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绿色发展理论
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尚未形成公认的理论框架。在此，就国内外对绿色发展的主要探索简要陈述如下。
一 绿色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绿色发展”有多种用法，最初用于空间规划和开发，关注的重点是建筑环境、社区和土地利用。例如，有学者指出，绿色发展战略是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者密切结合、相互协调的整体规划，是一种空间综合开发的规划。最早始于1989年加拿大完成的加拿大绿色计划（Green Plan for Canada）（柴锡贤，1998）。这一意义上的绿色发展的实施通常是在区域、乡村和城市空间范围内。进入21世纪以来，在应对战略资源紧缺、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推动下，绿色发展这一概念得以拓展，从空间规划和开发领域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拓展。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中，首次将“绿色发展”界定为“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统一协调”的发展模式或者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界定得到中国学者们的普遍认同（杨伟智，2012）。胡鞍钢（2012）将绿色发展更进一步界定为：“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以绿色创新为基本途径，以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绿色福利为根本目标，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为根本宗旨。”他认为绿色发展继承并超越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不给后人留下后遗症，绿色发展是为后人“乘凉”而“种树”，增加更多的投入，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造福人类”。而2010年6月7日，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这样阐述“绿色发展”的内涵：“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经合组织（OECD，2012）则把“绿色增长”界定为：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刘世锦（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高消耗及其带来的高污染的依赖，并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减少、资源节约及环境改善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各界对绿色发展的定义不一，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绿色发展是经济增长与自然资产保护协调统一的发展。李晓西、潘建成（2011）认为，绿色发展是经济与环境和谐的发展方式，是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发展方式。这一界定与他人不同的是，增加了“有益于人体健康”这一重要内容。本书以李晓西、潘建成的界定为蓝本，把“有益于人体健康”扩展为“有益于公众健康安全”来理解、探讨服务业的绿色发展。
二 绿色发展的理论渊源
胡鞍钢（2012）指出绿色发展理论来源于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本书以此观点为基本线索，结合发展的系统观，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充实、完善之。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敏锐地洞察到了人与自然矛盾日趋紧张的趋势，辩证而唯物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态自然观，成为当今时代绿色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
1.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
首先，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其次，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1844），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通过实践发挥能动性来改变自然界。再次，自然界是人类必需的生存环境。自然界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然物（马克思、恩格斯，1995）。
2.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统一的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1979）也就是说，人、自然、社会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地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3.人类必须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才有可能改造自然
恩格斯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1995）“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马克思，1975）
4.社会制度变革与观念转变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路径
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始于人类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2001）这种物质变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代谢；二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变换；三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发生物质变换。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也罢，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罢，皆始于人类劳动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首先需要进行社会制度变革。“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1979）。其次，人类的观念需要从“征服自然”向“善待自然”转变。“善待自然”，就是要保护而不是掠夺自然、破坏自然，在自然系统中所有自然物均无贵贱、优劣之分，任何物种都只能在共生中体现权利同时履行义务。“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恩格斯，1974）
（二）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绿色发展理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尽管中国古代哲学派系较多，但以儒家学说为典型代表。一般讲中国古代文化，基本就是讲中国儒家文化。因此，本节以儒家学说为代表扼要介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既为绿色发展理论提供了智慧源泉，也为中国绿色发展实践提供了文化土壤。
1.“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
汉代董仲舒最先明确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的观点（王丹，2011），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在此基础上，宋代大儒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认为人和万物是天地所生，人只是天地中一物，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宋儒程朱学派、王夫之都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发展。朱熹坚信“天地生物之心”，王夫之强调天地人一体，人与自然不可分割。
2.“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认为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达到天、地、人的和谐
典型代表人物是荀子，他认为“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3.“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认为要博爱生灵、保护大自然
孔子说“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董仲舒进一步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中国古代还产生了朴素的保护大自然的思想。例如，荀子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三）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绿色发展理论的坚实基础和最重要源泉。其核心组成部分如下。
1.两个“响应”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这一发展观从“外部响应”来看，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可持续能力的“硬支撑”；从“内部响应”来看，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可持续能力的“软支撑”。
2.三大支柱
2002年9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第5条和第8条重申了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原则，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促进和加强三个相互依存、相互增强的支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第11条确认，消除贫困、改变消费和生产格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基础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根本要求。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第2条提出：“……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增强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消除贫穷和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保护和管理经济及社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根本要求。”由此可见，从宏观来看，可持续发展由三个支柱组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3.“三重底线”
20世纪末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商业领域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之相关的“三重底线”的概念越来越流行。“三重底线”这一术语基于如下假定：企业不仅对他们的股东，而且对更广泛的社区负有责任。这一术语在1995年由Elkington创造。他认为：企业需要通过使用一系列可衡量的业绩指标来衡量和展示其“可持续性”，这一系列指标可用“三重底线”描述。“三重底线”即为“沿着资金、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来评价和衡量对资本投资的回报”，表明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理念，阐述一个公司如何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领域达到平衡（彭海珍、任荣明，2003）。咨询管理顾问安德鲁·萨维茨（2011）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开展经营管理的艺术”，企业必须关注“三重底线”，实现创造可观利润、保证环保质量、改善人类福利的平衡。
