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中的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西方关系

冷战期间东西方冲突的大背景抑制了包括库尔德问题在内的族裔矛盾，与此同时也隐藏了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亲西方外交之间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尔德问题与亲西方外交之间的冲突趋于凸显和激化，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当下的叙利亚问题则是界标性事件。海湾战争以来，土耳其正在追求一种与美国关系的新模式。土耳其在与美国关系中追求与其新抱负、新身份相适应的外交地位。^[15]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于土耳其的这一外交抱负显得颇不适应，双边关系需要长时期的调适。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部队针对伊拉克的“沙漠盾牌”行动，库尔德问题获得新的外部动力，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也开始为其绑架。对于是否介入海湾战争，土耳其国内不乏反对的声音，然而厄扎尔总统力主全方位介入海湾战争，坚定配合美国的立场。厄扎尔认为区域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土耳其需要参与到这一局势的变革中；伊拉克的出路在于民主化，民主化可以解决包括库尔德问题在内的相关问题。厄扎尔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通话中指出，萨达姆是该区域最危险的敌人，建议用战争方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16]厄扎尔始料未及的情况是，大量的库尔德难民涌向了土耳其-伊拉克边界地区。难民问题开始挑战土耳其外交。厄扎尔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通话中指出局势异常糟糕，25万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北部出逃，其中80%～90%聚集在土伊边界地区，还有60万库尔德人在逃亡途中。^[17]尽管1991年4月6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688号决议，伊拉克北部开始为库尔德人建立安全区，情况却依然糟糕。在4月15日与布什的通话中，厄扎尔指出，一周内40万库尔德人聚集在土伊边界地区。^[18]库尔德难民的涌现表明厄扎尔在考虑是否介入海湾战争时至少是低估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了猝不及防的情况。

厄扎尔热衷于配合美国的战略，对于库尔德问题发酵可能产生的影响出现了误判。实际情况是，海湾战争标志着库尔德人在一战后第一次获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庇护，库尔德人在庇护中逐步建立和巩固了在伊拉克北部的自治地位。尽管库尔德地区政府后来经历了内战等考验，但其自治地位并未改变。1991年厄扎尔开始实施新的库尔德人政策，包括邀请伊拉克库尔德人首领来访，给伊拉克库尔德人首领发放签证，允许库尔德地区政府与美国建立直接联系等。^[19]厄扎尔对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走向过于乐观，未能评估其对土耳其可能构成的压力。当美国总统问及如果巴格达中央政府被迫向库尔德人让步，如给予其自治地位，土耳其会持有何种立场时，厄扎尔表示这是伊拉克内政，安卡拉关注的是防止难民问题再度出现。伊拉克出路在于真正的民主化。^[20]而且厄扎尔认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感兴趣的是伊拉克的民主，而不是库尔德人的国家。显然，厄扎尔迷信于民主，认为民主可以制约萨达姆。厄扎尔认为，没有民主的伊拉克才会产生库尔德斯坦独立的压力。民主已经解决了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这一方法也适用于伊拉克。^[21]这一判断同样也高估了土耳其政府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库尔德人既是现有政权的受害者，又是现有政权的反叛者，这种双重角色获得了西方和土耳其的支持，继而获得了自治地位。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对土耳其库尔德人会产生示范效应和引力作用，从而严重威胁到土耳其的领土完整。然而，土耳其当时已然面临着一个悖论。如果土耳其支持库尔德人自治，库尔德人极有可能走向建国。如果土耳其反对库尔德人安全区的建立，则无法解决难民问题，或者可能丧失对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乃至伊拉克局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而且，反对库尔德自治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立场发生直接冲突。实际的结果是库尔德问题的潘多拉盒子就此打开。“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加入结束区域现存秩序的进程之中。现存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固有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库尔德人无法对区域事务置喙。” ^[22]现在，库尔德人开始对区域事务具有了发言权，这必然会外溢至土耳其与西方关系。

