓的“八十万禁军”，应是文学作品中的夸张之言，不足为信，但数量肯定不少，也是毋庸置疑的。当时宋廷还实行驻军内外相维的政策，即中央禁军有一半驻于京师，一半驻扎外地。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统计，当时单是京师驻兵就达十余万人。
北宋禁军官印
宋代徭役繁杂，且乡村重城市轻，农村很多地主为了逃避徭役，便选择迁居京师。当时徙居京师的地方富户当不在少数，以致政府不得不下令加以禁止。
学校是统治阶级培养官吏的场所。神宗以后，东京各类学校开始完备，学生人数逐渐增多，除少数东京学生外，大部分是各地的生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
北宋时，朝廷大力提倡佛道二教，采取保护、利用的政策，使得宗教职业者人数超过了唐代。据《宋会要·道释》记载，真宗天禧五年（1021）时，东京有道士、女冠959人，僧、尼22941人。这些宗教职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世俗化的步伐，一些人结交皇室和贵族，拜倒在皇权脚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为宋代最大的寄生团体之一。
东京城市居民中，人数最多的还是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下层百姓，包括手工工匠、小商小贩、民间艺人、妓女、流民、船工等。
北宋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东京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兵匠及工匠约四万人。私营手工业者和个体手工业者，数量也相当庞大，他们和官营手工业工匠一样，都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阶层。
东京除了居住不少富商大贾，还聚居着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他们云集在东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小本经营，所赚之钱仅能养家糊口。王安石变法期间，被免除了免行钱的小商贩，据记载有8654户。
由于东京聚居了数量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满足其文化生活的需要，各种伎艺应运而生。东京城有不少瓦子，成为市民的娱乐场所，演出的伎艺种类繁多，有说话、小唱、嘌唱[2]、班杂剧等。如此，东京城又出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民间艺人。
娼妓在东京的数量相当惊人，她们有专门的户籍，称妓籍。据陶谷《清异录》记载，“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此类人等竟以万计，可谓众多，这些妓女一般来自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子女，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着自己的血泪史。
此外，东京的下层人民中，还有大量无业游民、乞丐等，生活贫困至极。
[1] 宋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规定。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叫“特奏名”，与“正奏名”相区别。
[2] 宋时民间一种音调曲折柔曼的唱法。亦指以此唱法演唱的时调、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