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作为近代日本亚洲主义制度化的表征，[53]以上所述十四年战争期间日本分别设立的三个前后连贯的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尤其是作为集大成者的“大东亚省”，其设立与客观存在的事实，证实了战时日本对于亚太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
作为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的“满洲事变”之后，日本冈田内阁于1934年设立的“对满事务局”及其所实施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殖民统治模式，成为此后日本政府的借鉴。近卫内阁在“中国事变”以后于1938年设立了“兴亚院”，其虽自称目的为“担当建设东亚的使命”，[54]但实际上则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作为地道的“灭亚院”，[55]它的存在，验证了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本质。东条内阁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于1942年设立了“大东亚省”，作为“大东亚殖民地省”，其最终完全地验证了战时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新秩序”之本质。
对于日本战时在亚太地区的此种所谓“大东亚新秩序”，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即指出其有如下之特征：“在政治上，由一个国家全盘控制；在经济上，利用该地区的资源为该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陷于贫困，并将外国的利益排斥出去；在社会生活上，破坏个人自由，把被征服国家的人民降为二等公民。”[56]
1942年9月1日东条内阁决定设立“大东亚省”之后，重庆《中央日报》在9月7日发表了题为《“大东亚省”内幕——日寇奴役亚洲民族的又一自供》的文章，指出：随着该省的设立，中国东北和其他沦陷区，此后将被当作正式的殖民地受敌政府直接统治，而现有的大小伪组织将更明显地沦为技术上的工具；泰国和越南在形式上虽仍有其各自的宗主权，然而日寇也毫不客气地将其看作它的永久殖民地。菲律宾、缅甸、马来亚、荷印等地，暂时不被当作“大东亚省”的施政对象，但日本军阀却已明白表示将来要将其置于该省以内。
而在闻知日本政府决定设立“大东亚省”之后，汪伪政府的重要人物周佛海，曾在9月18日对日本人说：“日本之大东（省）已成立，如以中国为殖民地而治之，日本非失败不可。”[57]其后的历史事实果为周佛海所言中。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时日本在中国大陆及亚太地区实施的殖民统治，与其在台湾地区（及以后的朝鲜）的殖民统治，具有不同的特点，与此前存续时间较长的“拓务省”的统治方式也有差异。[58]也就是说，十四年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所设立的针对伪满洲国的“对满事务局”、针对中国关内各伪政权的“兴亚院”，以及针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大东亚省”，这三个由军部势力主导的国策实施机构，与其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中国关内地区的中国派遣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南方军一起，共同构筑起了战时日本从中央到“现地”的一整套军政殖民统治体系。
因此，就统治形式而言，相对于日本此前在台湾、朝鲜所实施的总督直接殖民统治，战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本土”乃至亚太地区，所实施的是通过各傀儡政权的间接殖民统治。但无论其方式如何，都不能因此之间接性质，歪曲或否定近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本质。
[1]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张洪祥主编《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关捷主编《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情况，可参见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编的学术杂志『日本植民地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大江乃夫ほか編『近代日本と殖民地』（全8巻）、岩波書店、1992～1993。
[3]臧运祜：《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决策与实施机构——关于“兴亚院”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第818～844页。
[4]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按照最高当局的国策，烧毁了大量侵华战争期间的机密文书资料，包括“兴亚院”及“大东亚省”的相关文书。详情参考臧运祜《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及其战争罪责》，《求是》2014年第8期。
[5]关于近代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以及在亚洲实施“殖民统治”的史实，日本官方直到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战后50年谈话，才首次予以公认。但是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年谈话，对此关键问题，又予以了回避和歪曲。
[6]上述规程及其附件，可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R.SP156，SP 301，第10～36页（以下所引该馆藏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藏略）。同月22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又对其中的第二条稍加修改，即正式确定下来，具体情况可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R.WT 27，IMTl49，第9～20页。
[7]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以下简称“『主要文書』下”）、原書房、1978、204～205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R.WT27，IMTl49，第21～24页。此件在有些史料书中被误记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如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みすず書房、1964、494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第4～5页。
[8]《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R.SP156，SP301，第69～72、78～83页。
[9]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第11～25页；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589～590頁。
[10]《陆军大臣致关东军司令官电（1934年9月14日）》之附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41～43页。
[11]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600～601頁。
[12]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601～604頁。
[13]日本外务省当时就承认：陆军的方案是“把满洲国当作保护国处理，或者当作殖民地处理”；而本省的方案“实质上，日本是把满洲国的铁路、经济、政治、军事和其他一切方面，当作高于保护国地位的性质加以处理的，而作为满洲国的独立形态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是在满洲国和日本之间交换外交官而已。如果连这块唯一的独立国的招牌也取了下来，那么就无法承认我国的国策是把满洲国当作独立国而建立起来的”。见木戸日記研究会編『木戸幸一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159～164頁。
[14]高鳥正編『大東亜戦争に直面して：東条英機首相演説集』改造社、1942、162頁。
[15]矢部貞治『近衛文麿』読売新聞社、1976、427頁。
[16]《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680，S1110-61，第497～499页。
