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使用的相关研究
（一）微信研究的范式与多维视角
微信作为后起之秀，因其技术兼容了QQ、微博等应用的特点，并借助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发展，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在新中产阶层中微信应用很强势，而使用QQ和微博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研究将社交媒体考察的重点锁定在微信上。在学界，微信热也使其成为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以在中国知网上检索的相关文献为例，截至2015年4月6日，以微信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1407条研究成果。其中，对于微信在图书馆平台、各大媒体平台，以及广告营销平台上的应用性研究占较高比例。研究成果重实务轻理论建构的现象比较明显，但其中也不乏一些见解独到且富于建设性的成果。
1.微信研究的范式
从研究范式上看，国内有关微信的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即试图效仿自然科学，强调客观与实证。这类研究大多基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实证的方法探讨微信所具有的功能。
其次占较高比例的是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即从人文学科的价值关怀出发，强调对微信这一新技术的理解。这类研究大多是在人际传播、人际交往、社会网络等理论的视阈下，考察微信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批判理论范式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但在微信研究中表现最弱。有学者批评微信成瘾问题，指出“微信成瘾不仅具有网瘾的一般特征，其过度虚拟社交导致生活紊乱和精神空虚，陷入‘越微信，越焦虑，越冷漠’的怪圈，也进一步疏远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容易产生人格分裂、社交幻化和自我迷失”[12]。然而，大多数研究虽然指出微信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但都是基于肯定微信合法身份的基础上提出的改良建议，而非激进地否定现状。
微信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如表1-1所示。
表1-1 微信研究的三种范式
2.微信研究的多维视角
以下将从基础研究、传播形态研究和功能研究三个方面，对当前微信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基础研究主要是对微信的定义、属性等进行的研究；传播形态研究主要是从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以及传播特征等方面对微信进行的研究；功能研究则主要是微信对人们的生活及社会各领域产生作用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本研究深入分析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均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基础研究
学者们关于微信的概念界定大同小异，认为微信是腾讯官方推出的一种移动即时通信应用程序。但是，关于微信属性的判定，各方则意见迥异：有的将微信视为“新媒体”“自媒体”[13] “媒介”[14]，或传统媒体的“竞争者”和“假想敌”；有的则单纯地认为微信只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平台”，即“非媒体”。总体而言，认为微信的本质是一种“社交工具”的观点占大多数。
例如，谢新洲认为“微信是以关系为核心的具有高度私密性的社交工具”[15]，聂磊等指出，“微信本身不仅仅是网络通信工具，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交平台”[16]。还有更多学者将微信同微博进行比较，提出“与微博相比，微信完全是具有不同基因属性的产品”，“微博具有更强烈的传播和媒体属性，而微信有更强的黏性，更好的交流体验，是一条具有私密性的沟通纽带”[17]，“微信就是这样一个依靠社会软件连接或致力于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湿关系’，营造‘湿’环境的社交网络”[18]，也就是说，“微信尚不具备大众媒体的形态，可将其界定为私人化的交流通信工具”[19]。
然而，微信虽然一开始是作为一款社交工具被开发的，但是随着微信版本的不断升级、公众号功能的添加，微信已不仅是一种网络版的“人际传播”，还具备了“大众传播”的媒介属性。按照微信团队对微信未来发展的设想，它的目标是“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事物，因而又具备了一种“入口”的平台属性，即人与人连接的入口、人与信息连接的入口，以及人与购物、娱乐等生活方式连接的入口。有学者基于功能论的视角，既肯定了微信的“媒体”属性，又认同了其所具备的“社交平台”的本质，提出“微信更为恰当的现实属性应该如下：是一款新型注重用户体验感的程序，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和电脑、智能手机等客户端，具有‘新媒体’的特点和属性，是一个具有社交功能、分享功能和信息接收功能的媒介平台”[20]。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微信的本质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交媒体”，是用户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私人化的场所，犹如一间“私人客厅”[21]，可以广泛接收来自朋友、群体、公众号的信息，并可以与他人及群体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全方位沟通。
（2）传播形态研究
与微信属性密切相关的是对其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以及传播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微信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多对多的群体传播，以及公众号的定制化传播。
就传播特征而言，方兴东等认为，微信具有“即时化、社交化”的特征，以及准实名性、点对点性、隐秘性。[22]谢新洲认为，微信传播不仅具有私密性，而且成员之间具有“强关系”连接的特征，成员圈子增长快、信息传播重社交轻内容。[23]
还有学者基于传播的5W要素指出微信的传播具有如下特征：从传播主体来看，微信传播是一种基于关系的病毒式的传播，所有对信息感兴趣的人都是传播主体；从受众来看，微信是一种窄化的定向传播；从传播渠道来看，微信拥有富媒体传播的通道；从传播内容来看，微信传播的是“有选择的碎片化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微信则具备了人际传播的“湿度”。[24]此外，还有学者对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进行了特别关注，认为其传播具有点对点、噪音少、易被实时收看、定向发送、信息扩散能力强的特征。[25]
