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秦立志
【内容提要】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大战略取向转型有四种表现形式，即战略重心、攻防政策、制衡倾向、联盟战略，其中，战略重心的转型居于主导地位。影响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要素有6个：战略地理结构、攻防平衡、地缘威胁、资源汲取、战略学说、战略决策。笔者依托上述6个因素，分析了德国（1890～1918年）与苏联（1962～1982年）的战略转型成因和历史经验教训。笔者分析了中国战略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限制：地缘威胁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导致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问题；先天地理条件的限制；联盟的可获性和有效性较低；避免过度扩张倾向；保持战略决策的连贯性。中国的战略转型最容易克服的可能是技术革新，最难克服的是战略决策和威胁判断中国要保持经济建设与国防投入、内政与外交、海权与陆权、大战略手段和目的等之间的平衡协作，注重防御性和威慑性的战略取向，加强危机管控，兼顾海权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属性。
【关键词】海权 陆权 大战略转型 陆海复合型强国
【作者简介】秦立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一 影响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因素分析
所谓陆海复合型国家，是指在陆地上背靠较少自然障碍且濒临开放性海洋的国家。[1]地理层面的陆海两栖不代表战略层面的陆海兼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其战略中心只能依托陆权，而战略重心应处于动态分布中。在地理属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受到不断变动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陆海复合型国家会呈现出陆权主导、海权主导和陆海兼顾三种表现形式。因此，地理意义上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一旦成为体系中的大国，在地缘战略上可能成为陆权强国、海权强国或陆海复合型强国。本文涉及的大战略主要是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陆海复合型国家基本的大战略取向包括：第一，战略重心是海主陆从/陆主海从/海陆并举；[2]第二，在海陆两个大战略方向上分别推行的是进攻性/防御性政策；第三，对其他海陆大国的主要战略倾向是制衡缺位/制衡过度/适度制衡；第四，主要的联盟策略是以陆制海/以海制陆/不结盟。对这四个含义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层含义是大战略取向的核心，如果国家的战略重心发生变化，则大战略取向必然发生变化。古罗马帝国传统上的主要军事武器是重步兵军团，而不是战舰。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古罗马部署强大的作战舰队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古罗马逐渐从一个陆地强国变成陆海复合型强国，标志着大战略取向的根本转型。[3]
即使战略重心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海/陆两个大战略方向上的进攻性/防御性政策发生转换也属于大战略取向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略重心是陆主海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征服战略也是“先大陆，后海洋”，在战略重心上与魏玛政权无明显不同。但德国对英国、法国、苏联等海陆大国的战略取向均逐渐由防御性政策向进攻性政策转型。
当国家的战略重心和进攻性/防御性政策基本恒定时，一旦对其他海陆大国的制衡倾向发生明显变化，大战略取向也会发生转型。自1898年德国颁布海军法案至1912年德国重新加大陆权资源投入前，德国的战略重心一直是海主陆从，对英国也一直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1905年后，德国与英国开展的以“无畏”级战列舰为主的海军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使德国对英国的制衡倾向越发明显，从对英国海权的制衡缺位转化为制衡过度。
如果前三个层面都没有发生明显变革，但国家的联盟战略出现了重大变化，那也是大战略取向转型的标志。例如，中苏同盟的名存实亡和中美改善关系使中国的联盟战略由以陆制海变为以海制陆，而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逐渐在美苏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使中国的联盟战略从以海制陆转向不结盟。
本文考察的是传统上的陆权强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转型的影响因素、历史经验教训和对中国战略转型的启示，因此，对外政策的攻防性质、制衡倾向、联盟策略三个大战略取向要围绕战略重心展开论述。历史上，除了波斯和古罗马外，陆权主导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转型要么被扼杀在摇篮中，要么转型后没有为国家带来充足的战略收益。本文列出了影响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六大因素：战略地理结构、攻防平衡、地缘威胁、资源汲取、战略学说、战略决策。
因素一：战略地理结构。[4]
战略地理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战略极、战略通道、战略锋场，它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大战略转型具有三重影响。
第一重影响：战略极的实力地位对大战略取向的转型起先导作用。战略极是指在战略地理结构中占据控制地位的战略力量。[5]“一个国家的战略处境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的战略实力与其他方战略实力之间的对比关系。”[6]但与体系结构中的“极”相比，战略极更强调战略力量对全球或地区地缘安全的掌控，是比“极”更狭义的概念。在战略和安全领域具有强大地缘辐射能力的大国才是战略极，这与本文研究的转型强国相一致。陆海复合型国家一旦成为战略极，就一定程度上基本实现了陆上的局部霸权或主导性存在，这为它的大战略转型减少了安全担忧并提供了实力基础。15世纪50年代以前，奥斯曼帝国专注于陆上扩张和对陆上邻国的边疆防务，而在彻底消除来自拜占庭等的陆上威胁后，其才开始大力发展海权力量。反之，如果本国不构成战略极地位，就很难推进大战略转型。例如清朝后期的两次海防大筹议，不能说其没有战略远见，但限于海陆双重羸弱的局面，其海防、陆防并举的双重心格局很难落实，缺少稳定的陆上安全环境和强大的国力保障持续有效的战略转型。[7]此外，陆海复合型国家成为战略极后，若恰逢邻国羸弱，则会增加它在海上或陆上的进攻性动机，也更容易加剧它对主导型海洋强国和其他陆上强国的制衡倾向；当邻近海陆强国较多时，该陆海复合型强国则不那么具有进攻性战略取向，但容易出现战略上的过度反应。
第二重影响：战略通道的变动会影响大战略转型的进程和方向。战略通道是指世界级战略极之间为进行战略联合或对抗而采用的，用于运送军事物资与战略物资的通道。[8]随着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作为战略极的崛起，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威尼斯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要关注与这些新兴战略极之间的战略通道价值，尤其是大西洋和环非洲贸易航线的开通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杠杆作用，使奥斯曼帝国无法分享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红利。新兴的战略通道促使奥斯曼帝国将战略利益延伸至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加速了奥斯曼制海权能力的发展。[9]
