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京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与农民培训创新
1949年以来，北京农村经济经历了由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计划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手工业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由城市二元化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变，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培训与农业职业教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 以农业发展为主阶段的农民培训（1949～1978年）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种植业为主，远郊的种植业又以粮食为主。起初生产手段基本以手工劳动为主，后期农业机械作业水平提高；多种经营虽有发展，但开始主要依附于农业，非农产业比重小，后期农村社队企业有所发展；经济关系开始以个体经济为主，但很快转到以集体经济为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农业产出率低，农产品实行派购统销，造成农村经济发展曲折起伏。[1]
这个阶段在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点。
（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建立
1.小规模技术推广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兴修水利，扩大灌溉的基础上，技术推广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使用良种、增施肥料，推广了新的优良品种。如推广白薯的新品种，当时推广使用“胜利100号”白薯，增产8成左右。有计划地推出了优良豌豆品种、“华农二号”玉米、“华农一号”“银坊水稻”等优良品种。推广的“811”良种谷，平均亩产超过当地谷的50%左右。
（2）改良种植制度，由过去“宽行大垄”向密植转变。1955年8月，郊区的15万亩秋麦中有1.2万亩改单行为小行，行距留到33厘米，使每亩的播种量增加。
（3）推广新式农具，农民使用农具都是旧犁、旧耙，效率低。1950年3月，市政府在海淀区龙背村建立新区农技推广站，推行新的农具使用技术。1951年和1952年，推广各种新农具1075件，其中新式步犁589件。在新式农具推广上采用与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方法，不加重农民负担，所以为农民所接受。[2]
2.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初步展开
为加强农业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工作，1953年建立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指导站，并在所辖的东郊、南苑、丰台、海淀、京西矿区分别建立分站。农业技术指导站负责耕作技术栽培的改进、病虫害防治和药械使用技术的指导和推广，当时主要推广了“金皇后”玉米，“811”良种谷、“胜利100号”白薯和“斯字2B”棉花优良品种；指导拌种、浸种和防治虫害等工作，指导实践小麦，宽棉花密植技术等。
为适应农业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只许办好的要求，1954年，市农业技术指导站派出27名技术干部，长期在13个百户以上的大村帮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同时先后培训了2100名农业技术员，协助配合市农业技术指导站在基层的工作。
1955年春，根据国家农业部有关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要求，在原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基础上，组建了东郊、南苑、丰台、海淀、石景山和经济矿区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有职工80人，负责培养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推广新式农具。[3]
3.农业三级技术推广体系初步形成
1955年3月，在东郊来广营村划地100亩建立起北京市来广营农业试验场，此为市属集科研与推广为一体的农业科研机构，后在1958年扩建成北京市农业科学院。1955年和1956年相继建立了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和北京市植物防疫站。到1958年，在全市包括新划入北京市的大兴、通县、良乡、房山、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和延庆9个县，共建立了6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有职工384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321人，初步形成了市县区三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4]
4.农业四级推广体系建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市县区所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先后陷于瘫痪，大批技术干部下放劳动，技术推广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市县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逐步恢复，市植物保护站、植物防疫站、良种推广站相继恢复建立。到1974年，全国推广“四级农科网”经验后，各县区在原农业技术推广站基础上，改建为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技术和有关科学实验与研究工作，有90%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起科技站，70%的生产大队建立了科技小组，生产队内设有技术员，分别负责社队的技术宣传推广和具体指导工作。市、县（区）、社、队四级网络队伍达4万多人，一个新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重新建立起来。其在改革耕作种植制度、推广普及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及除草技术、提高普及基肥用肥技术、推广农作物耕作管理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果品生产技术、有选择地推广新机具新技术，以及推广综合配套的畜禽业生产技术8个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5]
（二）农民技术教育与农民培训
1.实施农民农业技术教育
20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市开始举办业余小学、初中，开展初等技术教育。市委多次要求在“冬学”活动中组织农民学习农业技术。1960年，丰台卢沟桥公社自编了《蔬菜栽培管理技术课本》，长辛店公社组织了养殖和种植蔬菜技术学习小组。1962年冬至次年春，郊区农民有3500人参加技术学习，1963年增至1.2万人，分别学习“种子”“肥料”“蔬菜”“果树”“防治病虫害”“电工”等课程。
1962年12月5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农村业余教育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农村业余教育工作，应该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精神，为巩固集体经济、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北京市在转发有关通知的同时对本市农民科技教育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此后，北京郊区学科学、用科学，倡导科学种田蔚然成风。形成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第一波浪潮。
2.探索农民教育常态化
