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比较系统研究农民教育培训，是在我开展“职业教育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衍生出来的想法，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农民教育培训，在一些欧美国家，甚至农业职业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更多合格的农民。

2014年，我承担的教育规划课题即将结题，我就想再以北京农民教育培训为研究对象申报新的课题，那时国家倡导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有两年时间，学术界更钟情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我无意避开研究农民教育培训的热点，特意去炒冷饭，我只是在想，喧嚣背后是不是需要冷静思考农民教育培训的规律，免得新的培育运动又被农民误解为“以农民的名义做了一桌盛宴，最后由农民收拾残羹冷炙”“所谓培训，不过就是认认真真作秀，实实在在坑人”“培训屠龙之技多，实际用处少”，诸如此类的话，是在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听到的农民对培训表示不满的话。北京具有“大城市小农业”“小农业大功能”“大京郊小城区”的区域经济社会特点，都市农业和城市化出现新的特点，北京农民教育培训有了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特殊性，有关部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似乎也是外热内冷，不是特别关注。基于此，我以“发展视角下的京郊农民培训问题反思与创新研究”为题申报了北京市教育规划重点课题，并获得立项。

几年来，我和课题组成员围绕农民培训的主体、客体、方法和内容四个要素，回溯北京农民教育培训历史，在郊区开展大量实地访谈，梳理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创新做法。在大量调研中，我的一些关于农民培训绩效的负面看法有了一些改变，得知在北京郊区，从事农民培训有许多宝贵经验，很多做法走在全国前面，只是没有很好地加以梳理总结。

在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中，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掌握了新技术的人与他人合作，方能解决问题。他的观点在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这是当下乡村振兴也应该借鉴的做法。晏阳初从事乡村平民教育70年，他指出中国民众存在贫、弱、愚、私四大弱点，必须用四大教育来克服，同时也提出“欲教化农民必须先农民化”，即要教育培训农民，开启明智，增强民德，必须先放下身价与农民打成一片，把自己当成农民。从2002年冬天第一次跟随李鸥教授到延庆县大庄科乡开展农民培训项目评估到现在，我到过北京几百个村子调研，针对农民和基层农村干部、城乡接合部的干部开展培训也有上百场，在这过程中，深深感觉培训教师缺乏较为完整的农民教育培训理论和技能，缺乏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方法和技术，这是导致教育培训绩效不高和不受农民欢迎的重要原因。

结合研究，我们采用参与式行动方法进行农民培训创新实验。首先是针对教师，开展“参与式培训”专题培训，改变教师观念，提升培训技能；其次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民培训，针对不同类别、不同区域的农民开展线下培训30场次；建立微信群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紧缺、思路狭窄、后劲不足的难题，从运营管理、综合素质、业务能力三大板块，通过微信授课、专家咨询、相互讨论等方式帮助新农人改变观念、提升能力，从2016年2月至今，开微课79次，听课的有3万多人次，开展专题咨询10多次，有些农民听课后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的企业家或合作社的骨干力量。其次与有关部门、区县合作进行教师培训的行动研究，有了一定效果，有的教师说：“不是农民不开口，不是农民素质低，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让农民开口的方法。”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提高培训绩效的前提。

本书分为九章，第一章总论，对农民培训的理论、现状和问题以及研究过程进行了交代；第二章到第六章围绕农民培训的要素进行研究；第七章结合工作实践对如何提升农民教育培训绩效开展探讨；第八章对农民资格认定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进行了阐述；第九章是在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农民教育培训政策演变轨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评述并提出意见、建议。

为了行动而研究，在研究中行动，促进农村发展是我们的研究宗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希望本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和指导意义，但能否达到初心，还有待读者评判。

李凌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