（四）地球系统观与发展系统观
地球系统观认为，地球是一个由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联系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即所谓的地球系统（Earth System）。这个系统可分为外部圈层和内部圈层，其中外部圈层包括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内部圈层包括地壳、地幔和地核。这些圈层之间能够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并自发地呈现系统总体性状、结构与动力学行为，不仅相邻两圈层之间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且相隔甚远的圈层也能以某种形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生物圈（包含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地球外部圈层系统的中心，而生物圈正逐渐变为人为作用下的人类圈（Noosphere）。生物圈中的人类活动逐渐成为影响和控制地球外部圈层系统内能量、物质循环和演变方向的重要因素，已经并且继续改变地球生物圈的性质。地球外部圈层系统未来的状态越来越依赖于人类社会自觉的行为。由此可见，地球系统观客观规定着地球系统的有序运行要求人类活动必须与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相协调。地球系统观也内在地规定着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与地球的自然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地球系统观为绿色发展的系统观提供了科学基础。
从“发展”这一术语的演变来看，“发展”最初由经济学家定义为“经济增长”，之后其内涵得到了更深更宽的拓展。《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的：“一般说来，发展被用来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包括数量上与质量上的改善。”《我们共同的未来》认为：“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的愿望，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效的变革。”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戴尔和库伯（Daly and Cobb，1990）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中，进一步建议：“发展应指在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经济体系的质的变化。”这里，强调“发展”是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均衡。而牛文元等（2012）科学家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的定义：“发展是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轨迹。发展作为正向矢量将导致上述复杂系统朝向日趋合理、更加和谐的方向进化。”这一定义强调了“发展”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应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之间动态平衡的发展。“发展”概念的演变为绿色发展的系统观提供了学理基础。
据此，可以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谐协同发展的复合系统。绿色发展系统观，是指自然、社会、经济三大系统整体及其各自的绿色发展。自然系统的绿色发展主要是指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系统的绿色发展主要是指社会公平的改善，包括代内横向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系统的绿色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增长脱钩。整体的绿色发展是指生态环境改善、社会公平改善、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的发展。显然，服务业绿色发展属于经济系统的绿色发展。
三 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论
经初步梳理，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论主要包括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道路、绿色发展的途径、绿色发展的保障、绿色发展的根本目标五个方面。
（一）绿色发展理念
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可以归纳为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价值取向和绿色绩效理念。绿色生产方式即“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即“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价值取向即“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绿色绩效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学习小组》，2015；《学习路上》，2015）。
（二）绿色发展道路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确立“新五化”国家战略，即绿色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确定绿色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道路，从而表明中国特色的总体道路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都要贯穿“生态文明”（《学习小组》，2015）。
（三）绿色发展途径
习近平从多方面阐述了绿色发展的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模式转变（新华社，2017）。（2）加快发展绿色技术。“要加快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为亚洲各国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习近平，2010）（3）推行绿色消费。“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意识，坚持绿色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呵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新华社，2013）。（4）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5）完善环保合作机制。一是国内合作。“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学习中国》，2015）。二是国际合作。“大力推动国际新兴产业合作，尤其是加强节能减排、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合作。”（习近平，2010）“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霍小光、张晓松，2016）。（6）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新华社，2017）
（四）绿色发展的保障
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格的法制，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可见，习近平关于绿色发展保障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制保障，二是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新华社，2017）。在习近平绿色发展保障思想引领下，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魏林甫，2016）。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强化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求的制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
（五）绿色发展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认为绿色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惠民，他多次强调绿色发展对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2013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民生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学习路上》，2015）。2015年4月，习近平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植树造林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2015年5月，在浙江召开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习近平强调，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杨月，2016）。
四 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
财富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同的财富观引导人们追求不同的财富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辞海》定义“财富”为“具有价值的东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W.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认为：“任何有市场价值并且可用来交换货币或商品的东西都可被看作是财富。它包括实物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以及可以产生收入的个人技能。当这些东西可以在市场上换取商品或货币时，它们被认为是财富。财富可以分成两种主要类型：有形财富，指资本或非人力财富；无形财富，即人力资本。”这一定义被认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的定义。
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绿色财富。借鉴以上关于财富的定义，可以对绿色财富定义如下：是指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益健康安全为基础所创造的具有价值的东西。1995年9月17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一项衡量国家（地区）财富的新标准。这项新标准，是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融为一体，综合计算国家财富，以取代传统的只以收入论穷富的老方法（陈秀英，1996）。本书参照这一标准，即一国的国家财富由三个主要资本组成：自然资本（包括土地、水、木材以及地下资产的经济价值，如石油、黄金和铁矿等）、人造资产（包括机器、工厂、基础设施、供水系统及道路等）、人力资源（包括以人为主体如教育、营养、医疗等所反映的价值）。界定绿色财富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绿色自然资本、绿色人造资产、绿色人力资源。前两者又可统称为绿色有形财富，后者可称为绿色无形财富。进一步地，绿色财富具有三层含义：从性质上看，是生态型、环保型、有益健康型的财富，即无公害、无污染可供人们安全享用的财富；从创造和积累方式上看，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方式；从流通来看，绿色标志（包括生态标识、能效标识、绿色标识、安全标识、环保标识等）是绿色产品、绿色服务在市场上流通的通行证。
如何评价绿色发展所创造的绿色财富？由国际绿色经济协会（IGEA）组织建立的全球第一个“绿色财富”评价指数，由财富指数、能耗指数、原材料绿色指数、环境贡献指数、环境污染指数、影响力指数综合而成，主张高财富、高材料绿色、高环境贡献、高影响力、低环境污染、低能耗的排行榜价值方向（田新程，2011）。但基本上是对有形绿色财富的评价，缺乏对人力资源这一无形绿色财富的评价，这有待后人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