1963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在《批发市教育局党组关于充实农村业余教育干部的请示》中提出：开展农村业余教育，特别是组织好回乡知识青年的学习和提高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是搞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农业生产并逐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区委、县委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党组织，必须把这项工作放在议事日程上，切实管起来，定期部署。教育部门、农业部门、文化部门、共青团和妇联的各级组织也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密切配合，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积极地办好农村业余教育。
3.试行“半农半读”制度，培养新型农民
1964年，北京市教育部门试行“半农半读”或“半耕半读”制度，为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探寻路径。中共北京市教育局党组连续发出举办半耕半读小学、半耕半读中学的政策文件。推动“半耕半读”制度的发展。到1964年8月，全市9个试点县建起半耕半读小学688所，共15000学生入学。到1965年半农半耕小学达到2000多所，学生5万人。
1965年，北京市农林局、北京市教育局颁布《关于在郊区农村中学实行半农半读举办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意见（修改稿）》，文件要求：郊区中学除县城中学和完全中学保留全日制以外.其余三五年内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改为半耕半读学校，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型农民。
1965年当年郊区246所农村初中有40所为半耕半读中学，另有社队办的农业中学37所，计划1966～1967年各再改五六十所，到1968年该改的全部改完。
4.“社来社去”开展农民培养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有许多农业中学和半耕半读学校实行社来社去。1965年1月，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的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指出：“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1972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82万人。在各大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同时一些学校以短期培训形式招收了大批社来社去学员，在工农兵学员中也有部分院校实行了“社来社去”。
5.“四清运动”中坚持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两不误
从1963年5月到1966年5月23日，这一时期，开始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北京市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历时3年，但市委始终注意把抓生产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坚持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两不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从参加劳动、帮助搞好生产入手，通过运动达到增产，把是否增产作为一项重要的验收标准，在时间安排上强调不违农时，而且在每个时期，市委和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都对生产任务进行专项布置和检查，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6]
（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7]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初、高中毕业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做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根据彭真同志建议，北京市决定，将市公安局所属茶淀清河农场第三分场改建为青年农场。同年8月，2000余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其中含中央领导及高干子女或亲属70余人）听从党的召唤，奔赴茶淀，立志做有知识的新型农民，首都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各媒体广为宣传，轰动全国，推动了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热潮。
1957年10月5日举行建场典礼，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同志亲自题写“青年农场”场名。青年农场传承“延安抗大”的管理模式，实行“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农场人形成“以农为荣、艰苦奋斗、积极劳动、以场为家、热爱集体、团结互助、努力学习、遵守纪律”的良好场风。
1958年4月21日，彭真、贺龙、聂荣臻、杨尚昆4位中央领导亲临青年农场慰问并联合题词：“鼓足干劲，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加强锻炼，提高政治觉悟。”青年学生深受鼓舞，为日后建校指明方向。
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精神，市委决定将青年农场更名为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同年7月2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为刘宗藩。学校发扬优良传统，“以农业为荣、以劳动为荣、以艰苦为荣”，实行半工半读，边读书、边生产、边实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1960年1月，学校由茶淀迁址回京，即今长阳镇马厂（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主校区院址），因艰苦创办学校成绩显著，被评为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单位。1961年，首届毕业生奔赴首都各条战线。1965年3月经批准学校更名为北京市农业学校，1980年11月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重点中专。
二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阶段的农民培训（1979～1992年）
1978年，郊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郊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对集体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郊区农村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后，转向包干到户，以家庭经营为主，同时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在出现轻农现象之后，郊区进行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验，初期很有成效。其次引进现代技术，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加强山区建设，重点帮助了37个贫困乡，扶持荒山造林绿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8]
这个阶段北京市抓科技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开展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农业技术推广
1.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
利用首都科技人才优势，组织专业科技顾问团，兴建大学分校，加强职业培训和学历培训，聘请“星期日工程师”，推动了科技进步，提高了农民素质。先后组建的小麦，玉米，水果，蔬菜等科学技术顾问团，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关键问题，开展科研工作，先后推广了125项科技成果，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83年，全市农口共建立了10个顾问团，聘请专家顾问164人。[9]