不可否认，这些论点都有其精辟之处，但大多仍囿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框架来审视微信，对于微信传播的特征或简单描述，或评判有失偏颇。例如，方兴东等认为，与微博相比，微信传播在获取信息的频次、渠道、范围等方面都有很多局限性，如微信“作为网络舆论受众方范围狭窄”等，[26]这种判定沿用了大众传播时代的标准，一味强调“广”，却容易忽视微信作为“强关系的连接”在刺激行动上可能具备的力量。
也有一些研究跳脱大众传播研究的窠臼，在人际传播或社会心理学视阈下深入分析微信的传播特征及效果。张瑜指出，微信的传播模式是“复合传播”，由现实强关系、虚拟弱关系的点对点单一传播，微信群、公众平台等多对多的群体，以及大众传播组合而成；微信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个体的“前台”“后台”表演，以及个体网络自我的印象管理；微信的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之后的孤独感加深、焦虑甚至异化。[27]李盈盈也在分析中提到，“朋友圈忠实观众的存在强化了前区的表演欲望”，“技术化的印象管理手段加深了前区和后区的可能差异”，等等。[28]但是，不同的心理导向（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使用动机及使用黏度，使个体在社交媒体中选择呈现自我的策略各异[29]。此外，目标受众、人格特征、性别、国家与文化等也都会影响个体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30]
还有研究者以手机传播为分析对象，归纳出以微信为代表的手机关系中的新人际传播特质：传播情境“超时空”、传播主体“去社会性”、传播中介“符号化”、传播角色“半虚拟化”、传播过程“有选择性”、传播对象“多情境切换”等。[31]此外，匡文波通过量化研究指出微信具有“信任度非常高”的特征，并通过用户的收入结构发现，占比最高的是月收入3000～5000元的中产阶层，占比为32.0%。[32]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3）功能研究
有关微信的功能研究主要是针对微信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功能进行的研究。比如，传统媒体如何利用微信传播新闻信息，如何更好地与受众互动，大学辅导员如何利用微信进行大学生思想教育，以及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微信的营销推广和商业模式等。目前，对于微信功能的探索更多的是落在受众（用户）个体层面，而较少观照微信在社会层面所发挥的功能。[33]
就个体层面而言，研究多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探寻人们使用微信的需求与愿望，进而归纳出微信能够满足人们的功能。这类研究多以大学生为调查样本得出结论：微信扩大了大学生的交往范围，促进了交往中的强关系（加深了同学情、增进了朋友来往、缩小了与父母的代沟），使大学生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帮助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以及加快了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34]；微信使大学生的现实人际关系更加密切，进一步满足了大学生情感诉求的表达，以及以微信朋友圈为基础的虚拟社区使大学生有了更强的归属感；等等。[35]韩晓宁等则将研究焦点锁定在微信订阅号的使用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新闻信息获取动机最高，其次是社会交往动机和功能性体验动机。[36]
张钰的文章，虽然是在分析导致人们产生微信依赖现象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所罗列的依赖需求，如人际沟通与传播的需要、人际关系维持与拓展的需要、自我表露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获取信息的需要[37]，恰恰也体现了微信的传播功能。
聂磊等则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提出了微信朋友圈作为网络虚拟社区所具有的三个功能层次：基础层满足人们的安全感、归属和身份感、个人投入和共同标识系统等，成员身份是关键要素；中间层是基于基础层扩展而来的，满足人们的信息交换与分享需求；顶层是合作的集体行动（见图1-1）。[38]
图1-1 微信虚拟社区的功能结构
资料来源：聂磊、傅翠晓、程丹：《微信朋友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虚拟社区》，《新闻记者》2013年第5期，第73页。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还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空间理论及社区研究，很多学者都指出：微信有助于满足人们扩大社会交往、维系社会关系、培育社会资本的需要。[39]谭震在描述微信新功能时提到，“通过微信，人际交往从个人所熟悉的强联系人群，拓展到原本遥远陌生的弱联系人群。虚拟社交圈与实际社交圈达成交融，人们的传播与交流变得更加现实化、紧密化，其用户群也较其他产品用户更富有黏性，也拓宽了移动社交的横向和纵向空间”[40]。党昊祺认为，如果按照亲疏远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关系归为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的话，微信则实现了全面覆盖，“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交网络”[41]。刘颖基于个案的深入研究得出：个人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共享获得，微信用户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人际沟通网络，有效利用微信维护与发展人际关系是积累和培育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42]聂磊等也认为，“人们出于特定的目的进入虚拟社区，比如加强社会联系、传播信息、收获经验、交流观点等。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转换成在线关系，并形成新的规范，这些规范使人们更易于知晓如何在线表现以及如何获得一种社区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朋友圈为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本是来自特定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个体与他人分享时才存在。作为虚拟社区，微信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转换成在线关系。“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微信朋友圈可以促进线下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43]刘涛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角度指出，碎片空间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的空间形态。社会化媒体在极力拯救这些碎片空间，将这些非资本领域的空间进行资本化处理，使其成为一个资本生产空间。[44]而微信作为社会化媒体之一，“在人脉关系的激活、连接与再造方面发挥着独有的功能”[45]。