第三重影响：战略锋场与战略极的核心利益区域的重合度会极大影响大战略转型的难度。战略锋场主要是战略极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态势。[10]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两国的战略锋场集中于西欧滨海地区，与两国的本土安全利益紧密相关，这加大了德国在战略转型中遭遇海上制衡的危险。冷战时期，美苏的战略锋场虽然逼近苏联的核心安全区，美国的军力投射能力却受到大西洋的水体阻遏力量、为欧洲盟友履行承诺的决心程度削减、核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以及陆权心脏地带国与主导型海权强国可能的“天然合作性”的影响，使两大战略极的交锋裂度得到限制，苏联的海权转型受到较小程度的制衡。总之，战略地理结构对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大战略转型有强烈的制约作用，转型后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对战略地理结构的冲击态势要高于其他地缘战略属性的强国。对于具备战略极实力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其在战略转型中面临着与其他海陆大国可能的战略通道冲突，容易形成邻近于其他大国核心利益区的战略锋场，在战略地理结构上成为中心强国，相比较侧翼的纯海权或陆权强国而言，更容易招致结构性的制衡压力。
因素二：攻防平衡。[11]
进攻—防御平衡可能受到军事、地理、国内社会和政治因素及外交性质的影响。[12]这里主要涉及的是海权与陆权的攻防平衡态势，特定的权力对比类型相比较现实主义通常强调的总体能力的分配，更有助于对国家的战略博弈态势进行有效认知。宏观地讲，陆权比海权更具天然的威胁性，即便处于近代海权大发展时代，很多国家依然认为，对本国战略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能穿过领土边界的陆权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控制和占领领土，掠夺或摧毁资源，废黜政治领导人，强加新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陆权强国致力于陆权的稳固和扩张，其他大国通常会结成防御性联盟。而单纯的海洋强国只有较小规模的陆军，很少会具备陆权扩张的能力和动机。[13]
根据海权和陆权哪一个对国家战略博弈更具决定性作用，可以将海陆攻防平衡划分为四种类型：陆权占优且进攻有利、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海权占优且进攻有利、海权占优且防御有利。这里的进攻或防御有利意指陆上扩张的难易程度。
（1）当陆权占优且进攻有利时，由于自身陆权对海权的抵消优势，在海上威胁缺位的情况下并不急切实现大战略转型。例如，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不惜牺牲其“殖民地和商务”来追求一种“错误的大陆扩张政策”。[14]依赖重步兵军团的古罗马享有针对迦太基的绝对陆权优势，它的战略转型持续了近三个世纪，尤其是在公元前168～公元前70年的大约一个世纪里，由于海上威胁的缺失，没有重要的海上布局，更没有形成永久性的海上文化传统。一旦出现明显的海上威胁，陆海复合型国家就会因其对海权国家的制衡倾向而快速实现战略转型，并在海陆两个大战略方向都容易表现出极强的进攻性姿态。古代地中海世界属于霍布斯定义的纯粹“自然状态”，古罗马与凯尔特人、希腊王国、迦太基等一样持进攻有利的偏好。[15]一旦迦太基对古罗马的海上安全构成威胁，古罗马很快就能在布匿战争期间寻求海洋变革。公元前264年，古罗马还没有任何海战经验，但到公元前256年时，古罗马已经用其庞大的五层桨战船舰队控制了西西里岛的水域。[16]因此，当从技术或地理层面上促使陆权更占优势且有助于进攻行动展开时，国家面对海上威胁会更具进攻性，这种进攻有利的不安全感促使国家积极防御并进行战略扩张。
（2）当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时，陆海复合型国家更容易在突发性危机中实现战略转型，但并不那么具有扩张性取向。古巴导弹危机后，核恐怖平衡强化了大国的防御性倾向，苏联开始注重发展大型水面舰艇等常规军事力量，逐渐弱化了对美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核打击的战略意图。1996年台海危机后，出于维护主权等防御性战略目标，中国逐渐向海权转型。
（3）当海权占优且进攻有利时，陆海复合型国家会将战略重心最大限度地转向海权，并在海陆两个大战略方向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倾向和进攻偏好，遭受诸多强国激烈的体系性制衡。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实现了对陆海复合型强国的转型，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军和海军，并在北非、意大利、美洲、荷兰等地与英国、荷兰等国展开海权和陆权的大博弈，导致帝国的过度扩张，最终，西班牙失去了霸权地位。
（4）当海权占优且防御有利时，陆权强国在战略转型中本应规避对海权主导国的挑战，以便积累有效的防御性力量来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事与愿违，“进攻占据优势地位在历史中是相当少见的……认为进攻占据优势地位的观念却是相当普遍的”。[17]陆上强国更能认可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博弈局面，而不那么愿意接受海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现实。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限制了它的向外扩张，它漫长的陆地边境，以及匈牙利、波兰、俄国、波斯等国对它施加的边境压力，都需要持续的战略资源投入。在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海权崛起的背景下，奥斯曼帝国本应采取防御性战略取向，却在地中海、印度洋、中东和欧洲地区同时追求进攻性政策，1683年进攻维也纳的失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彻底衰落。德国在陆权方面制订的施里芬计划，以及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理论，都是在进攻性力量更具优势的假设下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出于对进攻优势幻想而发动的，然后又被实际的防御优势现实所拖延”。[18]
因素三：地缘威胁。
大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外部威胁的发生，控制外部威胁的升级和蔓延，化解外部威胁。[19]对于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战略安全与地缘威胁密切相关。作为战略极存在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地缘战略关系上通常属于中心型强国，容易受到来自相对立的两翼或更多方向上其他海陆强国的制衡。其在战略转型中可能面临三种地缘威胁：海权型威胁、陆权型威胁、陆海双缘威胁。
（1）纯粹的海权型威胁会促使大陆强国将大量的战略资源用来发展海权力量，在战略重心上采取海主陆从的取向，对海上威胁表现出强烈的制衡倾向和进攻性态势，并组建海上联盟来加速战略取向转型。赛勒斯大帝的大陆扩张政策基本消除了波斯面临的陆上威胁。公元前530年，波斯帝国面临来自希腊近海邦国的海权威胁，康比斯国王和大流士大帝成功实现了海权的大战略转型，并联合腓尼基人、阿拉伯人、迦太基共同对付希腊主导的海上威胁，发动了希波战争等扩张性行动。[20]
（2）陆权型威胁的持续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大陆强国战略转型的能力和动机，在战略重心上采取陆主海从的取向，由于海上威胁的缺位，会导致陆上强国采取以海制陆的战略取向。不过，大陆强国与海上强国结盟的成功率很低，因为海上主导国不会放任陆上权力过度集中。1897年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以前，德国的战略安全主要面临法俄陆上联盟的威胁。1890年英德签订的《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21]对东非势力范围的划定，还有后来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就瓜分奥斯曼土耳其的外交洽谈，并没有促成英德形成针对法俄的同盟。此外，英德密切的经贸关系也未能动摇两国对抗型的地缘战略关系。
（3）陆海双缘威胁会使陆权强国在战略转型过程中容易透支自身战略资源，造成战略转型失败或缺少获益成果。冷战中后期的苏联虽然实现了从大陆强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转型，却面临来自欧陆、美国、中国、日本等诸多海陆势力的制衡，招致有限战略资源的过度损耗和霸权衰败。
因素四：资源汲取。
即使面对同样的威胁，国家动员国内资源进行防御的能力也存在差异。[22]国家实现战略转型所能汲取和动员的战略资源要比整体国家实力更具现实意义。所谓战略资源，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领域内能够进行动员，以实现大战略目标的国家实力。[23]影响国家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即战略极的权力对比与权力分布、攻防平衡、地理条件等外部脆弱性因素，以及由国家的政治军事制度、国家推行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组成的国家政治权力。[24]
