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阿拉伯之春爆发数年后回顾那场变革，任何人都不难意识到它对于北非国家以及深度介入其中的美国、欧盟所带来的强烈震颤。无论是令欧洲不堪重负的难民潮、利比亚甚而广大萨赫勒地区呈现出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扩散还是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都时刻传递出这样一则讯息：“危机远未淡去，安全政策未见实效。”[1]有鉴于此，有必要由简单介绍2011年以来的中东北非局势和美国、欧盟反馈入手，引出本研究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及此选题所包含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选题背景
2010年岁末2011年初，中东北非多数国家爆发了以街头抗议为开端的民主运动，表面看来确乎是民众压抑良久，再也无法默默吞下独裁政府当局常年专制统治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缺乏保证、精神生活丧失自由的苦果，坚决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体，通过抗争换取“一个崭新的中东”的自发革命行为。西方国家起初欣喜于多年价值观外交的努力没有白费，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势头这般迅猛定会加速中东北非国家的转型，使他们维护在该地区的安全及能源利益时手中多一张决胜“王牌”。或许是因过早预期利好而给出的“春”之称谓预兆不祥，此次变局恰如“布拉格之春”“德黑兰之春”一样，短暂狂飙突进后便再次被旧有统治模式“囚禁”，纵有少数有益尝试，如突尼斯的民主过渡、摩洛哥象征性修宪放权等，均不足以扭转运动整体趋势的定性，狂热之余徒留民众继续挣扎在贫穷和不安全之中。
革命使得北非国家首次走向世界舞台前缘，收获了美国、欧盟的特别关注。作为始发国，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率先进入空前动荡、持续分化的历史时期，并随后诱发西亚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连锁反应，导致多国政权更迭、大国博弈加剧、扰动国际安全局势，进而延缓全球经济复苏。经济颓势自不必说，北非五国无一幸免。据联合国统计，政府更迭、持续冲突、难民问题、油价下跌、侨汇减少、旅游业下滑导致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经济损失高达6140亿美元。[2]除摩洛哥相对平稳外其他四国经济增长率不升反降，利比亚甚至出现负增长。[3]无怪乎经济学人、半岛电视台、英国《卫报》等媒体纷纷撰文认为，北非乱局起于喧哗而终于落寞，经济衰落、社会分裂的结局和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营造稳定经济环境的构想大相径庭，五国难以如期迎来春天，等待它们的将是漫漫凛冬。
众所周知，早在二战结束后，北非所属的大中东地区便凭借地缘重要性，经济、能源价值，以及繁复难解的多重纷争吸引美国、欧盟频频插手其中。维护自身和盟友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威胁向区域周边乃至本土扩散始终是美国、欧盟乐于承担的使命。只不过鉴于“大中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美国的政策着力于海湾国家，而欧盟特别是法国则视北非为传统后院，将之囊括在睦邻政策框架范围内并长期保持颇具交易性质的合作关系。无论经济援助、政府间磋商、公共外交乃至直接动武，为“摆平”该地区，美国、欧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恰恰给二者既往诸多政策和行动部署带来了双重打击。
第一重在于同革命爆发之前的政策构想背道而驰。为了推动该地区逐渐“变色”并掩人耳目，欧盟屡屡为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性筹码，并借助自身“规范”特性，堂而皇之地宣扬与该地区文化、宗教、国情均有抵触的西式价值观；美国则试图修补小布什输出民主和大搞全球反恐战争而在中东北非透支殆尽的公信力与合法性额度，暗自为可能出现的变革做足“群源”准备。然而，阿拉伯之春的突发和破坏力显然使地区变革从开始便偏离了西方干预的预设轨道，打破了美国、欧盟在该地区寻求“渐进式改革”的梦想，对先前的种种“努力”构成巨大讽刺，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二者前期政策的失灵。[4]
第二重则在于相关政策非但未能有效抑制波及四方的安全威胁，反而让美国、欧盟遭受“反噬”之苦。五年来，地区安全岌岌可危，由此愈演愈烈的三大安全威胁严重触碰美、欧利益底线。出于遏制乱局蔓延和应对危机的考虑，它们均试图通过决策层言论和表态亮明帮助该区域国家渡过难关的立场，进而出台一系列看似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付诸实践。然而高昂的精力、财力代价无法换得北非国家局势好转，甚至给美、欧带来难以忽视的实际损失和心理恐慌，恐怖分子从言语挑衅到长驱直入威胁本土，难民不断涌入深深戳痛欧盟在经济、内部安全、一体化走向等方面的软肋，“安全难题”陷入暂时无解的尴尬处境。来自北非国家的反对、诟病更是雪上加霜。无论西方决策者如何表述协助地区国家重获安全，打击IS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决心，多数当地民众坚信“阿拉伯世界此次不幸均因西方插手别国内政、操控煽动青年群体而起，西式民主在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并不适用”[5]，美国、欧盟横加干涉本身即为如今面临重重困境的根源。甚至有人抱怨，西方决策如此“天真”，如果它们没有干涉利比亚内战并支持反对派，没有对曾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妄图加以利用，那么情况会完全不同。[6]
这便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解释美国、欧盟在北非的种种安全政策效果不佳？本书的核心假设亦由此浮出水面，即美国、欧盟在阿拉伯之春后的北非安全环境中自我塑造相应角色，但因无法平衡角色观念内在矛盾及实践过程中遭遇多重角色冲突，导致角色扮演趋于失败，安全政策随之走向失灵。