2.恢复并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种植、畜牧等各行业技术推广机构不断恢复，基本建成市农科院、区县农科所、乡镇农科站、村农科队“四级农科网”，出台科技人员配套政策，调动了科技人员积极性，同时积极推动科研技术部门与生产单位签订技术合同。1981年10月，顺义县人民政府和北京市农科院作物所，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了了小麦、玉米、水稻三种作物共百万亩的科研生产技术咨询合同，规定了双方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奖励、奖罚办法。
3.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农业商品生产全面发展
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工作召开，首都农业科技工作迈上新台阶，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了国家“星火计划”“农牧渔业丰收计划”等重大计划，设立了市政府农业技术推广奖，呈现出科教事业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放开搞活农业科研机构，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区县农业科研机构实行科技人员全员聘任制，要求科技人员与生产单位签订技术合同，按技术合同获取报酬；改革拨款制度，落实“三保一挂”技术承包责任制，保科技经济效益、保社会效益、保科技发展后劲，科技人员的工资总额和奖励基金挂钩。各区县涌现出一批民办科研机构和专业技术研究会，郊区建立科研与生产联合体420个，引进各类人才1.75万人，引进科研成果1215项，落实横向项目929项，大大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10]
4.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行三定改革
在农业部部署和地方财政的支持下，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有11个区县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150个乡镇建起了科技站，既有办公条件，又有培训场所、实验基地。1992年按照国家人事部、农业部要求，乡镇一级建立的农技、畜牧、兽医、农机、水产监管5个站被定为国家在基层的事业单位，并定编定员；村队是农业技术员，并评定技术职称。市编办下达了8000多人的事业编制，区县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1200多个，从业人员近万人，其中技术干部8100多人，另有1700多名农民技术员活跃在基层。[11]
（二）农民科技培训
1.改革初期以会代训
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采取以会代训、现场观摩等方式，大规模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2.组织实施重大农业科技农民专项培训[12]
1986年5月28日，北京市政府印发旨在把科学技术送往农村，为振兴农村经济服务的《“星火计划”纲要》提出“七五”期间北京市要大力组织开发和推广“十百千万”项目计划，即大力组织和开发推广10个农业系统工程；抓好100个技术先进、经营管理好、经济效益高的乡镇示范企业；组织1000名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流向农村，或在乡镇企业挂职；培养1万名农村技术骨干，到1990年全市共安排“星火计划”923项，新增产值21.2亿元人民币，新增利税4.5亿元人民币。
3.“农牧渔业丰收计划”
为落实科教兴农、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按照农业部、财政部设立的“农牧渔业丰收计划”专项要求，从1987年开始，北京市共组织实施农业及农业丰收计划项目36项。
4.“绿色证书”农民专项培训
“绿色证书”是由大兴最早提出的“绿田计划”发展而来。起初主要是在广大果农中提倡，开展农民专业岗位资格证书，对有“绿色证书”的农民优先给予承包果园和购买农资的优惠政策。1990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改革农村用工制度、实行农民凭“绿色证书”承包经营的制度，由市农办牵头组织编写的北京市“绿色证书”培训教材和“绿色证书”，在11个区县6个专业的系统岗位培训中得到迅速普及，全市有7万名农民经过培训获得了“绿色证书”。
（三）农业职业体系的建立和农民培训
1.北京市农业学校的专业改革与发展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农业中专，北京市农业学校以适应并促进京郊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发展为宗旨，在改造老专业、增设新专业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学校原设农学、果林、牧医、农田水利4个专业。1981年增设蔬菜专业；1983年为适应北京绿化造林工作需要，林业专业从果树为主的果林专业中独立出来；经过调查考虑到农村还需要农村经济各方面的全面管理人才，1985年学校增设了农村经济管理专业。随着京郊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确保农业类专业的同时，为把学校办成为农村培养种、养、加、农、工、贸人才，为一、二、三产业服务的综合学校，又相继增加公路与桥梁、村镇规划与建设、计算机及应用、文秘与档案、保险、物业管理、生态环保等专业。考虑到北京“大城市小农村”的特点，学校采取了多专业小批量的对策，在专业内开办的专门化班，先后承办过种子、土肥、植保、乡镇企业管理、农业推广、农产品储藏与加工、农村金融、财务会计、外经外贸、审计、市场营销与园林绿化、特种动物养殖、节水农业、饭店与管理、旅游开发与管理、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门化班，形成大专业与专门化相结合的机动灵活的办学方式。
2.农业学校对农民开展学历教育
（1）三定班。1997年根据市农办，市教委的批示，开始为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招收三定班级，对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定性，定编，定员后，对在编成员中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按专业对他们进行中专学历教育，实行单独招生，单独录取，学制3年，入学年龄放宽到35岁，中专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当年即招收近160人，至2001年共招收1000人，他们毕业后都回到乡镇工作。
（2）扶贫班。1987年，对37个贫困乡单独招生，1992年，把招生范围扩大到60个边远山乡，1987～1998年，累计单独招生689名，扶贫班的学生毕业后回乡工作，为京郊山区提供了人才。1991年，农业部在对办学水平的评估中，对扶贫班给予了充分肯定。
3.北京市农村建设学校
北京市农村建设学校是1984年5月经市政府批准成立的，是一所“以不转户口，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为试点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农村建设学校创办于北京农村改革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初期。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郊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及集体村镇企业的兴办，一方面富裕的农民迫切要求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曾一度出现建房热；另一方面，大批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由此县、乡镇，村集体建筑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在农村建筑企业8万人的施工队伍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程技术人员只有78人，还不到职工队伍总人数的1‰。
1979年2月，北京市郊区建筑公司决定举办建筑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建筑集体企业管理干部短期培训班，以解决建筑企业人才需求的燃眉之急。同年3月，来自全市18个区县、市建工局、西城教育局的78名学员参加的第一期预算员培训班开课，由此开创了北京市建筑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的先河，短期培训班培训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369人。