据此可以做出四种假设，在陆权强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转型中：（1）当外部脆弱性程度较高且国家政治权力较强时，倾向于效仿其他类似的转型案例，但容易陷入过度扩张。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有很强的政治权力和动员能力，但外部脆弱性程度较高，“一个由多块不同领土构成的分散的全球性帝国，在与地理上更紧凑的国家的冲突中必定处于不利境地，后者的资源较易得到动员，而且那里的权力集中”。[25]这种地理上的外部脆弱性削弱了西班牙与后起强国博弈的能力。（2）当外部脆弱性程度较高且国家政治权力较弱时，容易导致战略转型失败。19世纪的中国无法诱导足够的民族主义来应对西方带来的海陆双重威胁，使洋务运动这样的战略转型被甲午海战毁灭。（3）当外部脆弱性程度较低且国家政治权力较强时，会对战略转型进行创新。波斯海洋变革的成功，以及首创的类似“海上合股公司”的多国海军联合体就得益于陆疆的稳定、帝国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执政方式的改良及对公平和正义的信仰。[26]（4）当外部脆弱性程度较低且国家政治权力较弱时，很难有动机推行战略转型。例如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政局动荡导致国内政治权力偏弱，加之缺少明显的外部威胁，使其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显著的战略转型。
因素五：战略学说。
大战略主要是关于如何能最大程度给自身带来安全的理论。以化解并消除外部威胁为使命的战略学说在大战略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略学说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进攻性战略学说、防御性战略学说和威慑性战略学说，分别对大陆强国的战略转型发挥不同的作用。
（1）进攻性战略学说通常假设在攻防平衡对比中进攻占优，只要技术、地理和经济等方面具备可行性，秉持进攻性战略学说的国家在战略转型中容易陷入其他海陆强国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对于主导性海洋强国而言，践行进攻性战略学说（如马汉和科贝特的海权理论）不易受到攻击和制衡。但大陆强国推行进攻性的学说和政策极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安全恐慌。即便是为防御性目标而发展军备，或者为保卫军事和经济资产，也容易被他国看作为进攻积蓄潜能，[27]形成安全困境。[28]施里芬计划主张的对东西两线同时采取进攻性战略就阻碍了德国向海权的成功转型。
（2）在防御性和威慑性战略学说的假设里，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可被清晰区分。前者假设防御占优，后者对攻防平衡不持明显偏好。二者与进攻性战略学说相比，都会减少大陆强国战略转型所带来的军备竞赛烈度，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推行防御性战略学说的大陆强国在转型陆海复合型强国时，更容易推行符合实际情况的陆主海从战略取向和防御性政策，也更容易与其他海陆强国结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俄两国的联合作战计划就是以德国或德国的仆从国的进攻作为战略反击的基础，英国最终选择与法俄联盟。
威慑性战略学说较防御性战略学说更具进攻性取向，这源于海上威慑的隐蔽性和可信性。依托威慑性战略学说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战略转型中更倾向于以海制陆，如苏联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强调阵地式的制海权和威慑性的火箭核武器对岸攻击，[29]以海洋基地对陆地事务施加影响，将核威慑和海权转型有机结合。
因素六：战略决策。
尽管杰克·斯奈德认为，在大国当中，国内压力在国家领导人的考虑中所占有的比重常常要超过国际压力，[30]但是不论决策层受到哪些国内变量的影响，大战略的转型都需要决策者一锤定音。虽然情报系统、智囊系统、规则系统[31]等机构也很重要，但“决策系统是大战略决策和战略规划体制的核心，是整个大战略规划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决断者，也是大战略方案的最终决定者，由最高决策者和基本决策者组成”。[32]战略决策对大战略转型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如下四个层面。
第一，决策层的共识程度和领导者的个人偏好会影响国家的基本战略取向转型。它甚至可以暂时超越国家所处的战略地理结构，但如果决策层的认知与国家实力等现实因素长期背离，那么大战略转型将很难成功。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对于克服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政治、官僚和文化方面的阻碍是至关重要的，[33]波斯和古罗马海权转型的成功得益于此，而斯巴达的领导层缺乏战略共识，使海权转型只取得短暂成功。拿破仑三世的错误决策也导致法国的战略转型付出巨大代价，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的陆军预算停滞不前，在欧陆的防御性力量受到削弱，反而不断增加海军军费，但英国的海上预算和造船计划适中，并没有部署在法国周边海域；[34]19世纪50年代，法美贸易占法国对外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法国贸易集中于欧陆，经济安全也不是它的战略诉求。[35]路易·波拿巴发展海军主要是利用海权力量发展作为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工具，以及赢得海军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国家荣耀。[36]但其最终未能提升法国的海上安全和大国地位，反而使法国陷入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无奈地默认英国的海上优势，英法的军费开支回到了军备竞赛之前较为均势的水平。[37]路易·波拿巴忽视了利用他的统治权威来推进陆权现代化和陆军训练、征兵等方面的改革，[38]这一海主陆从的大战略转向也为后来普法战争中法国陆权的全面劣势埋下了伏笔。
第二，对攻防平衡的认知会影响大战略的进攻性/防御性取向。“国际结构经常是良性的，但关于权力结构的认知往往是恶性的。”[39]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预见其相对军事力量开始达到顶峰，那它就容易采取更大的风险行动。[40]尽管少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但领导人会关注与其他海陆强国的动态攻防平衡对比，并在某些问题领域采取进攻性政策。尤其是当这种对己方进攻占优的憧憬或对防御弱点的担忧升级时，就会形成大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机会窗口”与“脆弱性窗口”。前者是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而后者是一种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41]尽管德国防御的力量在1914年达到高峰，征服仅在核时代比此时更困难，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相信进攻力量的思想急剧增加，并在临近1914年时上升到非常高的程度。德国军方采用了进攻性的军事学说，文官精英也认为进攻在战时占有优势，而且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而有决定性的。
此外，战略决策层的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会对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对地缘威胁的判断、对战略学说的选择起主导性作用，进而对大战略的制衡取向和联盟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战略决策层在这6个要素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客观的战略地理结构、地缘威胁等要素只有经过决策层的认知过滤，才会形成大战略输出。
二 历史案例考察
（一）德意志第二帝国
1890～1918年德国经历了重大的战略转型，包括从陆权主导转向陆海并举；从防御性政策逐渐转为进攻性政策；对英、法、俄等主要海陆大国由适度制衡变为制衡过度；破坏了大陆联盟体系，从联俄反法到联英反对法俄，后又转为与协约国在海陆方向的全面对抗。
