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人口转变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亚洲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性别失衡现象（Guilmoto C.Z.，2009）。性别失衡问题包括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两个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亚和南亚）普遍存在性别失衡问题，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Larsen U.，et al.，1998；Guilmoto C.Z.，2009），都经历了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逐步加剧到慢慢缓解的过程，目前这些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略高于正常水平；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则存在较为严重的女孩死亡问题；同样位于南亚的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正从女孩死亡水平偏高快速转向高出生人口性别比（Clark S.，2000）。在存在男孩偏好的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性别失衡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已经实现了人口数量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还是尚未实现人口数量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均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只是在前一类国家和地区中主要表现为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性人口终止妊娠，后一类国家和地区则同时存在出生前的性别选择和出生后的性别选择问题。

不过性别失衡问题在亚洲的分布具有区域特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其内部的性别失衡严重程度均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亚洲以东亚、南亚和高加索地区最为严重。而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性别失衡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印度作为性别失衡十分严重的国家，其克拉拉邦等少数邦却从未出现过性别失衡问题（Clark S.，2000）；韩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则存在十分明显的城乡差异（Larsen U.，et al.，1998），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远远严重于农村。我国的性别失衡问题既存在东西部的差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域的差异，也存在城乡差异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差异（马瀛通等，2003；侯建明，2007；李树茁，2016）。性别失衡问题的出现、加剧甚至消退具有阶段性。诸多存在男孩偏好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最初出现性别失衡的时间并不一致，韩国早在197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在110左右徘徊，而中国到1980年代达到这一水平，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则比中国晚10年左右；同时韩国1995年前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下降，并逐渐趋于平衡，中国在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到120左右，至2005年之后慢慢呈现遏制趋势（李树茁等，2011），阿塞拜疆的性别比则自2005年之后停止攀升，在115以上的位置徘徊。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领域内对女性的歧视往往会减弱；但生育中的性别偏好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因素，其变迁过程是十分缓慢的（李银河，2003；威廉·奥格本，1989）。前文叙述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韩国、中国台湾均已完成工业化和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却同样存在针对女孩的歧视，且主要表现为出生前的女性生存权丧失；而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存在性别失衡问题，巴基斯坦主要表现为幼女死亡率偏高，印度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出生人口的性别失衡。这说明，尽管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在经济领域中提高女性的地位及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却难以缓解和改变文化和制度中的男孩偏好和女孩歧视。

二 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及治理

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性别失衡问题历时最长、爆发区域最大、峰值最高的国家，该问题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历时长。最早出现性别失衡现象的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开始偏高25年后就已经开始下降，并逐渐趋于平衡。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至今已经持续30余年，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曾毅等，1993）。中国在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0左右，随后的20多年持续攀高，在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0左右。2010年“六普”公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06，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态势仍十分严峻。另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女婴死亡率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

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包括东西部的差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域的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差异（汤兆云，2006）。除了个别省份外，中国各省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女孩死亡水平偏高问题：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省份如西藏、云南、新疆等，东北的一些省份如黑龙江，以及特大城市如上海等，并不存在该问题；中国东南部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则存在较为严重的女孩死亡水平偏高问题，如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等；其余的一些省份介于这两者之间。中国各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各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均有升高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特别是女性人口通过工作和婚姻的方式离开农村，导致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使得全国性的性别失衡问题在少数区域集中和加剧，这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张海峰、白永平，2008；杨博、李树茁，2018）。

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的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和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靳小怡等，2010；李树茁、孟阳，2017）。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率偏高带来的性别失衡、婚姻挤压和人口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性别失衡问题本质上是性别平等和人权问题，同时又是发展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李树茁等，2006）。中国人口数量众多，由性别失衡引起的社会风险的治理很难从他国借鉴经验，更无法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转移到其他国家。Hudson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男性过剩与国际安全联系在一起，认为大量男性无法成婚将令犯罪率增加、公共健康风险加剧，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Hudson V.M.，2004），并从人口学领域出发在国际社会掀起中国“威胁”论。因此，性别失衡问题不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来之不易的大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面对持续攀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2003年起国家人口计生委以县区为治理单元，依托“关爱女孩行动”逐步在全国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旨在通过改善女孩生存与发展环境促进性别平等，使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正常化。2006年后，全国所有县区均已展开以“关爱女孩行动”为载体的性别失衡治理工作，部分县区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持续攀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显示，相当多地区的治理是失效的。中国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治理环境和性别失衡原因的复杂性，加剧了治理的难度。学界仍旧无法确定究竟怎样的治理方式可以解决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这需要继续对中国性别失衡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