此外，王欢、祝阳也从微信的工具设置本身出发，概括了微信具有的人际沟通功能：“X轴是以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为主的基本功能，延续了其他网络通信工具的功能，尤其是短语音信息的实现，颠覆了传统的人际沟通方式；Y轴是以朋友圈、通讯录、QQ、微博、邮箱为主的SNS的功能，建立起以强关系为主的熟人圈，SNS实现了由弱关系交往向强关系交往的转变；Z轴则是以附近的人、摇一摇、二维码、漂流瓶等表现形式为主的LBS功能，利用人际交往的地缘信息，为人际互动提供可能。”但王欢强调，微信只是发挥了有限的工具性作用，人际沟通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传统沟通范式与框架中。[46]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分别从概念、属性、传播形态和社会功能等多个视角对微信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探索与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不乏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本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针对微信属性的探讨厘清了微信的“社交媒体”本质。对于微信传播形态和特征的研究，进一步概括了微信融合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复合传播特质；以及微信作为一个舞台，人们在其上的自我呈现与表演。有关微信功能的研究，则提出了本研究关注的命题：微信对于扩大社会交往以及培育社会资本的影响。不过，目前的研究成果也仍有不足之处，例如，在研究视角方面仍偏重于从单一学科视角切入，而缺少多学科视角融合；在研究样本的选择方面，绝大多数实证研究是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让人质疑这一群体是否能够代表其他群体，特别是身居职场的新中产阶层；在观点的呈现方面，除客观经验主义范式的研究外，一些诠释经验主义范式的研究成果多主观描述，少论证过程，例如一些研究指出了微信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但就微信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仍缺少严谨的论证与分析。正如聂磊等在文尾所指出的，“在深究虚拟社区与社会资本二者的关系时，必须密切关注人们进入虚拟社区和从事线上活动的具体目的，并要考虑虚拟社区用户之间的差异性，从线上和线下同时探寻有效培育社会资本的行动框架”[47]。因而在后续研究中，进行用户区分，并针对用户的动机、行动框架进行细致考察就尤为必要。本研究将考察的对象锁定在中国正在崛起的新中产阶层群体。
（二）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也称社交媒体，是指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出现的用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近年来，有关社交媒体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有关中产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仍相对有限。
1.国外有关中产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
在西文最大的数字期刊库之一美国威尔逊全文期刊精选库中，以“middle class”与“social media”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有153条结果。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政治格局的影响。例如，哈西姆（Hashim，Mohd Adnan）等针对马来西亚的年轻中产阶层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进行在线调查后发现，社交媒体对于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景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城市中产阶层来说，社交媒体拓展了他们的民主表达空间，符合他们发表观点以及自由处理政府有关国家政治议题的期望。也就是说，“与政府支持的主流媒体相比，社交媒体能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马来西亚城市年轻人寻找满足好奇心的信息、自由讨论主流媒体认为的敏感问题提供平衡”[48]。此外，塔伦特（Tarant，Zbyněk）也分析了社交媒体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在动员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中产阶层行动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也在镇压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由此来看，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如何发挥关键还在于年轻人使用媒介的能力。[49]此外，诸如中国厦门和大连等城市反PX化工厂项目计划等，均涉及中产阶层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表明政治态度、维护自身权益的研究。研究方法以定量调查为主。
第二，社交媒体与阶层归属感、身份认同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对比性研究，通过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交媒体中形成的虚拟社区，研究这些群体和阶层受社交媒体使用影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皮特·马修（Peter Matthews）通过对爱丁堡一个贫困社区在Facebook上创建的在线社区的数据收集与研究，强调了社交媒体有助于社区与居民的讨论，以及为理解工人社区搭建了桥梁。文章指出，工人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居民对立，社会对工人阶层社区往往进行污名化。[50]安妮塔（Anita，Mannur）通过对网络中有关烹饪的文本比较，试图分析如何利用社交网络构建一种跨越年龄、种族，强调阶层的性别平等女性主义者，以及在当代种族运动中，白人中产阶层女性主义者所面临的深深焦虑。[51]
第三，还有一些研究将焦点对准了社交媒体使用与阶层婚恋关系的分析等方面。例如有研究者对不同阶层伴侣进行调查后发现，结识自己伴侣的地点和方式不同，会影响关系支持的社会网络建构。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发现与中产阶层夫妇相比，工人阶层夫妇通常是在比较混乱的场所结识，而且通常是通过一些“弱连接”关系认识彼此，不利于获得有助于关系稳定的支持。[52]