（1）从战略地理结构来看，德国已经从诸强之一变为欧洲最强大的战略极，与1871年统一时的战略力量不可同日而语。1873～1895年，德国商船总吨位和海外出口总额分别增加了150%和200%以上。1871～1914年，德国人口增长了60%，而英法的人口增长基本停滞。德国的食品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海外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但1895年德国舰队的总吨位还不如意大利。[42]英德战略通道的邻近性也让德国时刻体会到英国海洋霸权的“危险”气息。因此，德国统治者的心理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认为羸弱的海权不能满足德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和海外贸易，也未能有效应对外部威胁。霍恩洛厄（1894～1900年时任德意志帝国宰相）在帝国议会中指出，德国应该增强海权力量，至少要能够为贸易和航运等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护。[43]这反而使英德间的战略冲突地带与核心利益区域越发重合，两国的地缘对抗烈度不断。
（2）1890年后，随着连发枪、机关枪、带刺铁丝网、堑壕及铁路等防御性手段的兴起，德国开始处于陆权逐渐占优且防御有利的时代。尽管美国内战（1861～1865年）、俄土战争（1877～1878年）、布尔战争（1899～1902年）及日俄战争（1904～1905年）显示了现代战争的防御性优势，到1914年防御性优势发展到顶峰，但施里芬、伯恩哈迪、小毛奇和奥古斯特·冯·凯姆将军都认为，进攻相比较防御而言更能确保胜利，现代战争条件下进攻的优势比以前更大。[44]
此外，德国领导人认为，与俄国权力对比，德国将逐渐处于相对衰落中。俄国的军事权力在1914～1917年将迅速扩张，由于战略资源更多，最终将超越德国。[45]对攻防平衡的负面预期和进攻有利的战略迷思催生了德国抓住“机会窗口”对俄国进行打击的动机。1912年，小毛奇在战争理事会中宣称德俄战争不可避免，越早发动战争越有助于德国获胜，这强化了德国对俄国的进攻性战略和制衡倾向。
（3）在地缘威胁方面，俾斯麦时期，以欧洲大陆主义和陆地为导向的防御性大陆联盟体系弱化了德国作为中心强国面临其他侧翼强国制衡的可能性。俾斯麦口授的《巴特基辛根备忘录》主张放弃在欧陆的战略扩张、规避挑战英国海权、限制殖民扩张，恢复保守的梅特涅秩序。即便德国与周边大国的战略锋场邻近于彼此的核心利益区，也没有引起各国的恐慌。这增加了德国领导层对陆上战略环境的乐观情绪，使德国领导层逐渐将目光对准英国。贝特曼宰相提出，德国的日渐崛起可能会迫使英国放弃其在欧陆的离岸制衡战略，并选择与德国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46]他认为，各国面对强大的德国会更倾向于追随，而不是制衡策略。
1898年德国开始执行风险舰队计划，并于1898年和1900年两次通过海军法案，这引起了英国的疑虑。1904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宣称，应该把德国舰队“哥本哈根化”[47]，对德国在基尔和威廉港的海军基地采取预防性打击。这导致德国出于恐慌进一步加紧推进海洋变革。1904年的英法协约使英国能够将其地中海舰队移防至北海，升级了英国对德国的本土威胁。到1906年，英德的海军竞争全面升级为以“无畏”级战列舰为主体的海军军备竞赛，使德国由传统上面临陆缘威胁升级为面临海陆双缘威胁。为了应对其主动塑造的地缘威胁，德国透支了有限的战略资源。
（4）从德国的资源汲取能力来看，在1890年俾斯麦下台之初，战略地理结构、攻防平衡、地缘威胁等外部脆弱性因素都不太明显，只是1897年以后，战略转型的加速加剧了外部脆弱性的程度。俾斯麦和老毛奇之后的国内政治权力越发缺少统筹协调，没有一个总体的军事规划机构（类似于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和法国的最高战争委员会），德皇掌管军事政策制定权力，由他分派给陆军部、参谋本部、海军参谋部、宰相府等诸多机构，各军种之间缺乏联合规划。尽管德国国家政治权力不断集中强化，却导致有限的战略资源分配分散化。
从陆权方面来看，1912～1913年，德国陆军部主要希望优化陆军的质，而参谋本部要求立即增加地面兵力的量，这种矛盾不利于战略资源的统一协调。1913年新任参谋总长小毛奇认识到，施里芬计划的执行还需要增兵30万人，但陆军大臣齐阿·冯·黑尔林认为，增兵会弱化军队维护国内统治稳定的职能，使军队经受“民主化”危险，因此迟滞了德国陆权力量的壮大。
从海权发展层面看，詹姆森事件没能促成1897年海军拨款议案的通过，但随着伯恩哈特·冯·比洛被任命为德国外交大臣，以及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被任命为海军大臣，[48]德国加速了海权转型。比洛促成了德国外交政策纳入符合德皇意愿的“世界政策”轨道，提尔皮茨则通过帝国海军部的宣传、德国义务教育体系的海权理念灌输、让知识分子宣扬海权学说、成立德国海军协会，促成了1898年海军法案的通过（远比1897年的海军拨款议案更加雄心勃勃）。[49]德国海军的服役门槛打破了贵族垄断，中产阶级也可以加入海军并攀升到高级军官的位置，这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有助于高效汲取所需的人力资源。德国虽然提升了汲取战略资源发展海权的能力，但不利于战略转型的收益和成效。1898～1911年，海军的预算规模从相对于陆军的20%上涨为接近50%，1901～1909年，海军预算几乎与德国的全部预算赤字持平，并一直增长。[50]有限的战略资源过度倾向海权的发展弱化了德国陆上的防卫能力。
（5）1890年以前，德国信奉防御性战略学说，老毛奇认为应在西线采用防御态势，而在东线采取有限进攻，对法俄两国取得有限胜利，留待外交来决定是否具备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条件。[51]但随着德国的战略转型，被施里芬修改为由西到东保持连续进攻的进攻性战略学说使德国一旦与他国开战就是总体战的对抗烈度，没有为妥协与和平留下空间。
提尔皮茨上台前，德国的海权战略基本以建立一支近海防御力量为主，统一后，德国的两任海军部部长——施托施和卡普里维都是陆军出身。法国的青年学派理论对德国的海权发展构成了冲击，1882年，德国海军实力仅次于英法，但1892年，德国海军装甲舰总吨位在欧洲列强中仅高于奥匈帝国海军。随着提尔皮茨上任，1894年出台了《第九号备忘录》，德国海军司令部翻译了马汉的战略学说，并提出了风险舰队理论，“我们的世界政策是通过北海这根杠杆，无须直接卷入其他地区即可影响全球局势”。[52]他的计划基于三个预设假设：英国与法俄的矛盾不可调和；海军崛起的德国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由于德国海权的强大，英国愿意在殖民地问题上和德国协商。尽管看似属于防御性战略学说，但1911年提尔皮茨承认，风险舰队不过是一个便于向大众宣传的口号，到1918～1920年，德国能有一支不少于60艘战列舰的舰队，至少与英国在北海处于战略均势。[53]这表露了进攻性战略学说的本质，推动了德国对英国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
（6）从战略决策方面来看，1890～1897年，德国采取逐渐有限地扩充陆军政策，目的在于跟上法俄两国的总和实力。而1897～1911年，德国出现了陆军发展的停滞，三项小规模的陆军法案仅增加3.5万人，这是决策层的兴趣从欧陆转向海外的缘故。1894年威廉二世声称，“岂止是阅读，简直是在吞咽马汉上校的著作，并尽力背诵下来”。[54]德皇威廉二世持有强烈的海权偏好，致力于发展一支能挑战英国海上主导地位的全球海军力量，通过海军民族主义维护国内专制的合法性。
德国决策层为建立强大的海权力量，不惜放弃与英国结盟的可能性，主动塑造海上威胁。18世纪腓特烈大帝与英国结盟的情形仍旧存留于德国统治者的脑海里，普鲁士在欧陆与奥地利、法国和俄国激烈对抗，英国利用海上力量夺取加拿大和印度。[55]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索尔兹伯里政府试图接近德国，希望英德一起抵御俄国在中国的扩张，但在德国看来，俄国在东亚陷得越深，越不会在欧陆侵犯德国和奥地利的利益。[56]提尔皮茨认为，“英国是德国最危险的海上敌人，我们迫切需要强大的海军，作为制衡英国的政治筹码”。[57]1899年，张伯伦在莱彻斯特曾公开呼吁英德结盟，但如果英德结盟，则不利于比洛在德国国内确保议会通过第二次海军法，因此比洛声明，英德未来的关系是否和平尚未可知，逼迫张伯伦成为仇德分子。[58]
德国决策层的海权偏执阻碍了海陆资源的合理配置。卡普里维认为，德国应当将战略资源集中于地面部队，以便主宰欧陆，而只需实行有限的反封锁战略来保障海外贸易的畅通，[59]但德皇未能支持。尽管1908年宰相比洛开始考虑降低舰队建设的速度，然而在威廉二世的支持下，提尔皮茨拒绝修改计划，坚持继续军备竞赛。
德国决策层在大战略目标上的迷思也导致了战略转型的失败和帝国的覆灭。1914年，贝特曼·霍尔维格拟定了“九月计划”，预想德国在欧洲和非洲进行大范围的扩张，创造殖民帝国，将力量扩张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横跨非洲大陆的广袤地区。这充分反映出德国决策层的扩张性战略迷思，其对海权和殖民地的偏执追求超过了大战略目标的整体谋划。
