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濒临黑海、地中海、爱琴海，连接中亚、欧洲和中东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扼守战略关口，历来在国际政治中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其内外政策对地缘格局亦有较大影响。近年来，土耳其政策进入明显的波动调整期，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凯末尔主义和世俗主义出现动摇，与西方盟友关系裂痕不断扩大，更广、更深地卷入中东地区热点冲突，在地缘政治中的活跃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步增加，这在其建国数十年历史中尚未有先例。分析者们尝试从地区动荡、权力平衡、国家利益、政党偏好等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但诸多因素归根结底都与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变化相关。

所谓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地位、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随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化而变化。^[2]它最突出的特征是由人的观念构造而成，而非天然有之；一旦形成，就会对国家利益和政府内外政策产生持久的重大影响。长期看，国家身份相对稳定但并不固化，其变动往往伴随着国际政治至少是地区政治环境变化、社会进程发展、国家实力改变、与国际社会互动频数增减等要素。^[3]国家身份的重塑过程最初可以是无意识的、自发的，但最终要靠政治力量集中引导才能实现，并投射到国家的内外政策上。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虽然继承了其核心领土，但全面否定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凯末尔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看来，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均落后，需要激烈的、彻底的变革才能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进而跻身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与其他欧洲国家抗衡。^[4]因此，建国伊始，凯末尔便发起了一场全面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把土耳其塑造为全新的民族国家；其国家身份也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渐发展成型，最终定位为“一个世俗民主的欧洲国家”。相应的，土耳其政府在国内实行议会民主制，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广泛传播凯末尔主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重塑历史以培育单一民族认同。二战后进一步与美、欧结盟，加入大西洋公约组织并积极要求加入欧洲联盟（欧共体），对中东乃至亚洲事务整体疏离，视东、南边境之外为落后、麻烦之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符合土耳其快速现代化的需求，也代表着先进的历史发展方向。^[5]

但从本质上看，凯末尔为土耳其量身打造的这一国家身份，只是集中力量解决了“土耳其应该是谁”的问题，却回避了“土耳其究竟是谁”的问题，对土社会的固有特征和民族、宗教、文化传统未能予以足够关注。现代化改革只停留在精英层和少数大城市，没有彻底改变广大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保守和沉默的大多数”，也没有妥善处理伊斯兰教与社会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6]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管控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身份认同与现实脱节，为后来土耳其国家身份的调整重塑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内外环境和经济社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国内新兴阶层崛起，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7]西化的城市精英不再是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土耳其的多面性日益显现。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也悄然开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其发展进程。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日益成为土耳其国家身份转变与重塑的引导者。2017年4月，埃尔多安成功推动修宪公投，将土政体从议会制变为总统制，一个“新土耳其”更是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