其实，国外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不乏有关中国中产阶层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其中大多数出自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的华人研究者，涉及的主题如：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对崛起的中产阶层进行营销[53]，中产阶层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在反PX项目事件中表明态度[54]，微博是否成为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及农民工等阶层的新边界[55]，等等。其中，张鹏翼的研究被《中国图书馆学报》进行摘要转载，研究通过文本内容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微博的主题、类型等进行分析，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微博上的意见领袖。该研究发现：“微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超越原有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发布平台；获得情感发现和支持的渠道；通过@公众人物获取原有社会网络资源中难以获得的资源和影响力。”但是，该研究还指出，社交网站等新的媒介技术既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增加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也带来了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的威胁。[56]
总体来说，国外有关中产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更多是偏向于政治表达权与政治动员工具的研究，但也有研究从婚姻、社区等角度阐述了社交媒体使用在阶层之间存在的差异。
2.国内有关中产阶层与社交媒体的研究
相比国外的研究，在国内，有关中产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专项成果屈指可数。在学术数据库中国知网上，以“中产阶层”和“社交媒体”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结果为零；以“中产阶层”、“微博”或“微信”和“SNS”“开心网”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检索结果也少之又少。是否社交媒体不存在阶层使用的差异？或者说这一领域还未被研究者关注？又或是研究方法所限而导致的研究成果匮乏？基于以上情况，在梳理有关这一主题的中文文献时，本研究将考察范围扩大至“媒介与中产阶层”以及“媒介与阶层”，以期找到有助于中产阶层社交媒体使用研究的启示与脉络。
（1）大众媒介与中产阶层研究
以知网上的文献为例，截至2013年9月16日，分别以“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得到新闻传播类研究成果145篇。其中最早的研究始于2002年，研究主要探讨了电视、杂志与中产阶层的关系，还有个别文章涉及网络媒介、小说等媒体与中产阶层的研究，如《网络空间中的小资形象传播》《消费社会中产阶层生活想象——新感觉派小说文本的欲望化叙事》等。
在中产阶层与大众媒介的研究中，杂志与中产阶层的研究相对最成体系，成果也最多。从研究范式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批判理论范式与诠释经验主义范式，但也有少量研究采用了客观经验主义研究的范式，通过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考察杂志对中产阶层的影响。从主题来看，围绕大众媒介对中产阶层身份建构的议题是这一领域的主流，此外，有关媒介阶层偏倚现象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主题。
具体到内容，笔者曾将这些研究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57]。其一，基于社会变迁分析大众传媒的“中产化热潮”。这些研究多为粗线条的宏大叙事，或隐或现地涉及媒介与中产阶层身份认同的关系。其二，在媒介产业化背景下，分析以中产阶层为目标受众的杂志风格及定位。研究多以个案方式呈现，论述媒介对中产阶层身份认同的作用。然而，重心均落在媒介市场化策略的制定方面。其三，基于文化研究视角，解读媒介与中产阶层身份建构的关系。这类研究对中产刊物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多持批判态度，但因缺乏微观的文本分析而显得论述笼统。其四，以中产阶层身份建构为题，进行翔实论述。其中，尤以何晶、郑坚的研究为著，其深入讨论了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形象建构”“话语建构”“议题建构”，研究具有开拓性。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中产阶层的概念可以说是外来的、后生的，这一阶层缺少一段共同的“阶级经历”，因此也就缺少了认同的根基。[58]媒介，特别是以中产阶层为目标定位的电视、杂志，作为信息和概念的提供者，从文化、形象、消费、议题等方面共同建构起了中产阶层的身份想象，并驱使人们为实现“中产”梦想提供动力源。
总体而言，有关大众媒介与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肯定了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建构作用。这些研究有助于笔者进一步思考，作为新兴的网络媒介，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那么它们对中产阶层是否仍会起到身份建构的作用？或者在社交媒体中是否也存在着一个中产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或虚拟社区？
（2）网络媒介与中产阶层研究
如前文所述，目前有关媒介与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集中在电视、杂志等传统大众媒介领域。虽然也有研究者逐渐将研究焦点锁定网络媒介，但这方面的成果仍屈指可数。
2004年，郑坚发表的论文《网络空间中的小资形象传播》可以算作中国最早涉及网络与中产阶层关系的研究。针对当时各大网站的“小资热”现象，郑坚指出，这种“热”一方面与当时网络的用户构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网络作为新的传播形态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有关。[59]该研究关注的焦点仍是网络对“小资”这一中产阶层的重要构成群体的建构作用。但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用户构成的改变，“小资热”的状况被网络“大众化”“娱乐化”的趋势稀释，从社区、社群角度切入网络的细分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取向。例如，柳珊通过对“越狱迷”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智力快感’与‘自我存在的现实焦虑感’是中国中产阶层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60]。该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以中产阶层感兴趣的话题、事物为载体，凝聚中产人群的网络“中产社区”“中产社群”的可能性，也为网络媒介对中产阶层身份认同的影响做出了注脚。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者开始考虑网络用户的阶层差异，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网络媒介的使用状况。如杜骏飞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传播学特征——基于五大城市社会调查的跨学科分析》一文中，讨论了中产阶层潜在的媒介素养特征，指出“知识中产与非中产在对新媒介的选择上有明晰的区分（而职业分化对社会成员接触新媒介的表现没有明显影响）；在对博客网站的选择上，甚至在所有类型的中产阶层中，只有知识中产与非中产有显著差异”，并得出结论，“即使在Web 2.0时代，依然是由那些知识领先的阶层掌握着传播的主动权”。中产阶层作为具有“网络依赖”和“电视疏离症”的人群，会导致数码沟的加深，以及社会阶层新的不平等。[61]
