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试、书籍与知识
在1937年写下的《实庵自传》中，陈独秀（1879～1942）对自己曾经参与过的科举做了一番回顾：
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1]
除去一些后来才形成的对“地主”“土豪劣绅”等的价值判断，陈独秀所描述的事实正体现了科举制度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乡村如此，城市也概莫能外。在乡村的社会结构中，哪怕是在“科名”的体系中居于底层的“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也往往具有“极大的潜势力”，拥有不低的权威。[2]这种读书人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举体制所赋予。科举体制在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多重意义，使得科举成为中国“读书”传统的主要塑造力量之一。在明清时代的中国，一种带有儒家色彩的社会意识形态（Confucian social ideology）普遍存在并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社会下层（lower strata）乃至工匠、商人、妇女等不同人群，都将“读书”树立为家中男性子嗣的人生要事，这也使得“读书”成为科举时代中国人理想的人生选择。[3]在科举时代，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等楹联内容在中国各地家境殷实的人家大量出现，“读书”的意义还通过《神童诗》《增广贤文》等一系列流行蒙学读本广为传播，使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传家二字耕与读”等说法妇孺皆知。
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晚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用书。[4]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建制性力量长久存在，成为引导中国书籍生产、流通与阅读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使之伴随科举制度运行之始终。[5]科举制度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创设甚早且长久延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构成了中国读书人群体进身的主要通路，故科举考试所考的知识内容，也对读书人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具有很强的导向与形塑作用。清末，随着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体的彻底“污名化”，不少亲历这一历史时期的读书人都以少年时期即放弃“举子业”作为自我标榜的手段。然而，若据此否认具有极大“向心”作用的科举体制对读书人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介入与影响，则显然并不明智。即便是许多在学问追求上具有精英取向、从事各类经典文本研究的读书人，往往也成长于科举制度的环绕之中，由幼及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从事“举子业”的经历，“学问”与“举业”并不全然相悖、难以并存。
书籍与知识、思想、学术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书籍是读书人阅读世界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知识世界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欧美学者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书籍史（book history，或称history of the book）、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诸多成果。[6]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也影响到了对中国历史上书籍、阅读等问题的研究。在关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史等领域的研究中，书籍史、阅读史带来的启示或许能有用武之地，催生出新的选题与视角，也揭示出新的历史图景。比如，在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重点关注的不再是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经典作品（great works），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成了研究者的关注对象。[7]以研究书籍史、阅读史闻名的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其研究特点也是关注相对“次要的”（lesser）与更加大众（popular）的作品，这成了达恩顿与其他诸多欧洲思想史研究者的显著区别。[8]在提倡新史学（New History）、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一众欧美史家那里，这已是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基本共识。