[17]《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680，S1110-61，第519～524页。
[18]臼井勝美、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9·日中戦争2』みすず書房、1964、247～249頁。
[19]馬場明『日中関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原書房、1983、333～334頁。
[20]『主要文書』下、392～393頁。
[21]『宇垣一成日記』2、みすず書房、1970～1978、1262頁。
[22]『主要文書』下、401頁。
[23]关于“对华院”修改后的名称，当时设计了8个供内阁选择，即东亚院、大陆院、东方院、东大陆院、新东亚院、兴亚院、新亚院、事变处理院。见『昭和十三年三月以後 対支院設置ニ関スル件（興亜院）』日本国立公文書館、2A-40-（資）356。
[24]『大東亜省設置関係一件』第1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M.1.1.0.7。
[25]『枢密院会議議事録』第90巻（昭和篇48）、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287～305頁。
[26]興亜院政務部『興亜院執務提要』1940年1月、37頁。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56～57页。该文于1938年12月29日在重庆各报全文发表。
[28]『主要文書』下、436～437頁。
[29]该计划可参见稲葉正夫ほか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別冊、朝日新聞社、1963、306～315頁。
[30]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1）、朝雲新聞社、1973、427～428頁。
[31]东京《朝日新闻》8月1日晚刊，参见『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1）、428～429頁。
[32]松岡洋右伝記刊行会編『松岡洋右』講談社、1974、761頁。
[33]『松岡洋右』340～344頁。
[34]内閣制度百年史編纂委員会『内閣制度百年史』下、大蔵省印刷局、1985、240頁。
[35]日本的战争目的，1941年12月8日的宣战诏书中称为“自存自卫”，而12月12日的内阁情报局，则发表称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来说，当危机严重时，就高唱自存自卫；在形势好转时，就称唯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才是这次战争的目的。参见〔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伊文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109～110页。
[36]大久保達正ほか編著、土井章監修『海军省资料』（15）、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御茶ノ水書房、1990、92～98頁。
[37]大久保達正ほか編著、土井章監修『海军省资料』（15）、336～339頁。
[38]《日本陆海军档案》（缩微胶卷）：Ree1228，T1551，第1586～1587页。
[39]古川隆久『昭和戦中期の総合国策機関』吉川弘文館、1992、358頁。
[40]馬場明『日中関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384～408頁。
[4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654页；
[42]伊藤隆ほか編『東条内閣総理大臣機密記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82頁。
[43]伊藤隆ほか編『東条内閣総理大臣機密記録』82～85頁；東郷茂徳『東郷茂徳手記 時代の一面』原書房、1989、306～308頁。
[44]《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623，S13110-2，第112～118页。
[45]《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623，S13110-2，第127～133页。
[46]《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R.WT30，IMTl79，第1～51页。
[47]伊藤隆ほか編『東条内閣総理大臣機密記録』、109頁。
[48]《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624，S13110-2，第313～320页。
[49]《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624，S13110-2，第679～681页。
[50]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5）』朝雲新聞社、1973、118頁。
[51]《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R.WT30，IMTl79，第2页。
[52]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四二年七至九月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3，第546页。
[53]河原宏「アジア主義の制度化―対満事務局、興亜院、大東亜省の設置―」『社会科学討究』第25巻第2号、1980年1月。
[54]1940年4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2800、対支中央機関設置問題一件（興亜院）/興亜院功績概要書 第一巻（A-1-1-0-31_4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5]在担任过第一届近卫内阁外相的广田弘毅的传记中，曾引用过中国方面透露的如下说法：像“兴亚院”这样的机构，不过是“清朝时期统治蒙古、西藏等外藩的‘蒙藏院’的再现而已”。见『広田弘毅』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1966、319頁。
[56]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partment of State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Ⅱ，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1943），p.330.
[57]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649页。
[58]1927年9月，田中义一内阁设立“行政审议会”，田中义一任会长，决定设立“拓殖省”，后经过阁议决定，由内阁拓殖局起草该省的官制案。11月，田中内阁设立“拓殖省设立准备委员会”，以内阁法制局局长为首，开始了具体的准备工作。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于1928年12月17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929年召开的第56次议会，根据上述决定，通过了有关设立拓殖省的预算案。3月29日，田中内阁阁议通过了《拓殖省官制案》，随后提交枢密院审议。审议过程中，枢密院将其名称改为“拓务省”，于5月29日通过了“拓务省官制”。6月8日，昭和天皇在田中义一首相的副署下，以“敕令第152号”公布了《拓务省官制》，规定：拓务大臣统理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关东厅、桦太厅、南洋厅的事务，监督满铁及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业务，管理除外交事务以外的移殖民事务及指导、奖励海外拓殖事业的事务；拓务省除大臣官房外，设立朝鲜部、管理局、殖产局、拓务局“一部三局”。6月10日，拓务省宣布成立。首任拓务大臣由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兼任之，次官由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小村欣一担任。拓务省成立不久，虽然田中内阁在7月2日垮台，但该省存在的时间长达14年。其间，拓务省内部机构亦有所变化：1934年12月26日，冈田启介内阁设立“对满事务局”之后，拓务省关于伪满洲国的事务移交该局管理；1938年12月，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之后，关于在中国的拓殖事业交由该院掌握；1939年8月，为了适应建设“东亚新秩序”国策的需要，拓务省改组了1935年6月设立的“海外拓殖委员会”，成立了“海外拓殖调查会”，由拓务大臣担任会长。到1940年，拓务省由原来的“一部三局”改为“一部四局”，即将原来的“拓务局”分为“拓北局”与“拓南局”。1942年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之前，拓务省于10月31日被废止。参见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9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