1983年12月，市政府批准成立北京市农村建设总公司职工中等专业学校。1984年5月29日，市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市农村建设学校，自此学校两块牌子、一套机构。
学校建设后较长时间内，只有工业与民用建筑一个专业，直到1993年增设了水暖专业和电气转化专业，但仍属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到1991年，共招生1247人。
三 农村经济向市场化转型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1993～2002年）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开始。市场化给郊区农业和乡村工业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当时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各地大量农产品流入北京，商品供应充分，而郊区土地价格高、人工成本高的劣势显现。[13]
（一）北京郊区农村生产经济的新变化
（1）扩大郊区服务范围，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以种业优势占据市场。创汇农业、精品农业、设施农业、产销一体化观光休闲农业等有了迅速的发展。
（2）以提供副食品为特征的城郊农业，发展为都市农业。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农业的生产，生态、生活功能，把一、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实现了郊区农业质的飞跃。
（3）郊区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优化生产配置生产要素，对乡村企业实行重组改制，在投资主体多样化基础上，实现企业体制创新，进行乡镇企业二次创业。
（4）农村经济体制开始新的探索，在延长土地承包制，确立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土地股份责任制，实行土地有偿转让，扩大经营规模，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量化集体净资产到农业户籍人口，设置个人股，或实行社区型企业股份合作制，以确保农民的利益。郊区市场化，带动了经济社会的新变革、新发展。2000年与1991年相比，2000年的农业总生产总值为804.7亿元人民币，而1991年时只有39.6亿元。到2001年，郊区已经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14]
（二）农业科技推广的主要工作和新特点
这一阶段，科教兴农成果显著。这一时期郊区农业研究和示范推广工作的重点放在主攻单产，保障和保证总产，在生产优质高效农产品、土肥配合饲料、农机检测、节能小麦喷灌等配套技术方面进行重点研究和示范推广工作，共获国家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科技成果184项，其中获国家一等奖一项。
（三）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
1.利用多种形式面向农民开展学历教育[15]
从1993年开始，北京市农业学校在房山、怀柔、大兴等区县招收委培班，从1994年起招收实践生班，并与市供销学校联办农副产品储藏与加工专业班，而在平谷、顺义、丰台、房山等县区设立分校联办会计电算化等专业班。
2.开展农村干部和乡镇企业职工教育培训[16]
1984年，北京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成立。建院时，农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急需管理人才，学院建起了第一个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第一批学员有87名；1986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学院及时增设了乡镇企业管理专业；1987年为了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开设了思想政治工作专业，1989年该专业改为行政管理专业；1988年，在试办农村经济贸易专业班的基础上，为了适应郊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学院又设立了农村经济贸易专业；1989年，针对京郊财会人员缺乏文凭的实际状况，学院设立了财务会计专业；1990年在京郊农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又设置了对外经济贸易专业；至1990年底学院已建立6个专业。
3.为农民毕业生办理“农转非”
1990年，北京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为郊区输送两年制大专毕业生544人，学院的毕业生逐渐成为郊区乡镇干部的主要来源，而且每年都会有一批“社补干部”。从1989年开始，学院开始申请农转非指标，该申请在1991年9月得到批准。市委组织部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从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大专毕业生中吸收录用干部的通知》，决定从1991年起，每年从学院大专毕业生中录用干部150名，是农业户口的同时办理“农转非”，全部充实到郊区乡镇机关工作。该政策的实施对乡镇机关在职干部的学习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也为学校提供了高质量的学员生源。
四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新阶段的农民培训（2003年至今）
从2003年起，北京郊区进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新阶段，按照中央部署，市委市政府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发展的方针，加强对全市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工作领导，教学设计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获得再突破，二元化格局有了显著改进。[17]
（一）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新阶段[18]
1.加快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
北京市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把农业科技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地位，重点加强在农业生物技术、良种选育技术、动植物疫病控制技术、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农业工厂化技术、可持续农业技术、农业标准化体系等领域的创新。2007年北京市制定的《关于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与都市型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针对以往科技服务组织主要由政府负责的单一薄弱情形，北京市创新科技服务组织，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开展农业科技推广，实现农业科技工作多元化、社会化，并在努力建立以市属院校及中央在京科研机构为核心、以科技型支柱企业为龙头、以新型农业推广服务组织为基础的农业科技技术科研推广体系。
2.开展农业科技推广与普及工作
加强农村科技协调员队伍，加强农民田间学校、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对科技创新和推广，市区县政府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农业科技示范企业、农业科技示范户等开展农业科技推广与普及工作。
3.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
从2005年起，北京市开展科技入户工程，以提高科技示范户的能力，到2010年在全市13个郊区县选定100个重点示范乡镇、500个重点示范村，培育了1万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20万农户，重点示范区内主要先进实用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0%以上，示范户人均纯收入每年提高8%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每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
（二）强化农业人才培训工作
1.“绿色证书”培训工作走向经常化、制度化