厄扎尔着迷于证明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对西方的重要性，低估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低估了海湾战争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低估了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亲西方外交之间的矛盾。1993年4月17日厄扎尔逝世，土耳其开始调整既有的库尔德政策。继任总统德米雷尔认为厄扎尔的做法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23]事实上，德米雷尔对此早就持有不同态度。“对于库尔德人我们心存疑虑，因为无法确定他们会走多远，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国家将带来大量问题，土耳其不希望诞生一个新的库尔德民族。”^[24]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内部的混乱也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提供了避难和发展的空间。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壮大对土美关系构成严峻挑战，双边关系中潜藏的矛盾前所未有地爆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判断为，“海湾战争和全世界范围内正趋于上升的族裔意识和族裔冲突，为库尔德人长期斗争以期获得自治（如果不是完全独立）的目标，创造了新的环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泛库尔德身份认同正在得到强化，这一趋势比伊拉克和土耳其最近发生的状况要持续的更为久远”。^[25]美国已经对泛库尔德独立运动进行过预判，“如果泛库尔德独立运动发展迅速——我们认为不太可能——西方将不得不改变既有政策，这将有助于一个新的族裔国家和平建立”。^[26]显然，美国的政策取向与土耳其的外交底线有着根本性的背离，二者共同受到库尔德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

美国开始持续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自1996年起，美国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库尔德人政党组织——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并且开始公开支持库尔德人从内部损害伊拉克政权稳定和团结的活动。土耳其需要维持伊拉克现有政权的完整性，美国则逐渐转向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方向。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影响，也表现在由此产生的人权问题，欧盟与土耳其就围绕库尔德人相关权利问题展开了争执，包括对土耳其实行的制裁。循此逻辑发展，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亲西方外交将发生直接碰撞。海湾战争开启的库尔德自治区壮大进程和对土美关系的挑战，由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持续发酵。2003年春季随着伊拉克政权被推翻，美国与库尔德人关系才完全摆脱原有之模糊和局限性，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7]

2003年3月19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成就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准国家”地位，与此同时给予土美关系沉重一击。伊拉克战争中，库尔德人成了美国的盟友和现政权的掘墓者。海湾战争后“安全区”的建立加剧了深藏土耳其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感，那就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自治可能外溢至土耳其东南部。为此，土耳其寻求通过武力，包括用武力来维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来保障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28] 一方面是吸取了海湾战争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反对美国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入侵，土耳其在伊拉克战争中并未完全配合美国的战略。伊拉克战争中，一方面是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在土耳其南部开辟针对伊拉克的第二战线的要求，由此损害了与美国关系，而土耳其特种部队在基尔库克的行动受到美国的阻挠，使得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上涨。另一方面则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成了美国重要的盟友，库尔德人俨然成为推翻萨达姆暴政的英雄。由此造成的结果有二：第一，土美双边关系变得更难预测和控制。双边关系迥异于冷战期间，甚至90年代之后的关系。^[29]第二，库尔德的自治政府就此迅速壮大，发展至今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基本摧毁了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禁止出现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外交红线。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区域局势急剧变化，伊拉克库尔德人成为区域事务的决定性力量。^[30]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地区政府自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进一步发展，在区域事务中的作用也得到凸显。而且2003～2005年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成功，展示的是建立库尔德国家这样的解决方案，^[31]这对土耳其是极大威胁。对土-美关系而言，伊拉克战争是土美在21世纪经历的最早挫折，这种挫折由于库尔德问题的持续发酵而前途未卜。

从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及库尔德人与美国联合的角度而言，伊拉克战争是海湾战争的继续。土耳其海湾战争期间希望推翻萨达姆的目标，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已经达到，然而土耳其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伊拉克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日渐被摧垮，伊拉克北部的不安定为库尔德工人党的存在提供了有利的地缘和安全空间。土耳其国家战略研究组织（ISRO）2004年民调表明，土耳其民众认为美国对土耳其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这应该是海湾战争以来问题累积的反映。2005年的民调则显示，74%的受访土耳其人认为库尔德工人党营地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是土-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32]伊拉克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开始终结，这一结果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具体到土耳其则意味着，必须与一个破碎的伊拉克相处，谋求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相处之道，而且必须面对库尔德地区政府日渐增加的独立的倾向及其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溢出效应。土耳其必须做好应对伊拉克政权可能的崩溃和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独立的准备。美国及西方扶持的库尔德地区政府追求的独立目标，是20世纪以来中东地缘政治中最为深刻的发酵因素，对土耳其产生的影响无疑最大。这样，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的西方化外交取向日益交织，矛盾不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