近年来，在中国思想史、知识史等领域的研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倡导“精英与经典”之外更为广泛的人群的“知识、思想与信仰”。[9]还有学者指出，“在谈思想史的问题的时候，除了注意山峰与山峰之间的风景，还应注意从河谷一直到山峰间的立体图景”，在并不否认“大思想家的关键地位”的前提下，扩展思想史的研究尤其应当注意“思想的流传方式与渠道”“思想的扩散与下渗”等问题。[10]对书籍及阅读的研究，是丰富中国思想史、知识史等领域研究的可能途径之一。由于阅读行为是“获取和更新知识的主要手段”，因而也是“研究知识史的一把新钥匙”。[11]科举考试用书的购阅行为，涉及的人群十分庞大。读书人群体购阅科举考试用书的种类、数量与频率，也往往高于对“经典”著作的购阅。此类书籍虽不一定都是由“经典”作品组成，拥有令人称道的“学问”上的意义，但却是为数甚巨的读书人群体更加“日常”、更加“大众”的读物。因而，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研究，也将是“对传统思想史视野的一种扩大”。[12]
科举考试在制度“表达”（representation）上，固然悬的甚高，多是大力表彰经典文本及其所蕴含的知识、思想与学问等精英化的内容，然而，在考试的“实践”（practice）过程中，大量读书人却并不仅仅凭借对经典文本的孜孜研求来博取在考试中的成功，甚至把经典文本弃置一旁转而另求他途的人也为数甚巨。[13]早在科举制度实行未久之时，唐代初年的应考士子“不读正经，抄撮义条”“不寻史籍，惟诵文策”的办法就已出现。[14]到了宋代，出版市场上为应对科举考试而刊印的各种参考书已经名目繁多。[15]科举考试用书出版的繁盛局面，几乎伴随了科举制度施行的整个过程。至清末，康有为（1858～1927）询问一位在上海从事石印出版的书商：“何书宜售也？”得到的回答是：“经史”类的书籍不如“八股”类的书籍畅销，然而两者在销量上却都比不上小说类书籍。[16]这个故事也显现出晚清时期中国读书人购阅书籍的选择颇为多样。即便是志在科举考试的人，其购阅书籍的首选也是“八股”相关书籍，而非科举制度鼓励与提倡的“经史”书籍。此外，提供消闲与娱乐功能的小说类书籍，也并不因为其对考试“无用”就乏人问津。传统时代中国的读书人群体，并不全然是以道自任、以高深学问的追求为唯一阅读目标。对他们而言，阅读行为具有多元而复杂的功能。在他们的世俗生活中，购书、读书、藏书、借书、抄书等行为固然有学问导向的一面，却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求阅读带来的消闲与娱乐，或者宗教性、精神性的慰藉，还有为数众多的读书人，瞄准的则是科举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境遇乃至家族境遇的改善。因而，即便是只关注西学传入之前的中国读书人群体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将关注点过多置于以经史学问为主的经典文本，所得到的历史图景也会存在很大的偏差。科举制度参与塑造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读书传统，同时也深度介入了书籍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凭借对科举考试用书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揭示中国读书人群体（尤其是中下层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进而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书籍史、阅读史的理解。同时，需要警惕的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也导致了中西书籍史、阅读史上的显著差异。因而，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意识、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等，甚难直接照搬进关于中国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当中来。
在科举制度实行未久的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尝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7]此语不断为后世之人提起，因其形象地刻画了科举制度对于天下读书人的网罗作用。这种“帝王网罗群才，惟以科名爵禄为激扬之具”的情形，至清末依然如此。[18]在康门弟子欧榘甲的笔下，将此表述为“上以牢笼人才为主，下以猎取爵禄为志”[19]。诚然，投身于科举考试的考生群体，除了一小部分人成功获隽并晋升为官僚体制的成员之外，更多的人未能经历成功的科举生涯，只能在服官之外谋得一份“职业”。然而，社会对科名的普遍重视，使得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等流行俗语，成为科举时代中国士子最为典型的成功学想象，且并不由于科举成功的极低概率，而减损人们对于科举的“向心力”。[20]通过对17～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基础教育的初步考察，梁其姿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基础教育主要的目标在于传播知识与道德教化，即基础教育并不仅仅在于应对科举考试。[21]包筠雅（Cynthia Brokaw）也指出，近世中国并非所有读书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在于应对科举考试，也并非所有书籍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出版、流通，如有不少书籍是为了让农民和商人获得基本的读写能力，但她也不得不承认科举考试形塑（shaped）乃至主导（dominated）了清代的教育。[22]