此外，还有研究者将网络传播置于社会分层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旨在充分认识网络传播和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相互影响关系，认识网络传播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利弊。研究发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使网络传播的目标受众更加明确，内容进一步分化，特别是近年来中间阶层的日益发展壮大，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网络传播中来，这无疑有利于网络传播的发展。与此同时，网络给传统的教育和就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活力，从而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网络传播对中间阶层的报道，也使其社会地位更加稳固。而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带来的‘知沟’扩大和网络犯罪的增多，也给社会阶层的良性上行流动带来了不利因素”[62]。
总体而言，网络媒介与中产阶层的相关研究虽然数量有限，但共同指向了阶层结构带来的“知沟”与“数码沟”的现象，以及网络传播中关于中产阶层报道对于阶层认同与稳固的影响。还有个别文献从社会分层的角度验证了在网络社会将延续现实社会的分层，“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其在网络社会中也具有资源优势，而那些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在网络资源占有方面仍身处劣势”[63]。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以信息资源为核心的社会资源的流动已经成为对社会分层最有力的影响因素，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分层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现实生活中的金字塔阶层结构，正在变成“空中花园”。也就是说，在网络社会特有的信息技术支持下，一些小利益集团或有共同兴趣的小团体正在形成，它们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改变整个金字塔结构，但正在影响和消解原本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64]
（3）社交媒体与中产阶层研究
围绕社交媒体与中产阶层的有限研究，主要是以不同的社交媒体形式为例，关注中产阶层的公共领域，关涉中产阶层的媒体表达权。
金卉、范晓光在《中产阶层的网络表达：以“微博”为例》中指出，“利益表达是中产阶层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微博”是中产阶层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网络信息的“去中心化”、中产阶层的“夹心化”，都使得中产阶层的大量表达并未真正实现其诉求目标。[65]
刘左元、李林英根据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对微博、网络论坛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研究后提出，新媒体平台使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对话，并且由于媒介和新技术具有“创造社群”的作用，让利益相同的人联合起来，从而帮助人们建立全新的社会关系，在不同舆情事件中扮演不同的传播角色。[66]
总体来说，有关媒体与中产阶层研究的回顾，既显现出当前社交媒体研究的不足，如缺少从社会结构角度考察不同阶层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差异，由此就很难准确描述社交媒体作为新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助于从已有的大众媒介、网络媒介与社会阶层的研究中汲取智慧，如身份认同在中产阶层“想象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网络社会“数字沟”现象的分析，以及“以信息资源为核心的社会资源的流动已经成为对社会分层最有力的影响因素”等观点，都为本研究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三）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研究
1.传统媒体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早期传播学研究中没有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是将媒介使用与人们的社会交往、交流相关联，但是这些研究实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着紧密联系。关于媒介对人们日常社会交往的影响，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媒介可以为人们提供话题和谈资，从而有助于缓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例如，电视作为“社会化的代理人”，是“一个社会学习机会，也是更广泛参与社会的一种手段”[67]。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介会削弱人与人的社交潜能，批评“电影造成观众与现实的隔离，广播电视扼杀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削减了户外社会活动，使人们退归家庭的小圈子”。还有学者指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介使用与脱离社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68]