结合6大因素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分析，笔者列出4点历史教训。第一，德国的海权和陆权战略绑架了国家大战略，使德国缺乏统一协调的大战略框架，其进攻性的战略取向逼迫英、法、俄等大国采取战略联合，使德国被包围的梦魇成为现实。1898～1912年，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消耗了德国巨额的战略资源，提尔皮茨的主要错误是把海军崛起视为德国地面部队的替代而不是补充，这一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证明是灾难性的。[60]德国本有机会在陆上赢得决定性胜利。到1912～1914年德国与法俄同盟开展陆上军备竞赛，德国试图开始重拾陆权第一的战略取向，却为时已晚，德国的大战略已经沦为一种资源分配不均的军事战略。第二，德国决策层缺乏战略统筹与协调。小毛奇错误地认为，英德开战会导致海上统治权力转移到美国，所以英国被迫中立。施里芬计划也没有为和平的外交解决留出足够时间。[61]威廉二世不能利用自身权威在大战略或者其他任何层面上有效整合精英共识。在决定防务政策或协调陆海军战略资源方面，贝特曼·霍尔维格不能或拒绝发挥直接作用。[62]第三，过度解读法俄结盟与英国海权优势的威胁性。最初，法俄合作也威胁了英国在地中海的安全，19世纪90年代英国海权的增长和部署也未直接威胁德国的海上安全。第四，夸大了德国对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的依赖性。直到1895年，德国对外贸易的60%是与欧洲邻国进行的，其余大部分海外贸易也主要是和美国进行的，而与殖民地的贸易可忽略不计。[63]
（二）苏联
苏联的战略转型主要开始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其最终从陆权强国转型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大幅度战略收缩。
（1）冷战伊始，苏联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战略极之一，处于自身发展陆海两栖强国的历史最佳时机。通过强大的陆权力量，苏联在东欧建立了霸主地位，苏联地面部队的主要部分位于苏联西部和欧洲东部，有效防御了历史上西欧国家对苏联的经常性进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开始不能满足于海权羸弱的现状，苏联想提高其在黑海和地中海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决定在四个舰队中快速建立防御性和威慑性海军。[64]“对于一种地域性的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65]
（2）苏联处于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战略环境，但它的地理位置使其无法对美国海权形成重大挑战，苏联在海权方面有天然缺陷，其海军力量必须分散成四支力量——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这阻碍了舰队之间的协调合作。古巴导弹危机反映出美苏不对称的攻防平衡关系，对于美国来说，通过欧陆盟国和自身的海权力量，其可以威慑苏联心脏地区的陆权，而苏联则缺少能够威胁美国本土的战略力量。正是由于缺乏具有远洋威慑能力的航母编队，苏联海军派往古巴海域的潜艇全部被美国反潜兵力锁定，随时可能被摧毁。[66]这促使苏联进行快速的战略转型，不断扩展海权来抵消英美的海洋强国优势，保持并扩大自身的陆权强国地位，试图改变不利于苏联的攻防平衡力量对比。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核潜艇数量上对美国具备显著优势[67]，到1986年，苏联海上核力量数量上已远超美国，[68]注重多兵种协同作战，重视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并突出“海军对陆地”作战，在距本土不远的一些海域，如东地中海，对美国海军形成了相对优势。[69]
（3）随着美国成为主要竞争者，苏联地缘威胁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和装载“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使苏联本土面临遭受攻击的重大威胁。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缺少足够的水面部队调集至古巴水域。据此，苏联认为对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过分依赖，以及对常规部队的规模和资金的大幅度削减是错误的。1966年末开始，苏联认为美苏核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故缩小了可能的战时战略目标，基本放弃了主动使用核武器大范围攻击美国本土的想法。1967年戈尔什科夫被提升为舰队司令，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在地中海部署了第五中队，它的海军能力已经令美国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4）历史上，俄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包括急剧变化的制度、战争、对海上力量持不同观点的统治者继位）都对俄国海军的发展构成破坏性因素。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所建造的舰队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继任者对继续发展海军没有足够的兴趣，国家政治权力没有保持对海权发展的持续关注，限制了战略转型的资源汲取。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几乎摧毁了俄国的海权取向。随着苏联确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高效地动员和汲取战略转型所需的资源与能源，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功实现了海权转型。但这种牺牲经济建设，过分追求军事扩张的过度资源汲取模式，导致苏联缺少维持转型成果和护持霸权的长久经济基础。
（5）关于苏联的战略转型学说，主要包括传统学派或年老学派，以及年轻学派。年轻学派主张组建一支由轻型水面作战舰艇、潜艇、水雷和陆基海军飞机组成的海军，认为海军在国防中仅起微小的作用。[70]传统学派或年老学派主要体现了马汉的观点，当国家经济允许时，米哈伊尔·伏龙芝和亚历山大·斯维钦都支持为苏联海军建造航母。[71]最终，苏联的战略转型选择了偏向于“老海军学派”的观点，戈尔什科夫认为，“在各军种中，唯有海军能最有效地保障国家在海外的利益，在海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装备有导弹武器的核潜艇和海军航空兵”。[72]但戈尔什科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战略堡垒”主要反映的还是一个陆权强国的战略思维。[73]因此，苏联在海权转型上的战略学说是偏重防御性和威慑性的，不是主动挑战美国海洋霸权的进攻性战略学说。
（6）传统的决策者主要把俄罗斯视为陆权国家，它的国家利益及其所直接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的战略资源都在俄罗斯境内。[74]而20世纪20年代苏联忽视海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而导致的资金不足，以及高层领导对海军的不信任。[75]尽管1921～1922年，苏联尝试与德国海军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U型潜艇的图纸和作战经验，但没有真正落实战略转型。到1935年末，斯大林开始痴迷于大远洋舰队的造舰计划，西班牙内战反映出苏联的水面舰队难以抵抗德意海军。1936年斯大林转向“老海军学派”的主张，下令全力发展进攻性的大型远洋舰队，并把此作为海军建设的战略目标。[76]1937～194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开始重视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建设，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迟滞。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证实和巩固了斯大林战前的大海军观点，以及由苏联高级军官团为代表的年老学派的主张。[77]1950年，斯大林计划建造大型水面舰队，但计划于1953年他去世后被修改，尼基塔·赫鲁晓夫认为大型水面舰队成本高昂且用途不大，因为苏联无法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赶上美国。[78]赫鲁晓夫宣布导弹是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主张大规模削减常规部队，随后撤销了地面部队司令部。他坚持“单一变量战争”论，设想在战争初始阶段，对敌方领土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核打击，实现战略胜利。[79]他过于追求核武器的外交潜能，为了给苏联提供速成的威慑，他做出了将核武器部署在古巴的决定，最后却招致威慑战略失败。
勃列日涅夫在实现苏联的海权转型方面具备较为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思维，他将避免战争和准备打仗合为一体，在不太可能爆发美苏大战的第三世界，通过强大的海权力量推动有效的对外政策来重塑国际体系，与海陆大国进行符合自身利益和安全的有限合作，在谨慎扩张权势的同时避免战争。应当说，苏联能够成为近代战略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与决策层战略意志的高效贯彻密不可分。
