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代演变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说过：“‘家族’ 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的确，家在中国古代更多是家族的意义，古代人家族观念极强，除宗族伦理观念外，大概也因为连坐制度，整个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共，这种情况在《红楼梦》中有充分展示。“唐以后、明以前的政府律令对父母在世情况下的兄弟分异持反对态度。不仅如此，一些宗族对此也加以限制。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政策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尚不得而知。明清以来， 这些限制逐渐放宽，即原则上仍不准父母在世时兄弟分爨，而子女经与父母协商，得到同意，分爨是允许的。”^[6]到了近代，宗族家族观念虽然淡化了，但是三代以上的大家庭依然随处可见。现代小说也有很多描写家族兴衰的作品，著名的如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 曹禺的戏剧《雷雨》《原野》《北京人》、老舍的《四世同堂》、丁玲的《母亲》等。中国的家庭结构和规模与时代有着密切关系，现代的家庭与婚姻有以下几个变化。

一 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由过去的直系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只有一对夫妇及其子女构成的家庭为核心家庭， 一对夫妇和一对已婚子女及其孙子女构成的家庭为直系家庭，一对夫妇和两对及以上已婚子女及其孙子女构成的家庭为直系复合家庭。”^[7]三代、四代同堂的直系家庭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模式，这也是居家式养老的方式。从古代就流传着很多兄弟分家的故事，可见直系家庭一直有着分与不分的矛盾纠纷，但即便是兄弟分家另立门户，赡养老人的一户还是一个三代以上的直系家庭。

因此传统的父权婚姻模式是女性嫁入男性大家庭，成为这个等级制家庭中最底层的成员，在婚姻形态上称之为“从夫居”。女子如不能得到丈夫的支持，其无助与孤独的境遇可想而知。这种女性悲剧在古代题材的文学中经常出现，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到《诗经》。早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也有所表现，如《篱笆、女人和狗》中枣花嫁到葛家，经常被铜锁打骂。尽管跟自己的母亲住在一个村子里，农忙时也要得到公公允许才能回娘家干活。

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人信奉多子多福，直系家庭或直系复合家庭很多，因此早期家庭伦理剧中的主要矛盾是兄弟分家、妯娌关系。如《篱笆、女人和狗》中，二儿媳总觉得一起过吃亏，撺掇着银锁跟父亲提出分家。20世纪80年代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喜盈门》讲述了一户农村普通的四世同堂家庭的故事。陈家的两个儿子仁文、仁武都成家了，大儿媳强英总是觉得在大家庭里生活吃亏，闹着分家。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到90年代末，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即核心家庭增加、家庭人口减少。在核心家庭中，女性作为妻子或母亲，需要面对的问题和矛盾都相对简单了。

面对这样的社会和人口现实，要再想创作像《我的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家有九凤》《浪漫的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咱爸咱妈》《嫂娘》这样的大家庭的故事，就一定得把时间放到70年代之前，当下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后多半不会跟老人一起生活，老人一般生活能够自己应付的时候也不愿与儿女同住。核心家庭对于家庭伦理剧的创作是不利的，难以设置矛盾冲突。因此，编剧的策略便是寻找各种理由制造“婆婆来了”的机会，让核心家庭重新回到直系家庭，把小家庭里的女主人再次变回大家庭的“小媳妇”。

二 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变化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男女双方都在不断地经历着角色、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不可否认，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男性的英雄精神都在失落中。英雄意识的下滑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感性英雄—理性英雄—凡人。

与男子文化角色下滑相对应的是女子文化角色上升的三阶段：女奴—女仆—女人。

这不是历史对人类性别无意中开的玩笑，而是有着深刻的生命与文化背景。从一般逻辑推断，女性地位上升似乎正常。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时下流行的不再是高仓健式的硬汉，而是“小鲜肉”“娘娘腔”？这当然不是男性的生理变化，而是男子在人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