（二）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便于找准北非五国在该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定位。阿拉伯之春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负面效应有目共睹，那么北非五国究竟在其中如何自处？本研究从五国陷入乱局的起因、过程、革命或改革效果入手：一方面客观介绍了发生政权更迭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同试图避开剧烈革命而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之间的境况差异；另一方面更加看重乱局刺激下，无论转型程度如何，五国始终面临的相似安全威胁及其与美国、欧盟互动中共有的政策偏好。纵使全面结成“马格里布同盟”尝试未果且“痼疾”西撒哈拉问题暂时无解，北非仍为构筑地中海安全复合体的突破口和要件。[7]因此全面考察革命以来五国所提供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安全环境是本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起点。
其二，全面梳理美国、欧盟在北非地区的安全政策。北非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始终是二者的重大关切，双方不仅业已形成一套针对北非国家或其所属地区的安全政策体系，且考虑变局需要在原有框架基础上加以调整和完善；同时综合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网络手段应对复杂的北非安全问题。面对革命后日益严峻的三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它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且目的明确的政策和行动，这些也是梳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本书恪守马克思主义两大哲学原理全面考察和解读相关政策：第一，用发展的眼光捕捉美国、欧盟在北非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及其应对策略变化；第二，关注政策中显露的“共性”与“个性”，既要看到二者角色观念及总体安全政策同分别处理三大安全威胁时的具体策略选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要审视各自特点及“西方国家”共有身份对其政策的影响。
其三，用数据和实例证明美国、欧盟对革命及随后的安全局势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阿拉伯之春与西方国家的介入究竟有多大关联这一问题目前存在两种回答：一种相信国外支持纵然不是此次政治剧变的唯一诱因但的确发挥了推动作用；另一种持怀疑态度，认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对地区变局或许有影响，但政策效果难以验证。可见，两种观点均不否认西方势力若无幕后指使行为至少也潜在地为变革创造了条件，它们的唯一分歧在于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撑。本研究由此广泛收集了能够证明西方国家政策导致北非安全局势恶化的诸多事例，通过阿拉伯地区的新闻报道、自由人士的披露、学术著作中提到的事件以及诸如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等智库所掌握的情报等说明西方国家的“别有居心”；同时挖掘美国、欧盟在处理各项北非安全事务中所表现出的前后矛盾、言行不一、难以迎合区域内国家期待等问题，印证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对地区局势改善的阻碍作用。
除丰富的现实意义外，本研究因借助角色理论，探索角色冲突概念对政策失灵的解释力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简单而言，角色概念从戏剧场景中借用而来，旨在将社会“舞台化”并将活跃其中的行为体在 “自我”（ego）与“他者”（alter）间的互构（co-constitution）中形成的社会地位（social position）视为角色。[8]角色理论是一门着眼于行为、过程研究的科学，[9]考察个体在社会中占据特定位置及其依据该位置被赋予的社会期待、规范、权利、义务而完成角色扮演的过程。引入对外政策分析后，国际关系学者将“国家视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的行为体”，依托角色理论原有概念体系进行了丰富有益的应用尝试，凸显了其所具有的两大理论优势：一是将他者期待与自我认知同时作为分析行为体外交行为的考量要素，增加了外交政策的解释维度和对行为体行为展开预期的路径；[10]二是擅长沟通层次分析法中不同层次变量间关系，把行为体内部资源与分歧、领导者认知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历程整合起来，全面分析行为体对外政策和行为。[11]
有鉴于此，本书理论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有助于通过实证研究了解美国、欧盟介入北非安全事务过程中的自我角色观念内涵，从根源上探索可能导致政策失灵的动因。第二，挖掘北非五国对美国、欧盟介入其安全事务时角色扮演的认知和期待，彰显角色理论的“互动意味”。第三，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同时考察主权国家—美国以及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所遭遇的角色冲突，利用角色理论的跨层次特性，一方面将联盟内成员国分歧作为“角色内要素冲突”融入讨论，另一方面论证本书观点对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的同时适用性。第四，充分发挥角色冲突概念在理论层面对国际行为体互动中的多重矛盾、分歧、摩擦所具有的整合能力，为美国、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失灵提供一个基于角色的完整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