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技能形成:跨学科理论与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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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技能的重要性

一 技能并非孤立于知识

这里所讨论的职业技能是人在工作和就业过程中应用和发展的技能。如果把人在社会各行各业从事的工作都视为一种社会劳动,这里的技能也就是指人的劳动技能,它是构成劳动者之劳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任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皆体现为“知”与“行”的统一,亦即劳动者既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时也应该具有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执行力。换言之,一个拥有实际劳动能力的人,他不仅知道他所从事的工作对象和内容“是什么”,而且能够通过实际行动达成头脑中预先设计的工作目的和目标,也就是知道“如何做事”。

就“如何做事”而言,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发挥和使用的技能会因工作性质而存在差异,比如一位科研人员与一名企业车间工人在实际工作中所运用的技能就存在差别。他们各自从事的工作对其所提出的技能要求之所以存在差异,从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所创造或者制造的产品差异。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可能体现为一篇研究论文,而车间工人的劳动成果则可能是一辆组装成的汽车。可以想象,他们在各自劳动过程中均用了“心思”和“体力”,其不同之处也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运用心思和体力的过程其实就是发挥劳动者智力技能和肢体技能的效用。我们在生活中常说的“做事要用心”,实际上就说明了从事任何劳动的个体在工作过程中都是手脑并用,缺一不可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知识与技能,或者错误地认为科研工作者是拥有知识的劳动者,他们在工作当中不需要发挥和使用技能,而车间工人只需要掌握技能,而无须具备知识。一言以蔽之,任何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是集知识和技能于一身的完整个体。

二 技能不止于动作娴熟

20世纪70年代,便有人注意到区分人之“技能”(或本领、才能)(skills/talents)与人之劳动“熟练程度”(skilled labour/work)之间的微妙差异。对于一个精通手艺的木匠而言,他的技能表现为能够想象出一旦他使用这种或那种工具或材料,将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产品。如果他能够正确地兼顾物件的美观和实用,组织并运用其手头现有的工具和材料灵巧地完成某项任务,并能够以此维持其生计和声誉,那么他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技能或者才能,或者说他有“一技之长”,是一个“有才”的人。但是,如果某个人只是能够迅速而熟练地反复摆动其手指或其他肢体器官完成任务并以此谋生,那么他所表现的是工作的熟练程度。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1920~1976)认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下,人从事某项工作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其实意味着人之技能在不断退化。[1]

实际上,真正的工匠技能远不止于巧妙地运用工具与材料的能力,或者说,真正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手的娴熟和灵敏程度,而是储藏在工匠头脑中的某种经验性的认知与判断,其中包括工匠从传统和以往经验中掌握的关于某些工具和材料的性质及用途,以及相关操作方法的详尽知识。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隐藏在头脑中的认知,还包括使工匠能够了解并掌握某些知识,以克服某些因生产工具、材料及工作条件发生变化而衍生的困难和问题。[2]布雷弗曼认为,资本家为了控制劳动生产过程,在竭力混淆“劳动能力”(简称劳动力)与“劳动”之间差异的同时,把工艺知识从工匠的头脑中剥离出去,从而使拥有技能的工匠沦为被管理部门控制的活工具。[3]于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缔造出来,以泰勒制[4]为标志的科学管理在其中扮演了微妙且不可低估的角色。

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技能”和“技术”及其相互关系做过解释。他认为,工人的技能是指人类拥有的生产能力,既包括“对物质环境的了解”(即工人的认知能力),也包括“工人做工时的灵巧性、敏捷程度、耐力和体力”(即工人的机体能力)。表现在车间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则包括“厂房、设备、原材料中蕴含的生产能力和使用这些物质资本所需要的人工技能”,因此工人的技能是车间技术的一部分。技术进步之所以具有节省劳动的空间和可能,是因为它可以替代人工技能。然而,技术进步引发的后果不仅局限于“替代人工技能”,还意味着要求管理层和车间工人掌握和使用“新技能”。[5]

三 技能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对英国和德国等欧陆国家的制造业企业进行配对样本调查,结果显示:即便英国企业和欧陆企业在市场上都能获得相同的机器设备,这些企业之间仍然会存在显著的生产力差异。由于德国拥有绝对高素质的劳动力,所以确保了德国企业所引进的先进机器和采用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良好的运行和充分使用。[6]90年代中期,另一项研究结果也同样证明了产品与技能之间的关系,并否定了“将国家生产力水平差距归因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所使用的资本设备在年代上和精密程度上的差异”这种观点。[7]