结合6大因素对苏联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苏联将海军作为大战略的重要手段，将其视为战略威慑力量结构的一部分，在海权战略上保持了防御性取向，所以未能引起美苏在海上的对抗升级。但苏联在军事上过于强大，由此损伤了自己的战略和政治目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大教训不在于军费开支过度，而在于过度强调军事威慑的毁灭性效果，惯于在对外政策上胁迫他国，这使苏联在国际体系中受到敬畏，但因此也被认定为不适合建立长期的可信赖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苏联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短短十几年间发展成陆海两栖强国，是近代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中为数不多的例子，并且没有引来主导型海洋强国过度强烈的制衡行为。但苏联同时与美、英、中、日、西德等国的全面对抗，使其战略资源的分配严重不足，导致苏联因过度扩张而衰败解体。
三 对中国大战略转型的启示
尽管中国长久以来是一个陆权导向的大国，但不乏转型海权的历史传统。宋、元、明时期对海权的扩展说明在地理结构上，中国并非不具备成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条件。16世纪晚期，明朝的经济和军事振兴，以及重振亚洲主导地位，都与海权事业的兴盛密切关联。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正处于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时代，有助于实现战略转型的创新。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和商业的大力发展，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型海上存在，中国用于建设以海权为主导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越发强大，中国台湾和南海等问题的升级可能，促使国家的战略重心进一步从陆疆转向海疆。中国应在防御性战略取向不变的情况下，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对美日等国展现足够的反制衡倾向，在不打破不结盟战略的情况下，注重联合战略伙伴稳固陆疆安全，进而保障战略转型。中国的大战略转型应规避或化解以下挑战和限制。
（一）地缘威胁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导致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
如果陆上易于受到攻击，那么一国即使拥有海军，其海权也会受到削弱，它的注意力和资源可能需要聚集于陆上，[80]中国对陆疆安全的担忧程度往往与其投入海权的战略资源成反比。清朝晚期受到俄国持续的陆上威胁，加之权力不断分散，国家机构过度官僚化，使中国对陆军和海军进行的有效的现代化改革难以推进，弱化了中国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实现成功的战略转型。尽管21世纪以来，中俄、中印、中国与中亚国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关系，但陆上威胁作为中国战略中心的关注焦点不会改变，而战略重心转向海权也会受到对陆权关注的牵引。
中国属于战略地理结构中的中心强国，总是受到来自海上和陆上两个大方向的战略挤压，在相对立的两翼或更多方向上与其他陆海强国接壤或对峙，[81]陆上威胁和内乱经常阻止古代中国向海权的持续转型。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海军先后败于法国和日本，加之俄国在中国西北部和东北部的战略扩张，使中国采取海陆并举的策略，但没有消解来自海陆的双重威胁，反而在北方失去了大片国土，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丧失了传统影响力。冷战中后期，中国将战略重心放在应对苏联的陆上威胁方面，对海权重视不足。从1974年开始，中国与越南等国在南海西沙群岛等海上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提供了战略转型的契机，但1979年的“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中国突出了对陆权力量进行改革和投资的必要性，为了提升陆权战略力量，邓小平强调海军的近海防御和对陆军的辅助作用，[82]延缓了海权转型。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崛起，促使中国逐步实现马汉式的海权发展路径，但“三股势力”的威胁，促使中国在战略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持续关注西部陆疆的安全。
单纯从海外威胁来看，海上战略通道对中国为战略转型进行的资源汲取格外重要。近年来，中国越来越依赖波斯湾和非洲的石油供应，中国开始担心本国邮轮在穿越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时可能会遭遇潜在威胁。2013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超过一半，其中50%左右来自中东地区。[83]海外投资的提升和海外华人的增加扩展了中国的海外利益，2006年中国对外依存度曾一度到达67%的高点，此后虽然受到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对外贸易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12年以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因此，海陆战略资源的合理统筹分配，以及对海陆战略威胁的科学评估，是中国战略转型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先天地理条件的限制
中国与法国有类似的先天地理条件，两国都拥有众多优良的港口和通向海洋的便捷水道，战略中心深入内陆，拥有广阔发达的内陆水道体系，有助于弱化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这虽然促使中国拥有发达的陆权力量，但是不利于形成自发的海洋意识。此外，两国都有三处相对明显的海洋边界，一旦爆发危机或战争，中国和法国不容易实现战略统筹，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和近代法国对英作战的屡次失败都与此有关。
（三）联盟的可获性和有效性较低
有效的联盟战略能够促进国家战略转型成功，正如波斯帝国与腓尼基人和东希腊人的海上联盟，共享航海技术和水手，促使其在公元前5世纪迅速崛起为东地中海的海上强国。尽管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对抗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但美国在联盟体系中处于垄断地位，中国在海陆方向的联盟选择都受到重大限制。美国作为海上主导国，主要依托金融、海外贸易和海军，由于水体的阻遏力量、海权力量对大陆渗透的有限性，使美国对陆上国家具有更小的威胁性，反过来，中国却可能由于陆上地缘距离的邻近性和陆权投射力量的有效性，[84]使陆上国家对区域性陆权均势变动的敏感程度压倒对全球均势变化的感知，从而更偏好与海上强国结盟，反制中国所带来的陆上威胁。对于中国来说，即便实现结盟，也可能由于盟友的稀缺性和防止同盟背叛的考虑，过多迁就盟友而被弱小的盟国战略绑架，如1914年德国被牵连到奥塞战争中。因此，中国面对体系性的制衡压力，应主要采取内部的反制措施，提升本国的战略力量，对外推行防御性战略，对国际体系和秩序持改良而不推翻现状的偏好，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情况下防止被战略包围。
（四）避免过度扩张倾向
无论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优势有多大，都很难长期保持成为陆海两栖强国，因为战略集中是任何国家生存和取胜的前提。[85]中国处于陆海接合部，一旦所处陆域的其他国家权力羸弱，中国应该避免受到陆上扩张的诱惑（如北方俄罗斯势力的暂时消退），防止其在战略转型过程中，在海陆两个方向进行投入与实力不成比例的过度扩张。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一国不断地投入过多资源用于军事扩张而忽视经济增长，从长久看会导致该国的衰落。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哈布斯堡帝国，以及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都是陆海两栖强国的代表，在巅峰时期都拥有相对于其他大国的陆海权力优势，但都因国力透支而衰退。中国应避免同时面对海陆两个大战略方向出现地缘威胁，防止透支有限的战略资源，动摇国家地缘安全的基础。
（五）保持战略决策的连贯性