到2004年已有21.2万名农民获得“绿色证书”，占全市郊区务农劳动力的32.29%。
2.启动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作
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和团中央从1999年起启动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作，怀柔、密云、延庆成为全国试点县，已培训青年农民3万人，从2001年起，实施郊区全面实施观光农业现代化培训工程，以提高郊区农民现代化素质，参加培训人员达百万人次。通过市农科院信息所建立的北京市农业远程培训系统也全面展开，到2004年北京郊区已建立起211个远程培训系统，开展各类技术培训455项。
3.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
随着农村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京郊“三化”进程加速，郊区农村出现了大批“富余劳动力”，成为郊区农村实现现代化、农民增收致富的重大制约因素。2004年1月，北京市农委、教委、市财政局等6部门颁发《关于做好2004～2010年北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与任务，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做出了系统安排，为以后一个时期的农民教育培训确立了基本路线图。
2003年底，北京市农村人口有357.8万，农村劳动力有188万人，约有30万人需要转移就业，加上每年新生劳动力及就业回流人员，北京市要在2004～2010年的7年间每年转移就业人员5万人以上。为此，该通知要求：建立健全适应市场需求、城乡统筹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就业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市、区（县）、乡（镇）、村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和集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四位一体的职介服务机构。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由市农委牵头，动员全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区县职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参与。成为一个时期内北京市农民教育的主流。到2010年，全市培训了70万人次，帮助转移就业35万人。
实际上自2008年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任务就已经基本完成，转而成为提高就业能力的常规培训，牵头单位也从农口变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
4.“阳光工程”培训
该培训是由国家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农民技能培训示范项目。从2004年起由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6部委共同组织实施，主要是在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旨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转移就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全市累计完成劳动力转移培训15.2万人次，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自主创业。
“阳光工程”培训实施以来，为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农业人才队伍匮乏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为适应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从2009年开始，国家逐步调整了“阳光工程”的培训内容和专业方向。
5.新型农民培养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性任务。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的任务。《意见》指出：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促进科学种田；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农民转产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北京的实际，2007年，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34个部门共同组建了“北京市新型农民培养工作协调小组”，出台了《北京市新型农民培养工作行动方案》，根据北京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七大类的培养对象：一是培养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和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技能型农民”；二是培养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型农民”；三是培养自主经营农产品深加工、特色商业、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项目的“创业型农民”；四是培养具有技术专长、人格魅力和群众威望的“带动型农民”；五是培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园区经营管理者、农村经纪人、农资销售者、乡村旅游经营者等类别的“管理经营型农民”；六是培养具有北京农村户籍，有志于农村从业的“储备型农民”；七是培养在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生态管护园、农村管水员、乡村公路养护员、农村健康助理员等“公益服务型农民”。在确定这七类培养对象后，展开了一系列的具体培训措施：一是以“企业下订单、基地下菜单、政府管埋单”的“三单式”方式，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二是以“科技入户”“科技套餐配送”等方式培养农民，使农民科学素质得到明显提升；三是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培养一线农民，加快农民由单纯的小生产者向经营者、管理者、决策者的转变；四是以“对接式”师父带徒弟方式，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乡土专家，为农村科技推广队伍注入新的活力；五是以“技能+基础”为主要模式对农民开展学历教育；六是依托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开展非农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为分类培养新型农民，北京市实施了多项农民培训工程。
（1）农民田间学校。
2005年，北京市借鉴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和倡导的参与式、互动式农民素质教育模式，探索建设农民田间学校。在市农委、市科委、市财政局等部门支持下，市农业局推广了北京市农民田间学校“六个一”标准化办学，成立村级技术指导小组常年承诺制办学，自下而上、整村推进、连续3年滚动提高式办学，并建立了四级考核评估体系的效果评估式办学等田间学校新型办学机制，把农技推广机制、创新理念和田间学校办学宗旨融合在一起在郊区集成性地推广，成为深受郊区农民欢迎的培训模式。10年来，农民田间学校培养了一批来自农村，扎根农村，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创新能力的“土专家”。农民田间学校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科技创新精神，在普及新的种养技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设施农业骨干农民培养。
为保障首都“菜篮子”工程顺利实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北京市推广站探索出一套设施农业骨干农民培养模式。以产业发展和生产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生产内容分别设置了5套培训方案，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系统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培训，关键时期的技术指导等，确保农民了解产业的前沿技术、掌握当前的关键技术。以“理论培训+实操练习”“集中式讲座+参与式讨论”“分期培训+关键指导”“示范+观摩”“市内培训+外埠培训”“境内培训+境外培训”等形式创新培训方法，为北京市农业发展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示范能力突出的骨干农民。从2008年到2014年共培养了骨干农民1988名，组织骨干农民提升能力培训1255人。通过培训培养，他们掌握了较系统的栽培知识和技术，具备较强的示范和辐射带动能力，成为一支活跃在农村的技术传播队伍。
