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教育部门与经济生产和服务部门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信息技术革命既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为许多后发国家创造了实现工业化的新路径和新机遇。对于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而言，挖掘人力资源的潜能显得尤为重要。[1]这一方面是因为尽管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国际化，但人力技能的流动却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低端的、技术含量较少的工业生产与服务工作已经转移到劳动力工资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中的世界顶尖级企业则是更多地依赖于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来赢得利润。[2]附加值的创造主要在于不断地更新和运用更高级的技术和技巧，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种类。[3]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工业化发展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技能型劳动力，原因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劳动力成本和技能水平上存在的差异是影响其吸引外国资本投入的重要因素，技能型工人比率的提高也有利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技术转让中赢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技能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普遍关注的话题。
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在不同国家环境下表现出差异。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追求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和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动因。[4]尤其在英美等英语国家，教育的首要目的由“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公民权责意识的形成”（citizenship formation）以及“国民身份认同”转向具有经济功利主义色彩的“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5]职业技术教育在这些国家里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的重视，甚至被视为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技能问题在我国也受到政府关注，如何更好地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也成为我国学者积极讨论的学术话题。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一现象也曾经出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虽然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日本的工业化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则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但是它们的成功都离不开对技能形成的依赖，以及政府在技能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所做出的积极协调。[6]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腾飞的时候，正值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时期，因此东亚经济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学习榜样和难得的历史机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已经基于不同国家的发展环境，对技能形成体系、体制或者制度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相关研究中，我国也成为学者们考察的对象，但是技能形成这一主题却没有得到系统而全面的探讨。[7]在很大程度上，有关我国技能形成制度方面的研究目前之所以比较缺乏，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学者所采用的“技能形成”这一学术概念本身尚没有在我国学术界得到较为准确的理解和广泛的运用。许多国内学者所编著的关于我国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学术文献，并非立足于技能形成的视角来对相关问题做出理论考证。
“技能”虽然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很少有学者从哲学角度对其做出更为抽象的严格定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将它理解为一个人在做事或者为人处事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在一般工作当中，我们习惯将它看作能工巧匠在其专业领域所具备的特殊工艺本领，或者是从事服务类行业的人员所必需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学术界，研究人员的学术认知和分析能力也可以称为从事学术科研工作所需具备的基本技能。因此，技能这个概念可以在不同的话题语境下针对不同的对象被解释者赋予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表现为人们在认知上的能力，也可以体现为他们在情感或者精神运动等方面的能力。[8]
鉴于很难（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从哲学意义上对技能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人们便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它做出学术上的处理。比如，通过对某些具体的技能进行连串列举，以此传递所述技能的环境和对象特征，从而使交流双方在目的物的指向上达成共识。然而，这种迂回、间接的解释方式在学术研究中很容易受到“过于琐碎”的批驳。[9]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通过前设定语的方式对技能进行分类意义上的解释，比如，“类属技能”“可迁移技能”，或者“核心（或关键）技能”等。这种做法其实是对零碎、具体的技能从性质上进行了筛选和归类，提炼出一些普遍适用于某特定环境和对象的技能。有些论述中所采用的“具体”与“普通”二元技能分类也属于这类性质的概念解释取向。
概括地说，在上段引述的这些研究中，作者们普遍没有尝试对技能的概念从词源学或哲学角度进行界定，而基本上是在一种“彼此意会”“毋庸赘述”的论述环境下展开关于技能形成问题的研究。这种做法可以解释为：对技能的概念进行以下精确界定。一是对研究分析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时也不是研究重点；二是分析过程本身已经表明了技能在这种研究环境下的目标指向。其实，本书基本上也属此类情况。然而，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是，笔者立足于我国学术语境，整个论证过程和结论也是在国内这种特定的学术语境下受到考证与评价的，因此，有必要添上这一前摄性的概念解释。再者，国内目前尚罕见从类似于本书研究的视角专门论及技能形成的学术著作，国内学者目前基本上仍局限于从心理学或者教学论角度理解“技能形成”这种表述。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常规做法。尤其在当今国际竞争和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对技能形成的研究不能仅囿于心理学或教学论等微观层面上的分析，而应努力尝试从更为宏观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做出更为全面的探索。