最早将大众媒介与社会资本相关联的是来自社会学家有关媒介与政治、社会政策及选举的研究，如大卫·鲍布罗（Davis B.Bobrow）于198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与政治体系》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研究是1995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对美国人社会资本的分析，以及政治学者皮帕·诺瑞斯（Pippa Norris）随后对其观点的回应。在普特南看来，“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而导致美国公众对公共政策日趋冷漠，人际交往与社会参与热情降低的原因，被他归结为电视的影响。但是，诺瑞斯认为，普特南的结论过于简单，忽略了行为背后复杂的心理因素，以及电视节目类型对于公众参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他指出，电视虽然降低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但电视的内容又会影响人们的参与意愿。
2000年，传媒集团DDB发布的《尼汉姆生活方式调查》印证了诺瑞斯的研究，指出新闻类节目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娱乐类节目则会降低人们的社会参与热情，导致社会资本的减少。[69]台湾政治大学彭芸在针对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进行研究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70]
以上研究开拓了媒介与社会资本相关联的研究视角，并以人际信任、社团参与、生活满意度等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此外，研究者还观照到了不同类型的媒介内容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2.互联网媒介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一些持媒介导致疏离观点的批评者将批评的目标指向了网络。他们认为，深陷网络中的沉迷者与世界失去了联系。例如，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等认为，“长期使用互联网的人，经常会陷入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和寂寞感”[71]。
但是，还有众多研究者的研究与上述观点迥异。例如，美国学者卡茨（Katz，J.E.）等在考察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够增进人们的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热情。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在虚拟世界的交往与现实世界的交往同样活跃”[72]。沙赫（Shah，D.V.）等针对“美国人生活方式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后，也认为互联网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但是，网络活动的类型会影响这种积累。[73]
威尔曼（Wellman，B.）等的观点则相对折中，他们通过对国家地理网站用户的研究发现，不能不加区分地得出网络行为导致人们与周围隔离的论断。他认为，互联网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取决于如何使用它。一方面，互联网可以帮助建立更多、更广泛的联系，为他们获取信息提供新渠道；另一方面，网络又弱化了同家人及朋友的联系，通过网络新建立起来的联系缺少牢固的纽带，是一种“弱连接”，很难培养人与人的信任，并产生一致的行动。[74]
周启瑞在探讨网络社会分层的标准时，将个体所拥有的网络资源与网络社会资本等同，并提出网络社会分层的指标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网络社会中社会个体对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利用能力；拥有的信息资源状况；对网络信息资源的获取意识；网络社会中社会个体的时间消费状况。[75]
总体而言，有关网络中社会资本的测量仍沿用了人际信任、行动参与等指标。但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了网络在帮助人们建立广泛联系以及获取信息方面的能力，并将其纳入考量的要素。
3.社交网络的使用与社会资本的获得
2003年，全球第一家社交网站诞生，随后在国外形成了Facebook、MySpace等社交网站热，以及在国内形成校内网、开心网风潮。然而，数字技术更新换代迅速，近几年，除了Facebook仍屹立潮头，国内外一批新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推特）、微博、微信等则发展势头正劲。有关这类媒介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社会网络研究的热点，切入研究的视角可谓五花八门。例如，有研究者基于社交网络分析社会资本对社会动员的网络机制[76]，提出社会资本的三个测量维度，如社会交往的联系（结构）、信任（关系）、共享的语言和观点（认知）；将社会资本作为研究视角与策略，分析虚拟网络社区如何促进电子商务[77]；社交媒体与公司管理[78]、知识整合[79]、改进医疗保健服务[80]、高校教育和青少年教育[81]、移民融入[82]以及民主制度的关系[83]；甚至还有关于社交网络游戏的使用动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84]的研究；等等。
从国外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社交媒体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新产物，但是，它与网络媒介相比，具有了更显著的社交基因，天然就与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构建密不可分。因此，在有关媒介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价值评判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研究者不再陷入媒介究竟是削减了社会资本，还是有助于社会资本积累的讨论，而是向更具体、更微观、更深入的层面进行延伸。
巴伦苏埃拉（Valenzuela，S.）等在对美国大学生的Facebook使用行为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Facebook的使用频次与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呈正相关。不过，这种正相关的显著关系很小，因此社交网络并非能够解决大学生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好办法。[85]
米歇尔（Michael Chan）就智能手机的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了关联研究[86]，观照到了不同类型的手机应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通过对514位香港市民进行调查，该研究发现：手机同步语音通信有助于身处异地的“强关系”个体间的联系，私信和社交网站有助于“弱关系”个体间的弥合社会资本；手机语音通信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可以为个体带来社会和情感支援。