晚清时期，“劳绩保举”与捐纳等“异途”出身之人数量众多，造成仕途壅塞。[23]然而，即便通过科举出仕的难度显著增加，科举依然是天下士人观瞻所系。湖北士子朱峙三（1886～1967）指出：“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作官则在第二步。”[24]在清末科举停废之前，夏曾佑（1863～1924）依然认为：“为天下所注目者，莫如科举一事。”[25]并且，“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在士林观念中依然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26]。所以，张之洞亦言：“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27]即便以捐纳的方式得官，在晚清时期的官场已经比比皆是，然而，同样是求官，“以捐纳之名不美，而科举之名甚尊”[28]。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29]。对于士子群体而言，乡试中举后虽然拥有了出仕的基本资格，但在晚清仕途壅塞的环境中，举人身份并不足以谋得好的出路。所以，在乡试中举之后，士子群体大多还要参加会试、殿试、朝考等更高层级的考试，以谋求更好的仕途。虽然这一谋求仕进的通路难度颇大，但对很多士子依然具有吸引力。如，傅增湘（1872～1949）由于“六上春官，偃蹇十年”，一度想放弃会试，以他途出仕，但这一想法不仅遭到妻子的反对，其时任贵州学政的长兄傅增淯也来函劝其“慎毋以它途进”。[30]更有甚者，与乡、会试这类常科相较，特科类的考试，在时人心目中也会被划入“非正途”之列。如，清末新政时期于1903年举行过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这一年，叶景葵（1874～1949）在进京应殿试时，在“叔岳”夏敦复家中借寓。出于家计考量，“万难再作清秘之梦”，叶景葵一度犹豫是该参加殿试还是参加经济特科的考试。然而，当时在京为官的夏敦复告诫他“特科非正途，万不可应试”，于是叶景葵听从嘱咐，放弃了经济特科的考试，而在应殿试后成了癸卯科的进士。[31]在清代科举中，除了应乡、会试乃至殿试、朝考而出仕外，依制“由五贡出身者，亦归正途铨选”[32]。然而，“五贡”出身往往得不到士子群体足够的重视。如，即便“乡举与优贡同为正途出身”[33]，但获选为优贡的士子往往都会去应乡、会试，甚至有人直接指出，“此等功名却是鸡肋，亦无甚味，惟秋闱最是紧要”[34]。虽然经由每一科乡试、会试、殿试、朝考而产生的举人、进士的数量有限，但并不影响这一“正途”出身在清代士子观念中的崇高地位，故有“人才登进之路，赖有乡、会两科”之说。[35]在晚清人士的观念里，“本朝取才，进士一途最重”[36]。因此，还有人指出“天下之士，归于进士一途”，读书人也往往“挟进士以为重”。[37]《清稗类钞》言，粤人除了“迷信鬼神之外，于科名仕宦尤为迷信”[38]。做过广东学政的张百熙也指出：“粤人重科名，非庶常不为得志。”[39]据此可见晚清时期士风对进士出身的重视程度。因此，众多士子在应考时所树立的愿景，往往是应童试、乡试、会试直至殿试、朝考的科举考试的完整过程。由于乡、会试在科举体系中地位重要，故乡、会试的考试内容对于读书人群体尤具影响。晚清时期绝大多数的科举考试用书，所瞄准的主要是乡、会试的书籍销场。清末的科举改制，也最为重视乡、会试层面的考试内容与场次安排。
夏曾佑尝言：“从前士子之读书，不过为博科第起见。”[40]科举体制下“重科名”的观念深入人心，也由此，科举考试对于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都具有极强的导向和形塑作用。清代读书人群体的读书行为并不全然与科举考试相关，然而，科举对其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影响深远也显而易见。晚清广东佛山人罗功武（1878～1935），在《粤故求野记》一书中如此描绘太平天国后广东地区士子的“常课”情形：“其时所谓读书之士，亦但以得科名为主，不敢更为奇说异行，故所读书，除足取科名外，概束之高阁。”[41]江苏吴县人包天笑（1876～1973）也由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忆及，“在清代一般士子，为了科举，在未入学以前，只许读四书五经，最多读一部《古文观止》，除非是特异而聪颖的子弟，阅读些《史》《汉》《通鉴》之类”[42]。亲历过科举时代的杭州人钟毓龙（1880～1970）在其回忆中言及学塾中的教育情形：
各塾教授，除四子书外，往往仅读《诗》《书》《易》《礼》《左传》五种，名曰五经。其他六经（按：《论语》《孟子》已列于“四书”之中），读者甚少，全读者尤少，以其为科场中题目所不出也。即《礼记》《左传》中，凡视为题目所不出者，亦大都删去而不读。可知昔时之读书，纯为考试而已。[43]
1903年，另一位科举考试的亲历者、浙江温州士子刘绍宽（1867～1942）也指出：
利禄之途开，士为仕而学……其为士者，亦只以学弋利禄而已……虽代有贤哲讲求真学，思以移易一世，其如上所标揭，下所应求，相与直接者，无非“科举”二字，而学问惟间接之影响而已。[44]
四川井研人廖平（1852～1932）也忆及，在同治十三年（1874）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并“以读书相号召”之前，“蜀士除时文外不读书，至毕生不见《史》《汉》”[45]。刘愚生的《世载堂杂忆》将清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同人群大体区分为“世家”“崛起”“俗学”三类，其中除了少数世家出身的士子可以在知识养成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八股试帖”之外，其他士子大多是“学无渊源”“钻研时艺”罢了。[46]对于绝大多数非世家子弟出身的普通读书人而言，他们的知识养成与其说是遵照朝廷功令，不如说是高度“实践导向”的，即科举考试的实践更能指引他们“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地准备考试所需的知识。