（3）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2011年，根据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培养行动计划（2011～2015）》，对农村实用人才进行了生产类、技术类、营销（流通）类、管理类、社会（文化）类五个类别的划分，制订了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开发出“专家带动”“基地（公司、企业）辐射”“新老传播”“技能+基础”等培养模式。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程共认定了38055名人才。其中管理类5221人、生产类18273人、技术类9380人、社会（文化）类4127人、营销（流通）类1054人。为北京农村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技能、能够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4）全科农技员队伍建设。
为完善市、区县、乡镇以及村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快速对接联动机制，解决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北京市农委、市农业局、市财政局2010年印发了《北京市村级全科农技员队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按照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在主导产业行政村建立了村级农业综合服务站点，每个村级服务站点选聘1名全科农技员，上连专家团队、下连产业农户，以村为单元开展“全科医生”式服务。
从2010年起，市农委、市农业局、市财政局启动实施了全科农技员队伍试点建设工程，到2013年底，北京市在10个远郊区县、143个乡镇、50个农户以上的行政村选聘全科农技员2831名，实现了对全市所有农业村的“全覆盖”。全科农技员以农民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最便捷的途径和最快的速度，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初步成为村里推广农业科技的技术员、上传下达的信息员、应急指挥的服务员，成为北京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农村的延伸和解决科技入户“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力量。
为了能够让全科农技员队伍高效运转，切实解决科技推广到户的问题，各区县成立了由主管区县长牵头，农委、农业局、财政局参加的区县试点建设领导小组。纵向上形成了“一条线”联动管理机制，即市里有政策、区里统一管理、乡镇具体督办、村里专人落实。上岗的全科农技员积极参加市、区县、乡镇农业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带头示范应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
（5）林果乡土专家行动计划。
2007年，结合北京市林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市科委、市农委与市科协联合推出“林果乡土专家行动计划”，探索林果乡土专家科技服务模式。通过培养一批土生土长、掌握一定专业技能、有一定影响力的林果科技推广专家，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计划采取了“农民走进大专院校、专家下乡到田间地头、热线电话咨询、网络答疑解惑、现场观摩交流学习”等方式，在培训内容上涉及现代林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从林果花卉栽培管理技术，逐渐拓展到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农业科技推广方法等产前产后相关知识技术。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出台了《北京市“林果乡土专家行动计划”活动方案》和《关于对北京市“林果乡土专家”进行考核的意见》，专业选拔对象以各区县长期从事苹果、梨、葡萄、桃、樱桃、杏、核桃、板栗、枣、柿子生产的重点种植大户及一些农民合作组织为主。每名乡土专家不但自己能勤劳致富，还能主动、热情地参加培训，积极传授技术、经验、信息、知识等，帮助其他农民。在培养环节，北京市采取了多种方式，多策并举，对入选果农进行全方位培养，严格持证上岗。培训内容涉及现代林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从林果花卉栽培管理技术到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农业科技推广方法等。截至2012年，基层林果技术服务人员已经达到上万人，大大缓解了农村科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加速了技术传播。
（6）“阳光工程”培训转型。
2004年起由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6部委共同组织实施了“阳光工程”，2011年，阳光工程实现战略性转型，由偏重服务城市发展向注重支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变，由主要围绕外出务工就业开展培训转向主要围绕农业生产服务业和农业农村领域从业的职业农民开展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北京市在“阳光工程”转型后，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农民培训需求，结合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科技推广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对种植业生产服务人员、畜牧和渔业生产服务人员、兽医服务人员、农机服务人员、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涉农企业从业人员等群体大力开展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专项技术培训。截至2013年，北京市经过“阳光工程”培训2.94万人次，通过技能鉴定的人员达1.2万人，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6.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所面临的“老龄化”“兼业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培养大批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和乡村基层干部，解决好北京郊区“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并为乡村治理提供强有力的高素质人力人才保障，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按照农业部的统一安排，北京市确定密云、大兴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点区县。