男性扮演的第一个文化角色就是英雄。在远古严酷的生存竞争中，生育负担偏轻的男子，不得不肩负起保卫氏族、保卫家庭的重任。正因为如此，英雄也是男人第一个被尊崇的荣誉，是现代普通男性难以获得的荣誉。

英雄作为男子的中坚人格，不仅在古代军事斗争中居主导地位，也在古代不发达的生产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可以说，英雄就是古代社会认定的男性优化成员资格。这样一来，在女性依附婚姻定律支配下，最早出现“英雄美人”的父系婚姻理想模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古代动乱频发的社会，妇女、儿童需要男性的保护，女性想找一个勇敢强壮的男人作为依靠是很正常的。社会法则反复灌输“男尊女卑”，强调“男主外，女主内”，进一步强化了“男主女从”的婚姻家庭模式。

不过，我们应当提醒现代女性，历史上“英雄爱美人”并不同于我们现在理解的爱。对于古代英雄来说，对于美人只是选择、占有，甚至去抢、去偷，才是英雄之举。英雄不可以对女子动真情，至少是不能长时间对一个女子动真情，否则他的英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男人之所以在古代是高大英勇的英雄，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女人必须跪着。一旦女人站起来，男子的英雄气焰就矮了一半。女性财产化状态是古代英雄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英雄美人”变成“才子佳人”的时候，男性的英雄形象就已经是大大弱化了。

男性英雄观念是如何产生演变的呢？古代中国的英雄意识虽没有规模宏大的史诗为依托，但在神话传说中随处可见。

这是人类童年期产生的英雄意识，它来得如此普遍，如此强烈，显然不是人类文化自足的产物，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的生物性当中。这一时代是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时代，是人的社会化进程刚刚起步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混溶在人的生物性主体冲动之中。这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少文化社会色彩的原始生命力冲动现象，这种冲动更多地受制于人的各种生物性欲望，如征服欲、占有欲等。不仅没有后来的阶级色彩，甚至也很少有民族色彩。换句话说，这一时代的英雄与动物界中的称王称霸者有许多相通之处。

女人在早期的英雄眼中，好听一点说，是门面，是荣誉；难听一点说，是财产，是奴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黑暗大家庭中的女性命运。

旧女性的狭隘意识，是与父系文化对女性的一贯要求相一致的。除了“生育”与“服侍男人”之外，女性其他的欲望都受到父系文化的排斥和谴责。林黛玉在联酒令中，不慎道出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诗句，薛宝钗便推心置腹地给了一番劝告：“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番话，说得素有叛逆精神的黛玉也是唯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的份儿。在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下，女性又怎么可能去关心、见识闺阁后堂之外的事情呢？不仅如此，在朝廷，有“嫔妃不得干预朝政”的祖训；在望门大族，则有“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尔。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颜氏家训·治家》）的家规。禁闭女性于家门之内，又指责她们胸无大志、眼光短浅。在这场公审女性的游戏中，男性既是公诉人又是审判长，是否公正就成了无人关心的问题了。

今天的女性虽然已经不再被强制性禁闭在家庭之内，但是，传统的思维惯性还是让大家相信，女性更适合家庭生活，男性更适合社会劳动。只要是夫妻双方在社会打拼筋疲力尽之际，大家都会劝女性留在家里相夫教子，美其名曰“女人回家，舍一保二”。女性自己也往往认同这个观点。一旦这样做了，另一个风险悄然逼近。那就是女性的眼界、心胸越来越狭窄，对丈夫的依赖性与警惕性日益增加，妻子在男人的心目中越来越俗气，越来越狭隘。男性婚内出轨的概率大增，最终夫妻关系紧张，甚至崩溃。电视剧《牵手》《中国式离婚》《让爱做主》等，就形象直观地演绎了夫妻关系从和睦到濒临崩解的整个过程。