因此，在清代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中，“凡与场屋无关者不读”的现象多有。[47]而且，“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48]。科举制度所具有的“再生产”（reproduction）功能[49]，即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从“举子”到“试官”的传承，使得科举所规限的知识范围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也使得科举考试用书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形塑了科举时代士子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因此，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晚清时期朝野舆论批评科举不出人才，这种批评理应部分指向出版市场和科举考试用书。同样，研究科举改制、停废科举等“新政”在清末次第举办时，除了关注朝堂之上的决策过程，也应当将出版市场和科举考试用书扮演的角色考虑在内。
在近代西式教育体制被引入之前，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还在科举体制之下接受教育。在一个没有“教科书”的年代里，主要是什么书籍构筑了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清末人士指出，“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50]。即读书人群体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举的导向与形塑。因此，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研究，有助于部分解答这一问题。在传统中国“仕”“学”并途的模式下，长期运行的科举体制一直在为国家拔取能够充实、更新官僚体系的人才。因此，官方既通过科举体制向读书人群体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也向其“表达”知识诉求、提倡某些“学问”门类，试图以此引导、规范读书人群体的知识取向、思想倾向等。然而，科举对于知识的导向作用，不仅受到官方宣示及制度条文的影响，也与出版市场的介入紧密相关。从一定程度上说，科举考试用书是出版市场应对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产物，然而，除了“被动”地适应科举的一面，科举考试用书也会“能动”地介入科举考试实践，继而对科举体制施以影响。
在清代，虽然关于改革科举考试的文体及知识内容等的呼吁长期存在，不断被人提起，但是，科举考试所考的文体及知识内容一直大体稳定地存续下来。鸦片战争后，清廷面临的局势由于外力的介入而与以往大不相同，中国一部分读书人的知识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道光二十三年（1843），两广总督祁上奏的《请推广文武科试疏》，被认为是“晚清第一份议改科举奏章”[51]。此后，朝野议改科举的奏折与言论不断出现。通过提倡“实学”“有用之学”来应对新的世局，逐渐成为朝野的基本共识。至于如何来培养、遴选出具备“实学”“有用之学”的人才，科举依然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建制性力量。清末人士曾指出，“国家鞭策群才，全在科名”，所以“学术转移风化，莫善于变通考试也”。[52]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看来，为培养出应对新的时势的人才，“变通考试”是官方可以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便是到了清末科举改制以后，以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面对尚未废除的科举，清末人士还是认为“当此学堂未兴、人才阙乏”之时，科举“于人才之消长、学术之隆污，亦极有关系”。[53]由此，晚清时期议改科举的言论，也大都涉及如何调整科举考试所考的文体与知识，以应对越来越“亟亟”的“世变”。
科举制度在晚清时期的微调乃至改革，均能引起出版市场迅捷的反应。随着甲午以后读书人群体知识观念的逐渐变化以及科举制度的改革，晚清中国读书人群体应对科举考试的“书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时期科举考试用书的转变，正是中国读书人群体知识观念变化与知识世界重整的一大表征。晚清出版市场应时而变推出的大量新的科举考试用书，虽然有“出版为利”的一面，却也对新知识、新思想等的传播与普及厥功至伟。同时，晚清时期的出版市场在出版中心的分布、印刷技术的发展，乃至书籍价格、书籍传播的物质条件等方面，皆呈现不同于以往的新局面。关于这些新的因素如何影响科举考试、出版市场与读书人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往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阐述。
本书将以知识与书籍作为基本的视角，对晚清科举考试用书如何被出版、如何被使用、如何影响科举考试的实践，乃至如何在与科举变革的互动中形塑一种新的印刷文化与知识取向，做出一定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时期中国各地的出版商已经数不胜数。由于利益的驱动，投入科举考试用书市场的大小书商，都出版了名目繁多的书籍，加之当时对于此类书籍的翻刻乃至改头换面等行为又并无有力的法律限制，于是流传在出版市场上的书籍种类、数量等也难以统计。所以，本书不拟统计具体的出版机构数量及其所出版的书籍种类、版本数量等，而是着重从书籍与知识互动的角度，结合思想史、书籍史、阅读史等视角展现晚清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