通过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涌现出一批青年创业优秀典型。组织区县申报农业部“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200名，大兴青年农民贾维亮、顺义青年农民石鄢获中央“风鹏行动”计划资金资助。密云青年孔博2015年2月荣获团中央、农业部评选的“全国第九届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号。北京新型职业农民许刚在2015年“中联重科”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竞赛二等奖，给北京赢得了荣誉。同时，北京市还涌现出一大批如贾建军、刘小愿等学历高、会经营、懂技术的青年职业农民和王付清、刘仕才、王万昭、董福深、齐振德等既能生产又能服务的复合型职业农民先进典型。二是农民普遍得到了实惠。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使农民了解并应用农业生产前沿领域的新技术、新知识，开阔了视野，降低了成本，解决了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如通州区漷县2017年主要培训石灰改良土壤技术，推广到蔬菜基地所有农户，增强了蔬菜抗逆能力，减少了蔬菜病虫害发生和农药使用。据统计，该基地的50多个农户当年蔬菜增产120000公斤，增收50000元，比上年增效10.8%。另外，通过后续跟踪指导服务和产业帮扶，帮助职业农民实现了创业梦想。如密云区重点扶持创业青年、农机大户、“互联网+青年销售团队”等创业积极性高、带动效果强的职业农民，这些职业农民获得了农机具购机补贴（国补基础上再补30%，没有国补的补80%），在设施蔬菜园区的，还享受新品种、新机械、新技术等惠农项目补助等，带动了这支队伍的发展。三是搭建了创新创业平台。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同时跟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实现了农民向职业化的转变；惠农政策的倾斜，使职业农民的荣誉感不断增强，让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逐渐稳定。同时，培训使大多数学员转变了观念，认识到农民外出务工能致富，在农村创业发展有了专业技能同样也能致富，就近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明显增强，吸引了一大批各类能人返乡“务农”，为当地农村、企业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员工，促进了地方地域经济的发展。一些区县反映，2015年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学员基本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培训对象遴选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目前的政策规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象3年内不准重复，形成了一种制约；二是培训经费标准偏低，实际培训中，采用集中封闭式培训每人每天的住宿费为180元，餐费为每人每天100元，再加上会议场地的租赁费、接送学员交通费、专家费、专家接送和食宿费，每人每天综合培训费用在400元以上，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三是经费使用范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培训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其他还有基础调研、认定管理、奖励扶持等，目前中央经费规定支出范围相对狭小。
（三）北京农业职业教育院校开展农民培训概述
为加强农业职业教育，经市政府2011年6月29日批准，在北京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和北京市农业学校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展农业高等职业教育，并继续举办中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
2003年5月，原北京市城乡建设学校并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成为北苑分院；2004年12月，原北京市八一农业机械化学校并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成为清河分院，至此形成了一校四区的办学格局。
学院除了单独招生开展全日制学历教育外，开发建设了“农业经济管理合作社方向”自考专业，在国内首创了符合农民考生特点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2014年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校资质，可以培养具有合作社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等学历人才。
2011年7月，学院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示范校验收，实现了学院建设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跨越，学院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影响显著提高，已成为全国高职院校的排头兵。
2017年，学院通过资源整合，将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合二为一，职能扩大到农民成人大专学历教育、远程网络教育和自学考试及技能鉴定，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市校-区校-乡镇校-村级教学点四级办学体系，创新教育培育模式，优化资源，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农业职业院校在农民学历教育方面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面向农民开展成人自考教育和网络教育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北京农业类院校适时增开了农经、乡镇企业管理等一批新的涉农专业，为京郊农村经济改革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管理人才。自90年代起，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农业类院校的成人教育向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发展。从发展轨迹看，是符合整个社会对成人教育发展需求的，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农业院校的成人教育偏离了农口专业，表现出“去农化”的倾向，摒弃自身的优势专业，举办非农专业，不仅造成专业资源的浪费，也使涉农类院校的成人学历教育失去了特色，为农业农村服务的功能相对弱化。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从2004年起，党中央连续颁布多个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激励政策、调控政策、支持政策和财政保障政策，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村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京郊农村由传统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对京郊农村人才需求的变化。历史、体制以及地域等原因，我国农村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普遍存在招生渠道窄、生源少、专业发展慢等问题，为适应对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人才的需求，国家出台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当村干部、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也选派一部分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基层任职，但仍与迅速发展的各类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对较高文化素质人才的旺盛需求相差甚远。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面向成人颁发学历文凭的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成人学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网络高等教育三种类型，目前这三种类型的成人学历教育在北京郊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展。