在日本,有研究者在研究车间层面的技能形成制度时指出,劳动力质量之所以存在优劣,归根结底是因为劳动者的技能本身蕴藏着价值。他们把“工人技能的提升”界定为:“在机械设备与劳动者数量保持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有助于促进生产力增长的因素。”[8]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尽管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国际化,但人力技能却相对稳定地依然归属于国家,所以世界各国都将人力技能视为国家资源,并借此提升本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 技能形成:微观与宏观

从微观上研究技能形成,是指个体如何掌握某方面技能。从微观视角研究技能形成,一般是心理学家采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这种微观研究中,个体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通常不作为考察的对象,而关注于人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运用大脑等器官形成某种动作记忆的程序与过程。

比微观技能形成研究更有意义的是宏观研究视角,就是指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国家政策等角度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如何掌握某些技能,包括不同人群在形成某些技能方面的机会和机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掌握某些技能,有哪些社会机制引导不同人群掌握何种技能,他们的技能又是如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等等。从宏观上研究技能形成,意味着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群体角度讲,要掌握某些技能,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动机,而且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

国外有相关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欧洲,有研究者对从事大工业生产的法国和德国公司进行实证调研,主要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工作结构”和“工作关系”进行比较。工作结构描述的是劳动以什么方式被划分、工作任务以什么方式被分配,以及权威以什么方式被传递。[9]研究结果发现,除了技术和环境以外,“组织行为”本身也是某种特定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此,人们所掌握的技能不仅仅由技术所决定,而且也受制于他们所处社会的性质。[10]所以,本书主要关注从宏观角度对技能形成相关问题的研究。

五 技能形成:广义与狭义

这里讨论的技能是指人的技能,尤其是人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和工作过程中运用的技能。由于人是最重要的劳动要素之一,而且人具有社会性,所以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他的劳动和工作能力与他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质量和效力有直接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资本的流动性增强,相对而言,人成为支撑国家经济最为稳定的劳动要素。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和作用,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决策者普遍思考的问题。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人的技能也被视为人力资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质量有了更高要求。这就促使制造商和服务商不断提升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品质,而人作为生产者,他们在创造产品和服务附加值方面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在这种发展形势下,学校教育和业界开展的职业培训在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上的作用就受到重视。学校教育系统和业界职业培训系统就犹如一架生产技能的机器,源源不断地为生产系统输送满足生产者和服务商需要的技能型劳动者。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技能型劳动者?简而言之,就是在工作和劳动过程中能够综合运用自身技能,熟练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并创造出价值的人。

笼统地说,凡是处于就业状态的个人,几乎都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处于技能形成过程中。无论是就业前的学校教育,还是就业之后在工作当中经历的不正规的或者无一定形式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从个体成长角度看,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使人不断重构自身知识和技能结构。这整个过程就是广义上的技能形成过程,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过程,每个人在各自职业生涯发展中所掌握和形成的技能也是形态万千的,这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类别,以及各自职业所包括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因此,从广义上讲,每个具有工作和劳动能力且具有从业机会的人,他们在入职前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学习、培训都是形成其工作和劳动技能的过程。

狭义的技能形成则是对劳动者从内部做出区分,只是局部地关注从事某一部分社会职业的人,或者居于某一社会阶层的人在从业前后的技能形成过程。比如,我们只关注从事制造业生产的车间一线普通工人的技能形成,这些人从业前所受学校教育的性质更多是学制相对较短的职业教育和训练,而非学术性的大学预备教育。狭义的技能形成还可以从经济部门的所有制属性上区分,比如我们也可以只局限于研究私营经济领域发生的技能形成,也就是关注私营企业员工的技能形成问题,而不是研究公共部门或者政府机构中就业群体所经历的技能形成过程。所以,狭义的技能形成就是对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及其工作性质做出范围上的限定,而不是泛泛地把各个社会阶层从事不同职业活动的劳动者视为同质性的劳动者进行研究。如果从行业角度区分,可把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本书更倾向于研究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从业人员的技能形成过程,在这些行业里,人作为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技能在提升劳动生产力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