三 性别失衡演变

中国既不是唯一出现性别失衡的国家，也不是最早出现该问题的国家。研究表明，在较早出现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和婴幼儿死亡性别失衡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该问题呈现演变特征，即“先攀升，后高位徘徊，最后下降至平衡”，而印度还处在上升或高位徘徊阶段（Guilmoto C.Z.，2009）。这表明，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可能和生育率下降相似，存在演变规律，甚至可能成为人口转变的一部分，或者说，在存在性别偏好文化和性别失衡现象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转变将呈现出生育率下降和性别失衡现象同步交织的亚型（陈卫、李敏，2010；李树茁、闫绍华、李卫东，2011）。

在亚洲地区存在性别失衡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是首个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并接近平衡的国家（Chung W.，Gupta M.D.，2007）。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1990年其SRB（Sex Ratio at Birth的简写，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峰值已经超过115，此后性别失衡态势出现逆转，逐年下降，至2000年性别失衡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接近平衡状态。“到2004年只有庆南、庆北、蔚山等6个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略高于正常值，其他地区均已接近正常水平。”2004年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2，接近102～107的正常范围。

1980年至今，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攀升，至今仍在高位徘徊，其未来发展态势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学界相对保守的判断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攀高趋势已经得到初步遏制”；有预测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拐点已经来临”。那么，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拐点真的来临了吗？

四 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和机制

在中国，导致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溺弃女婴和对女孩的忽视是造成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主要原因（张则方，2008）；而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男孩偏好是根源性原因（李银河，2003）；现行经济体系和公共、人口政策的一些因素是条件性原因。部分群众为了达到生男孩的目的，在产前利用B超技术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发现是女胎就采取手术终止妊娠，这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直接原因（龚国云，2001）。从表象上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严格限制生育孩子数量后，部分育龄人群为生男孩寻求性别选择的结果；本质上，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缺位和父系家族制度下形成的男孩偏好与歧视女性导致女性生存与发展权受损的集中体现（原新、石海龙，2005）。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使得男性在财产继承、居住安排、家庭延续和赡养老人等方面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强化了人们“传宗接代”甚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和不完善，使得老年人主要依靠儿子在经济与生活上的照料。另外，一些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在制定与执行时缺乏性别平等的考虑，使得妇女在教育、土地分配、就业、退休、政治参与等领域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宋健，2009；杨凡，2016），导致妇女总体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相对不高，这些强化了人们男孩偏好的观念。有研究分析指出，父权制体系是男孩偏好文化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但更加深入的探讨认为，父权制体系仅仅是男女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制度表现，该制度的存在导致女性家庭地位低下，她们对家庭的价值和贡献被忽视，进而催生了男孩偏好文化。因此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参与、就业和教育等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导致的女性地位低下，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Chung W.和Monica Das Gupta（2007）发现，韩国性别失衡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宏观环境变迁的结果。他们在研究中指出，父权制是韩国男孩偏好存在的根基。韩国自高丽王朝时代建立的新儒家的父权体制，使得政权更加稳固、家庭体系更稳定。该体系下，长子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传递香火的职责，女性的生育功能更加凸显（Park C.B.，Cho N-H，1995）。近代国家政策改革中韩国继续巩固父权制度，1950年后颁布家庭法支持长子继承、从夫居、子女归属男方等一系列父权制度的合法性（Park C.B.，1983）。该法律将生育、赡养等职责都推到女性身上，甚至还鼓励女性在家庭负担较轻时外出工作，这更加有效、快速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但事情不总是如政府所愿，女性职业化和教育程度提高，导致女性运动日渐发展，最终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1997年，韩国政府更改宪法，规定“禁止族内通婚”是违宪的，并废除了男性掌权的户主制。逐渐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改变男孩偏好的驱动力：工业化使得市场交换成为人们获得支持的主流方式，家族内的社会支持依赖越来越弱，削弱了家族权力对个人的影响力；城市化使得年轻夫妇自身的男孩偏好变弱，也增强了他们与家族势力相抗衡的能力，他们日渐能够承受“没有儿子的压力”。

但是，李银河（2003）认为，在中国与男孩偏好一脉相承的祖先崇拜是中国农民最接近于信仰的一种文化现象。然而男孩偏好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变迁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这就意味着当期的男孩偏好不仅受到当期性别平等程度的影响，还受到前期性别平等程度的影响（郑晓云，1992；董志强、钟粤俊，2016），那么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很难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恢复正常。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其演变遵循的是什么规律？未来能否恢复自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