可喜的是，笔者首篇论述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论文于2010年8月发表时，[10]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的一本论述技能形成体系历史比较的专著，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王星翻译成中文，也在此月出版。[11]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译著的问世，近年我国的部分中青年学者开始从不同学科视角研究技能形成问题。比如，王星近期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论述了德国以学徒制为典型的技能形成，强调了劳动共同体和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为德国这种特有的技能形成过程奠定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基础。[12]同济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李俊以福柯的社会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考察了身体与技能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技能作为身体禀赋的一部分，它是在社会中建构而成的，职业技能也同样受制于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职业教育则是让学习者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实习及工作的经历逐渐适应乃至配合工作情境下的权力关系对身体的规定。[13]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的吴俊强和朱俊通过对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技能形成体系的分析，强调了社会公共组织（如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组织）对于平衡劳资间冲突和实现技能稳定供给的重要性。[14]
为了明确技能这个概念在本研究中的内涵和意义，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外学术界对技能问题展开讨论的社会背景。概括地讲，对于技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源于工业化经济生产过程本身出现的变革，以及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亚非拉地区经济体的崛起，工业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同样的商品可以在亚非拉地区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生产出来。这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对于欧洲与北美洲的老牌先进工业化国家而言，意味着它们必须不断提高其商品或者服务的附加值。只有这样，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才有可能维持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商品或服务的附加值创造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在此国际环境下，各国政府对技能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明显增强。
本研究讨论的“技能形成”，并非指代个体意义上掌握和习得的某些个人的私有技能，而是将技能看作一种在集体意义上形成的公益物品（public good）。在评价和衡量这种公益物品的价值时，主要考察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技能形成”作为一个新生的学术概念，其内涵与常规术语“教育与培训”密切相关，但也有其特定的含义。
首先，技能形成概念强调的是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下，所有公共和私营教育与培训机构以集体方式在培养劳动者技能方面表现的能力。简而言之，它是指社会“培育”劳动者“技能”的能力。该定义是基于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对该概念的解释，他认为技能形成就是社会在开发学习、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15]这种观点认为，劳动者获得技能不仅是一种个体意义上的技术能力，而且还是一项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换句话说，即使两个人受到了同样年限的教育，也经过了同样时间长度的工作实践的锻炼，他们在这段时期所掌握的相关劳动技能却可能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技能掌握程度和水平高低既取决于天资、所受学校教育的质量、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影响，也决定于他们所学专业的性质，以及他们先前工作经历的性质等其他因素。[16]
其次，技能形成概念反映出研究者对传统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产生了新的理论认识，这一方面考虑到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这种类型的教育与培训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性。引用新的概念，不仅可以指明对传统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进行改革的方向，而且有利于引导这种改革更有效地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因此，技能形成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它是全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运而生的一个理论术语。当劳动者技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时，如何保证劳动力市场上适当种类技能的供求平衡自然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1]Andy Green，“Edu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2003）：83-97.
[2]Robert Reich，The Work of Nations：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New York：Vintage，1991），p.3，p.83.
[3]Michael 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Basingstoke：Macmillan，1990），pp.627-630.
[4]〔英〕 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英文初版1990年），王春华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第4页。
[5]Andy Green，Edu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Basingstoke：Macmillan，1997），p.84.
[6]Manuel Castells，End of Millenniu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p.99-102，105.
[7]比如Francis Green，Johnny Sung，et al.，The Skill Formation System in China：Outline and Issues for Research（Centre for Labour Market Studies，Leicester，1994）；Hugh Lauder，“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Skill Formation in South Africa，”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18，No.1 （2005）：3-4。
[8]Derek Rowntree，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London：Harper and Row，1985），p.162，p.183.
[9]Holt Maurice，Skills and Vocationalism：The Easy Answer（Milton Keynes/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42.
[10]许竞：《试论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政治经济学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9～33页。
[11]〔美〕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2]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学分析》，《社会》2015年第1期，第184页。
[13]李俊：《技能形成的身体社会学分析》，《职教通讯》2016年第28期，第31、32页。
[14]吴俊强、朱俊：《结构、治理与效率：跨国视角下技能形成制度比较》，《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年第12期，第73页。
[15]Phillip Brown，“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 Skills，”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3 （1999）：235.
[16]Charles Edquist and Craig Riddell，“The Role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Era，”in Rubenson Kjell and Hans G.Schuetze，Transition to The Knowledge Society （Vancouver，B.C.：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00），pp.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