中国从古至今的海权发展时断时续，决策层对发展海军力量或进行海上扩张经常保持怀疑或坚决反对的态度。明朝后期海权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者不能保持对海军的持续投资和高效管理，落后的财政机构管理也不利于海权转型的资源调配，国家缺少直接参与商业或海上经济的动机和行动，在永乐和郑和之后，再无明显持海权偏好的决策者来推动战略转型。清朝统治阶层由于害怕失去自身所掌控的脆弱权力，担心汉族会用新式武器推翻自身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无视海军理论家提出的建议，拒绝进行彻底的海军变革。主要的欧洲列强利用中国羸弱的海权和陆权逼迫中国割地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把控中国的司法关税等国家政治权力，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汲取资源和战略统筹能力。
冷战前期，与苏联的结盟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威胁，弱化了海权转型的动力。“四人帮”秉持大陆主义观点，损害了有助于实现战略转型的军工复合体。[86]随着联美抗苏战略的形成，中国可以利用世界第一海权强国的现代化海上力量，慑止苏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降低了发展海权的紧迫性。1979年的“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使中国开始侧重陆权力量的革新。直到1985年，中国做出战略判定，降低了苏联对中国全面核打击的危险预期，开始强调海洋而不是大陆战争范式。刘华清先后担任海军司令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促进了海权转型。[87]冷战后，中国的权力崛起、海上问题的升温、海外利益的扩大，使战略转型的相关决策取得了连贯性。
法国在17世纪开始的战略转型主要是依托渔业、贸易、传教等私人利益集团而不是政府推动的，皇室贵族普遍反对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德国和苏联也主要是提尔皮茨、威廉二世、斯大林和戈尔什科夫的个人因素推动了昙花一现的战略转型。中国只有在战略转型的手段、目标、海陆资源分配等方面形成战略共识，保持战略决策的延续性，才能确保战略转型的有序进行。
四 小结
总之，对于中国而言，国家的稳定统一需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依托安全、可靠的海洋贸易，这又对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系数提出了要求，进而呼唤中国转向海权。中国的战略转型最容易克服的可能是技术革新，最难克服的是战略决策和威胁判断。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应成为中国战略转型的近期核心目标，中美争夺东亚海权秩序主导权也是战略转型的重要成因和必然结果。在保障战略转型的持续进行下，中国应尽可能减少由军力构成对比变化所带来的国际恐慌，也应注意防御性和威慑性战略的合理性，在维护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同时，避免危机的过度升级和战略威胁的主观塑造，还要调控好经济建设与国防投入、内政与外交、海权与陆权、大战略手段和目的等之间的平衡协作。在海权转型的具体操作上，中国应继续保持由重点依赖潜艇和战略导弹攻击逐步转向主要水面作战力量更加均衡的战略转型。
中国的战略转型已经释放很大程度上的防御性与合作性姿态。例如中国在利用海权处理争端方面，都是秉持和平解决方式作为优先选择，尽管收效甚微，但中国没有放弃对争议岛屿和划界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而对郑和下西洋的纪念和公允评价也体现了即便中国成功转型为海上强国，也会尽可能利用和平方式实现国家战略目标。[88]中国将陆权和海权战略视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手段，不会让陆权和海权的次一级目标绑架大战略目标，中国将海军为主导的海权力量作为象征性的威慑力量，而非交战力量。此外，中国在转型中要兼顾海权的国际公共属性，尽可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也要加强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与海外利益的关联度，有效处理好海权、陆权与国家大战略的辩证关系。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and-Maritime Complex Powers in History and Their References to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of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those land-maritime complex powers are reflected on four major aspects：strategic focus，offensive and defensive policy，orientation on balance，and strategy for alliance. Based on an observation of these four aspects，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auses，successes，and failures of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of Germany （1890-1918） and Soviet Union （1962-1982）. The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ajor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and concerns that confront China’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t the present：China’s dual vulnerability to geopolitical threats that may lead to an over-dispersion of its military resources，the limitations brought by China’s in-born geographical conditions，the low level availability and efficacy of alliance，the orientation to avoid over-expansion，and the necessity to keep the coherence of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the easiest task might b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while the most difficult ones might b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s and judgments on threat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domestic foreign affairs，land and maritime strengths，and means and purposes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Furthermore，an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s emphasizing defensiveness and deterrence.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crisis with a simultaneous consideration on the maritime power’s nature as a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Maritime Power；Land Power；Transformation of Grand Strategy；A Land-Maritime Complex Power
Author Qin Lizhi，Ph.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
[1] 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50页。
[2] 这里所指的海主陆从、陆主海从和海陆并举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的战略重心，而对于陆海复合型强国而言，其陆上安全的稳固始终是战略重心所在，特定情况下，战略重心的转移也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最高战略中心的需要而展开的，故其战略重心只能是陆主海从。