下面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为例，揭示京郊涉农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办学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作为北京地区唯一一所农业类高等职业院校，面向京郊农村举办成人学历教育历史悠久，曾经为北京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农村基层管理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近年来，为满足京郊农村从业人员对高等学历教育的需求，不断调整优化成人学历教育的专业结构，拓展新的办学渠道，通过开展专科和本科高等学历教育（合作办学）的形式，为首都新农村建设培养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学历层次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应该说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是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学历层次的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渠道，为北京新农村建设和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成人学历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服务社会、服务京郊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继续教育职能管理部门领导下相对独立办学，参加国家成人高考统一招生，颁发国家成人专科学历证书；2014年，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新增设北京市自学考试“现代农村经济管理（合作社方向）”主考校资质，组织开展该专业自学考试相关工作，颁发国家自学考试专科学历证书；此外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还是远程学习中心，与中国农大、人民大学等主办的高校网络大学合作，开展远程教育，颁发主办校专科或本科网络大学学历证书。
2.开展农民成人学历教育
北京成人学历教育的黄金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报名人数一度接近18万人，然而，随着普通高校的大幅扩招、高考录取率的上升，北京成考报名人数在2004年开始有了大幅下滑，骤减到11万人；随后一直在10万人左右徘徊，到2013年报名人数降低至7.7万人。2013年，北京市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率为91.8%，其中，北京郊区县（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录取率86.6%。郊区县考生占到全市考生的51.2%。目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成人学历教育主要采取在区县设立教学点合作办学的形式，自2003年开始先后与通州东大学校、昌平成人学校、平谷建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合作设置3个校外教学站点，开设会计、市场营销、工程监理等成人高职专业，现在校生仅为422人，毕业生1700余人。其中会计为学院院级重点建设专业；市场营销专业为北京市高职示范专业；会计、市场营销专业同时还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校区（原北京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作为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时成人学历教育重点专业；工程监理专业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苑校区（原北京农村建设学校）的骨干特色专业。在生源锐减的情况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始终坚持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立足京郊，服务“三农”，经过几年努力，成人学历教育的教学在规范性建设和培育专业特色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3.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14年在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被北京教育考试院确定为现代农村经济管理（合作社方向）专业的自学考试主考学校。在北京面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率先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现代农村经济管理（合作社方向）专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系统培养专科学历层次的经营管理专门人才，助推京郊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现代农村经济管理（合作社方向）自考专业的增设，填补了北京市自考农业类专业的一项空白，顺应京郊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打造了一条开放式学习、系统化教育并取得国家承认社会认可度高的大专层次学历教育的通道。同时，主考院校的确立，使自学考试这一学历教育考试形式向京郊农村进一步延伸和发展，适应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经营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彰显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职业教育服务京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经过短短一年的实践，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就基本完成了主考校及主考专业的基础建设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4.开展农民高职学历班教育
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学院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招收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学习，以开辟新型职业农民学历、能力双提升渠道，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学院2015年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工程，以现代农艺方向、休闲农庄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经营与管理、农民合作社运营与管理、村务管理5个专业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具有中专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的优秀毕业生。2016年开始面向新型职业农民招生，学制为3年，学历为全日制大专，现在在校生接近500人。
五 北京农民教育培训的经验与现实启示
北京市依托人才、科技、资金等各方面优势，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培训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第一，领导重视，政策保障。北京市在农民培训上有很好的资金保障，在体系建设、组织管理上做到了体系比较完善，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教师、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开展多元参与，有一定的激励政策，这些为农民培训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第二，农民教育培训活动与经济生活的变迁相契合。在京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农民培训的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回应社会需要、农民需求，把握教育培训重点，及时做出调整。
第三，农民教育培训活动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社会在变化，农民遇到的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通过教育培训能够较为有效地帮助农民解决问题。
第四，农民教育培训活动做到农科教相结合。北京的各种资源非常丰富，农业技术推广、农民教育提升、农业科技相互配合，较好地做到了农科教的结合，整合了资源。
第五，不断探索农民培训的新教学方法，采用新手段提升教学效果。如开展田间学校、实施参与式教学、双师型互助教学、新媒体教育等，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在农民教育和培训领域均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