尼克尔·埃里森（Nicole B.Ellison）等通过调查分析人们在Facebook的发帖与回应，洞察社交媒体所嵌入的社会资本运行机制。特别是通过这些互动，可以看到个体怎样以及为何向朋友进行网络求助，以及得到何种结果。调查发现，那些在Facebook中发布动员需求、有更高社会资本的个体，更有可能回应朋友提出的需求，并倾向于将这个网站视为一个获取信息、协调和网络交流的更好渠道。[87]
从国内来看，国内有关网络媒介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涌现出一批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论著在内的优秀成果。例如，郑素侠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专著《网络时代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与经验考察》，在系统梳理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武汉高校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从网络媒体的使用程度、网络依赖、网络内容偏好、网络使用动机等方面，对人际交往、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生活满意等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进行考察，探寻大学生互联网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网龄对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每日上网时长对社会资本有负向影响，每周上网频次对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信息搜集动机对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人际互动动机对社会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娱乐消遣动机对社会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新闻资讯偏好对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娱乐偏好和游戏偏好对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网络依赖对社会资本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促进个人与社会融合方面，互联网扮演着积极、正向的角色。[88]该研究得到的一些结论对理解网络时代的社会资本很有助益，但是由于其考察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群体仍有待考察。
周宇豪的专著《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媒介研究》，以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对网络媒介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明确提出了“网络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网络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新型形态，是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编织而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是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源。[89]对于网络社会资本的测量，可以从微观（行动个体）、中观（组织或群体）及宏观（区域或国家）三个层次进行测量。[90]与传统传播媒介时代的社会资本构建相比，周宇豪认为，网络媒介时代的社会资本，既有虚拟性又有现实性，网络媒介本身成为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发生关系并建立某种程度联系的社会资源；除了那些本来在现实社会建立起来的稳固黏结型关系外，由网络建立起来的关系多为桥接型关系，交往关系相对游离且脆弱，其深入与否取决于交往主体间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是否趋同，以及延伸至线下交往的可能性和程度。“传播社会学意义上的网络媒介社会资本也成为社会行为主体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手段和资源。”[91]虽然该研究一直致力于解答网络传播媒介如何与人际网络关系结合到一起，以及网络媒介传播对社会结构变迁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但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此外，该研究虽然提出，“网络媒介社会资本直接将那些不能或不会使用网络媒介的群体排除在了潜在使用资源的范围外，从而形成了新的‘知沟’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拥有和控制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92]。“网络媒介社会资本形成‘局部’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源也会造成新的不同社会集团的产生和新的社会分层的出现。”[93]同时，该研究又指出，“网络媒介社会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的不同还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阶层划分，任何参与网络媒介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无论是身份、地位的高低还是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由网络媒介编织的社会网络内获取潜在资源的机会都是平等的，这是由网络的隐匿性决定的”[94]。而新的社会分层究竟如何则未能给出解答。
邓建国也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强大的弱连接：中国Web 2.0网络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关系研究》，围绕Web 2.0时代如何改善人类的传播、提高人们的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对Web 2.0时代的三种主要的网络应用——博客、网络大众分类网站、社会交友网站进行的系统分析，该研究发现：上述三种网络应用的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有更多网络社会信任，并且上网增加了或没有降低他们的网下社会参与；三种网络应用的使用时间与他们的社会资本呈正相关关系；三种网络使用行为分别作用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参与），且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最大。该研究指出，“Web 2.0时代，网民因为不同的网络使用行为而在社会资本上存在差异”，而且，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可能存在“社会资本沟”[95]，发人深省。但是，该研究更多的是从传播学意义上对Web 2.0时代三种主流网络应用的分析，对于“社会资本沟”的探讨缺少社会结构视角的考察，仅仅将其视为使用与否的行为区隔。
