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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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方法论。[3]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推动科学理论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以能够对于建设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发挥推动作用,所以能够引导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入,所以能够获得全党全社会的衷心认同和拥护,关键在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导向牵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务实态度勇于直面问题、精于剖析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实现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

(一)根本问题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4]应对“四大考验”、面对“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如果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党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久而久之,拖延下去,就积重难返了。”习近平总书记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论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对于把握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根本问题导向指明了方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5]在2017年1月5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6]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容易,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深化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社会主义曾经辉煌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低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陷入低谷,一些长期执政、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大党老党为什么会失掉政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些政党长期以“人治”代替“法治”,以人代法、以权压法,突出“人治”而漠视“法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必须深化对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党的建设,以制度管党治党。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执政方式,用制度永葆初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时间特征,将跨越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乃至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时间特征,决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永葆初心,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延续下去。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困难,出现阻碍和曲折,事业的复杂性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初心应对,始终以立党之初的朝气和正气面对困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中,也写在党章等党的制度体系中。制度是党的初心的重要载体和根本保障,制度以规范形态承载着党的初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需要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也需要强化制度治党,以制度构筑不忘初心的底基。[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创新管党治党方式、形成制度治党新格局提出了根本要求,因而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形成的根本问题导向。

(二)历史维度的问题导向:走出“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0]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把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引向深入,都是基于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切忧虑和深刻思考。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和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段被称之为“窑洞对”的著名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11]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是一个历经历史沧桑的老人,自清末以来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所以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隔60余年后的2012年,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民建中央时,把“窑洞对”作为党的领袖和民主人士对谈的佳话再次提起,也表明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肃课题。“历史周期率”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维度对自身所处环境和所遭遇问题的思考。

第一,历史周期率是对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部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更替史。秦汉以降,及至明清,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享国者大多不超过三百年,每两百至三百年中国就要遭受一次王朝更替。中国历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都没有跳脱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对于“历史周期率”的凝练和阐述,主要围绕中国历史展开。黄炎培对于政权建立初期和衰亡时期执政者的风貌作了详尽的描述:“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12]如何避免长期执政后的精神懈怠,如何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如何带领中国和中华民族走出历史的治乱循环,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探索。

第二,历史周期率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年波澜起伏的总结

历史周期率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历史周期率”。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催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二战后建立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辉煌过。但是,1989年至1991年之间,一些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换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政权的原因,除了被外部势力和平演变外,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执政所导致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权威不彰、党员意识淡漠等内因。[1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4]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败不仅关乎中国国运,也关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之路。

第三,历史周期率也是对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长期执政难题的总结

“历史周期率”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政党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同样面临着“历史周期率”考验。一些采取普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两党或多党轮替执政,在本质上也是“历史周期率”的体现。而有的国家尽管采取多党制,但有着长期执政的政党,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同样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活动,都是围绕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展开,[15]只不过在形式上体现为竞选和选举。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保持执政地位,同样考验着世界各国政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长期执政、稳固执政所需,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政党巩固和发展执政地位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因而不仅有着中国意义,也有着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当年‘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将长期伴随中国共产党,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现实维度的问题导向: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16]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削弱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人心向背决定的。[1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18]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深刻思考,形成解决问题以及巩固解决问题成果的办法,这些都从现实维度对凝练和形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提出了需求。

第一,党内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全党必须认清的客观事实,解决这些问题是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于党内存在的问题做出重要论述,从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9]到潜规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20]再到党建工作面临的四大难题,[21]深刻细致地罗列和分析了党内存在问题的表现形式、根源和应对方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问题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做出全面精准的概括,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对党内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危害进行了深度剖析。《准则》指出:“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扎扎实实贯彻落实和行动,也需要理论支撑和指引。如何解决这些党内存在的问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些问题既是实践问题、政策问题,更是理论问题,需要在理论维度上进行凝练和升华,从而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逻辑自洽、说理充分、易于接受的理论体系。

第二,巩固问题解决的成果,防止问题反复发生,需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党内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近些年才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有的问题尽管当时获得了解决,但会出现反弹,有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还有着愈演愈烈的倾向,有的问题甚至形成潜规则,严重影响党的作风和形象,削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形成稳定的问题解决机制,巩固问题解决的成果,防止问题反复发生,也需要在理论上寻求突破。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建党,长期注重思想教育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2]通过制度固化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以“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发展,需要在理论上形成有力的支撑。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对于过去党的建设主要依靠思想教育的突破和发展,是基于党内面对复杂问题的理论创新,因而也是有着巨大生命力和发展活力的创新理论。

党内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压力,也是最为人民群众直观感受的问题,直接涉及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自我、强化自我之举,也是中国共产党表明自身立场、塑造道义制高点的关键。这些任务都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助力。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直面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和切入口,为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提供思想武器。

(四)发展维度的问题导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并为实现这一蓝图设计了路线图,确定了时间表。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发展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键在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23]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必然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党的建设关系国家治理的成效,而国家治理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元素。从发展的维度观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对提炼和形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提出了需求。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要求全党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不仅需要把党的执政行为按照治理思维要求进行必要调整,而且也需要加强党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作为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运用治理思维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并已经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新时代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认清制度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管党治党的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而形成能够指导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科学理论。

第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构成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用制度治党管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为解决世界共同面对的政党政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所需,也是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所需。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各项问题,需要形成具备稳定性、持续性的管党治党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执政难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征,解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适应和克服各类执政风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压力和执政风险,又是世界各国政党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治党管党,探索出一条执政党建设的新路径,也为解决世界共同面对的政党政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意义上,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产生,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顺应党的建设科学化任务需要,也顺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建设层面的理论需求。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的忧虑与思考,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所处环境和存在问题的关注,也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未来发展的愿景和希望,是面向问题、植根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必将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提供扎实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