女性的依赖心理与儿童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不能由女性来承担。我们发现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之下，男性也会产生依赖心理，并且一旦形成便很难摆脱。例如，清代长期受朝廷供养的“八旗”子弟，竟失去了谋生的手段，而在清末陷入窘迫境地。中国历代贵族子弟都大量产生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今天也有很多整天惹是生非的 “富二代”“官二代”，这也是依赖心理形成的典型事例。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在他的著名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生动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身心发育良好的青年，如何在贵族寄生习惯中变成一个昏昏沉沉整日连床也懒得下的废物。电视剧《老有所依》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男性——余淼，他从小身体不好，加上养父早逝，养母娇宠无度，导致成年后精神不能自立。未婚时余淼一切依赖养母，已婚后又一切依赖妻子。养母善良，余淼还无大事；妻子狭隘自私，余淼竟成为其欺负养母的帮凶。结局令人唏嘘。

当一个女子把自己视为天生的弱者时，她就必然产生寻求保护的心理，而这种保护正是父权文化在婚姻中掘下的陷阱，父权文化造成了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结果：女性天生需要保护，而这种保护只能通过婚姻来实现，从而这婚姻也就必然是依附性的。我们从中看到了很奇特的性别文化趋向：足以自立的女子硬把自己想象成“灰姑娘”，本来很平凡的男子力不从心地扮演“白马王子”。

仅仅从“白马王子”这个名称出发，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男人在古代要想成为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偶像，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匹好马（财力），王储的身份（高贵的地位）。而这两个条件的背后到底需要多少力量的支持，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了。显然，绝大多数男子不可能有成为“白马王子”的运气。当“白马王子”变为“书生才子”时，有可能进入这个序列的男子就开始成倍增加了，但这仍是男子中的少数。男人的世界不可逆转地走向凡人时代，这对女子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女性形象经历了明显的由软弱向坚强的变化，女性形象的这种时代性转变不是孤立发生的，是与男性经历的由英雄到凡人的下降曲线交织在一起的。其实，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不存在大相径庭的天性。在当代社会为男女提供大致相似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思维环境的时候，传统的水火不相容的男女人格，就必然产生趋同现象。这不应当是什么令人惶恐不安的文化现象，女性尤其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快。女性对男子弱化倾向的不满，实际上源于长期崇拜的男性英雄偶像的突然坍塌所带来的心理失落感。中国女性一向把男人视为主心骨，特别是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一直都是在优秀男人的引导下过来的，久久未能形成一种自觉的运动，这使中国的女性缺乏自信心和独立意识。

家庭伦理电视剧对这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国式离婚》是一个典型的“望夫成龙”的故事。妻子的情绪变化就与这样的心态息息相关。一开始，她抱怨丈夫无能，不上进，不会搞关系，不能给家里带来钱财和各种好处。在她看来，养家糊口、提升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丈夫的天职。她要闹。当丈夫在她的逼迫之下辞职下海，地位提高、收入增加后，她又产生了另一种恐慌，害怕丈夫有钱有势在外面另找女人。她还要闹。

有些女性对男性存在着事实上的两难选择：既希望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又希望他们是可信赖的英雄。前者源于新思维，后者源于旧心态。“妇女解放，在许多地方使婚姻成为更为困难的事情。以前妻子依顺丈夫，而丈夫是不必依顺妻子的。但是现在，许多妻子根据自己对个性和事业的天赋权利，却不愿过分地依从丈夫了，而同时，那些依旧相信男性统治权的传统观念男子，又完全不晓得为什么要他们去适应妻子。”这是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一文中，对现代婚姻困境所做的分析。

就男性的角色来说，“平等的伴侣”和“传统的英雄”是两个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人格，是没有办法统一的。这正如女性角色中“知识平等”人格与“贞静柔顺”人格很难统一一样。当代女性决不放弃“知识平等”人格，又呼唤传统的男性“英雄”，这是一种相互冲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