陈静茜的博士论文《表演的狂欢：网络社会的个体自我呈现与交往行为——以微博客使用者之日常生活实践为例》虽然不是直接将媒介使用与社会资本作为研究主题，但她的论文提出的观点对本研究具有启发性。该研究基于符号互动论与交往行为理论，将线上与线下的表演行为作为整体进行了动力学研究，深入观照了新媒介技术和传播情境的改变给个体心理过程带来的影响。研究认为，网络社会中的个体、地位群体和舞台三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了唤起集体在场的陌生人的“注意力”所交换的声望和认可，微博客们基于微博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舞台，展示自我内在。在互动过程中，以互联网作为中介的互动，使得使用者对互动对象的选择的指向性更为清晰。加上国内微博客通过“实名认证”平移了线下社会科层，让使用者更倾向于与行业领袖、社会名人、明星等发生联系，“微博客舞台的分层进一步发生深化”。[96]
与陈静茜的观点类似，李林也将社交媒体视为一个“强大的公共表演舞台”，并明确提出社交媒体的出现带来了社会资本与人脉圈子的重构。在这个“舞台”上，“人们的社会阶层与主体属性被重新标识，新的交往关系按照权力与资本所铺设的逻辑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各种微文本形态行走其中，灵动又不失深刻，精练又不失智慧，召唤着人脉、圈子等看不见的社会资本。人们关注、发布或者转发一条微博，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传播行为，而是一个指向人脉圈子构建的社会学行为”。[97]“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圈子是由关注数、转发数、粉丝数等数字内容共同搭建的一种象征关系，个体的话语影响力实际上还原为这些数字关系的较量。”[98]“对权力进行数字化表征的同时，社会化媒体同样激活并征用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温情脉脉的细节与纹理，使得媒介化圈子得以进入现实交往的深层结构。”[99]该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限于篇幅，对具体观点没能展开深入论证与剖析。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刘涛对于空间理论的一系列思考，对于理解社交媒体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也很有启示作用。他认为，“空间是权力实施的场所与媒介”，而“社会化媒体深刻改写了整个社会的空间体验和空间结构，即从中心空间到边缘空间、从静态空间到移动空间、从生产性空间到消费性空间、从线性结构空间到拓扑结构空间”。[100]他还指出，“在社会化媒体普遍而深刻的‘过度分享’趋势中，现代社会进入了一种‘共视社会’……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可见性生产’的垄断地位，人脉在‘过度分享’之中不断界定并获得自己的可见性”[101]。在他看来，“人们窥视他人和暴露自己变成一个同步进行的‘共赢’的过程，这使得‘观看’不再是对个体的压制，而是个体步入公共生活、获得主体意识的积极的空间实践”[102]。“他人的关注、赞许、转发、收藏等被描述为一种‘象征利润’，以一种极为逼真的方式重新确认自我身份与社群关系。”[103]
应该说，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社交网站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模式和交友方式，将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复制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又在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之间建立了新的连接，它已经成为人们交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是人们寻求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渠道”[104]。但也有学者在针对人人网进行考察后质疑了SNS网站基于“六度空间”理论提出的理想：SNS网站是否能帮助人们维护并同时扩张自己的社交圈，通过建立广泛的“弱连接”，提升个人及整个社会的资本量。庄佳婧认为，“所谓‘弱连接’同时拓展社交圈的概念尽管非常诱人，但是距离成为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SNS网站尚只有‘维护社交圈’的作用”，“对于拓展人际网络乏善可陈”。[105]这一观点也提请本研究关注：微信作为新时代的社交工具，在拓展人脉、维护社交圈中的表现又当如何？
综观现有文献，可以说“媒介与社会资本”已经初步构成了传播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是以大学生为样本进行的调查，而有关职场人士特别是新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的深度调查仍暂付阙如。在研究聚焦的社交媒体类别上，微信作为新型的社交媒体工具，因其众多的功能与特性，已经成为包括中产在内人们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工具，但当前尚无相关成果，即使有涉及也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在研究方法上，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以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有关社会资本的测量则多引介国外的测量指标，如人际交往、人际信任、社会参与、生活满意度等。但是，这些指标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有助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仍值得商榷。此外，虽然一些研究也结合了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但由于将重心放在了对上述定量研究的解读与补充，反而受数据之累。要了解新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若对象选择不明，泛泛而谈，难免会有论述不清的问题。此外，对于社交媒体与社会资本背后所蕴含的机制也缺少系统深入的梳理。
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中，作为职场人士，新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使用特征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这些网络社会交往是否都能构成新中产阶层的社会资本？什么样的行为能为其带来社会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串起了剖析社交媒体对于人们的社会资本建构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