[3] John S. Morrison and John F. Coates，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Oxford：Oxbow Books，1996，p.352；Evelyn V. Hansen，The Attalids of Pergamum，Ithaca，NY：Cornell Universtiy Press，1971，pp.76-85；J.H.Thiel，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in Republican Times，Amsterdam：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1946，p.31.
[4] 本文对战略地理结构的重新定义只是对其中“战略极”、“战略通道”和“战略锋场”的扩展和延伸。详情可参见陆卓明《世界经济地理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90页。
[5] 陆卓明：《世界经济地理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90页。
[6]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4～165页。
[7] 左立平：《中国海军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第18～27页。
[8] 陆卓明：《世界经济地理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92页。
[9] Palmira Brummett，“The Overrated Adversary：Rhodes and Ottoman Naval Pow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3（September 1993），p.540.
[10] 包围与反包围锋场一般只出现在战略极之间，因为只有战略极才是对方不敢贸然以战争相加的对象，而且只有战略极才有力量引诱或强迫他国参加自己的包围与反包围斗争。参见陆卓明《世界经济地理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94～195页。
[11] 关于攻防平衡的理论论述，具体可参见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p.170-191；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7-139；Fareed Zakar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Summer 1992，pp.191-192；Dale C. 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127；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Vol.40，No.3，April 1988，p.317。
[12]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76～181页。
[13] Jack S.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1，Summer 2010，p.16.
[14] 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戈尔茨坦、卡恩斯·洛德主编《中国走向海洋》，董绍峰、姜代超译，海洋出版社，2015，第174页。
[15] Fareed Zakar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Summer 1992，pp.191-192.
[16] 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戈尔茨坦、卡恩斯·洛德主编《中国走向海洋》，董绍峰、姜代超译，海洋出版社，2015，第87页。
[17]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44～145页。
[18] 乔治·H. 奎斯特：《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0页。
[19]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页。
[20] Hans van Wees，Greek Warfare：Myths and Realities，London：Duckworth，2004，pp.203-209.
[21]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372页。
[22]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04页。
[23]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78页。
[24] 关于外部脆弱性和国家权力的详细内容，可参见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21～132页。
[25] Giovanni Botero，The Reason of State，translated by P.J. and D.P. Waley（London，1956），pp.9-12.
[26] 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戈尔茨坦、卡恩斯·洛德主编《中国走向海洋》，董绍峰、姜代超译，海洋出版社，2015，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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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房方译，海洋出版社，1985，第277页。
[30]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2页。
[31] 规则系统是保障战略规划平稳高效运行的法律、制度等的总称，是战略规划体制四项构成要素中唯一一项软要素，可分为关于要素功能的规则和决策监督规则。具体参见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1～102页。
[32]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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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哥本哈根化”意指英国皇家海军在1801年和1807年对丹麦海军进行的预防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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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张海文等主编《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3页。
[81] 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82～87页。
[82] 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戈尔茨坦、卡恩斯·洛德主编《中国走向海洋》，董绍峰、姜代超译，海洋出版社，2015，第300页。
[83] 《中国石油对中东国家过度依赖》，中国行业研究网，2013年9月2日，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30902/100802116.html。
[84] 米尔斯海默认为，地面力量居于首要地位，巨大的水体会极大地影响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而独立的海上力量和战略空中力量都不具备赢得战争的太大作用。岛屿大国不可能发动针对其他大国的征服战争，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详情可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3～134页。
[85] 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39页。
[86] 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戈尔茨坦、卡恩斯·洛德主编《中国走向海洋》，董绍峰、姜代超译，海洋出版社，2015，第298～299页。
[87] 师小芹：《论海权与中美关系》，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第202～211页。
[88] 张海文等主编《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