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坊肆、名家与士子

——晚清科举考试用畅销书

1915年，《申报》《大公报》等报登出的《征集科举用品大悬赏》列出了多种“考试前应用”书，计有“《能与集》、《启悟集》、《文津迎机》、《小题约钞》、《仁在堂全集》、《青云集》、《七家诗》、《九家诗》、《试律初津》、《养云仙馆》、《水竹居赋》、《得月楼赋钞》、《赋学正鹄》、《字学举隅》、状元榜眼探花之殿试策、《文料大成》、《诗韵全璧》、《四书大全》、《四书五经味根录》、《诗句题解》、《事类赋统编》”等20余种。此外，另列有“考试时应用”书籍，如“《四书全注》、《五经全注》（二书须大如豆腐干者）、《小题三万选》、《搭截大成》、《玉芙蓉试帖》、《赋海》、《圣谕广训》、《性理大全》、窗课诗文（亲手誊出，字愈小愈妙，能卷入笔管中最佳）”等数种。^[1]这些如今看来名目生僻的书籍流行于晚清时期，可以说，中国不同地区志在读书、应考的广大士子，大体都有类似的书籍清单以应对科举考试。不无意味的是，民国初年在《申报》《大公报》等报上刊登的这份书单，旨在塑造一个“前清”时期腐朽、落后的形象，却忽略了清末科举改制之后的流行书籍，也基本属于八股取士时代。

这篇文章虽然语带戏谑，且在《申报》上被刊于《自由谈》的“游戏文章”栏目内，然而，文中所举诸书的确堪称晚清时期科举考试用书中最为知名、畅销的品种。并且，这份书单也显现出晚清科举考试实践重首场的现象，其中用于乡、会试第二、三场的书籍数量大大少于第一场的“应用”书籍。晚清士子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以及科举制度、科举教育等实际运转的细节，今人难免隔膜，需要进行必要的史实重建。例言之，清末科举改制后最有名的考场笑话之一“东西两路德”，指的是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被清末应考士子当成晚清著名科举畅销书的作者、陕西盩厔人路德。显然，这种笑话的产生，正在于晚清读书人共有的阅读经验，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那位路德远比德国人路德名声更大。

自科举考试制度实行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在利润的驱动下，书商积极出版此类书籍；在功名的驱动下，士子也热衷寻求此类书籍。^[2]有时，印售科举用书的书商同时也是读书、应考的士子；科举用书的编撰者也往往来自以读书、应考为职志的读书人群体，有时是已经获得功名的科举成功者，有时只是终身未博一第的“老儒”或塾师。可以说，作为科举制度主要参与者的读书人群体在编纂、出版、购买等环节，都深度介入了这一印刷文化之中。本章旨在探讨清末科举改制之前，广大普通士子应对科考的一般情态，以及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流通所具有的影响。由于1901年科举改制的上谕下达以后，清末的最后两届乡试与会试的考试内容发生了极大变化，其背后的整个印刷文化也与先前有着极大的不同，故本章的论述虽集中于晚清，但不包括1901年科举改制后的情况。此外，晚清时期科举考试用书名目繁多，不同地区的流行书目也存在差异，在本章中，只能略举数种当时最为知名、最为流行的读物，以作管窥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