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社会创新的四个来源
从创新的发展史来看，其主要有三个阶段：从以发明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到以管理为核心的经济创新和制度创新，再到以使命为核心的社会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创新和社会创新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不能将其并列。社会创新在一定范围内是增加技术创新、经济创新的维度，成为创新的创新。这意味着，社会创新必须为其他创新增加附加值，这种附加值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创新的功能的实现程度。
从创新的发展史来看，创新从技术创新进化到经济创新再到使命创新亦即社会创新，其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国家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到国家、经济、社会三大部门的分离，再到三大部门的跨界合作与融合。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再到社会权力依次彰显的过程，是整个社会的分工、互动的过程。在国家阶段强调的是身份与地位，凸显的是社会、经济均纳入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中，此时技术创新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在国家与社会分立进而三大部门分立的阶段，突出的是从重商主义到市场主义的变化，在这个阶段经济权力不仅仅获得了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得了决定性权力，强调的是个体、自由、权利，在这个时期经济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附加值而存在；在国家、经济、社会部门跨界、融合的阶段，一直受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挤压、被边缘化的社会力图重新发现并主张其主体地位，社会权力开始彰显，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所有主体所负的责任，这时社会创新是作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的附加值而存在。这种附加值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维度的平衡和调整。
整个社会分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社会创新必然是三者单独或联合参与其中的。
一是，从民主政府到责任政府而形成的政治面向的社会创新。
在自由主义时期，国家是作为守夜人而存在的，除了必要的权力约束以外，社会是完全自治的，或准确地说，经济领域是完全自治的。但是随着社会交往、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加和复杂化，新的权力基于交往而产生，而这些新的权力基本上是被国家所占据。其强调的是政府更加积极地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只承担消极责任的政府。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即不断强化了政府责任的积极面向。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政府也仍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积极承担社会领域的责任。到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运动所形成的巨大危机之后，政府通过拟定政策推进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来共同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通过立法为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社会创新提供制度性保障。这里存在的一个悖论是，以经济为核心所带来的问题却最终要由其他两个部门来承担。
二是，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共享价值形成的经济面向的社会创新。
曾经的那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社会责任是自由社会中一个颠覆性的教条，认为利润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利益、当企业最大化股东利益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观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没有市场了：任何一个企业也不能视企业要重视社会责任为一种乐观的正统观念，是一种时下潮流，是时尚和幻想的新专政。企业自身看待社会责任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从一种义务——为做好事而做好事、向一种企业战略——为了做得更好而向行善转变。[11]但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仍然是政府和社会承担了日益加重的社会问题之负担。
企业社会责任往往被看作企业回馈给社会的总福利，而未来，共享价值则会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从事公益慈善不仅仅是公司的单向付出，而是将企业的横向多元化战略和经营与社会责任、共享价值有效连接，用投资的观念去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并由此产生有效化学反应，进而推动企业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社会创新氛围，改变员工的思维方式，从社会问题、用户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如可口可乐到底是一个饮料公司还是一个水资源保护公司？当公司与个人、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重合的时候，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张力也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是弥合。即使在跨国公司也出现了这样的行为方式并被分为两个互相重叠的类别：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项目相结合的公司；致力于提供金字塔底层的产品和需求的公司。[12]很多传统的商业公司如惠普、可口可乐等宣称自己是“社会企业”。
仅仅是承担社会责任或将社会责任发展为善因营销、战略公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真正进行发展哲学、理念和方式上的系统性改变。社会创新领域的重要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共享价值（Shared Value）这一概念，为未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资本主义体系正陷入困局。近些年，商业被视为造成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的祸首。公司获得的繁荣，被认为以广泛的社会利益受损为代价。更糟的是，企业愈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人们就愈是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企业。公众眼中的企业正当性，已跌至近年谷底。对企业的信任日趋减弱，促使政治领袖制定损害竞争力，削弱经济成长的政策。商业陷入了恶性循环。
企业必须将商业和社会重新整合到一起。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企业社会责任”思维模式中，社会议题被边缘化。我们缺乏的，是一个整体性引导框架。
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于共享价值原则：企业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商业必须重新连接商业成功与社会进步。共享价值不是社会责任，不是慈善，甚至不是可持续发展，而是一种达成经济成功的新方式。共享价值不是公司的次要活动，而是核心活动，它将引领下一轮商业思维变革。[13]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重新定义企业，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甚至是重新定义发展。无论对于何种组织，未来的成功可能只有一个选择：行善者善于行。
三是，从非营利组织到社会企业所产生的社会创新。
随着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全球结社革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其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社会权力的主体。但是其功能和效率却不断引起政府和企业的追问。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管理与合作，推动非营利组织效率和透明度的提高。同时，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公用事业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乃至政府部分管理权限与智能向第三部门转移的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导致了对非营利组织新的问责要求。
“不断增长的非政府组织问责的问题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迅速增长，吸引更多的资金，在形成公共政策的时候是一种更强大的声音。”[14]终于，“2007年，第一次，公司的信任度超过了市民组织。这种变化在发展中国家最具有戏剧性，市民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为百分之五十，排在商业（百分之六十）和媒体（百分之五十三）之后列第三。当被问及对市民组织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时，人们提出了三点：较弱的问责，不听取委托人的意见以及没有证明其影响。”[15]非营利组织也不再得到人们的充分、无理由信任了。
同时，在过去25年里，慈善界及捐赠者们的思维模式发生了转变。第一波变革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这与比尔·德雷顿有关，其包括了三个十分重要且互相关联的维度：非营利性机构领导者的动力和能力；资助者的期望与策略；对机构效率日益增长的关注。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与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关；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二波社会创业的浪潮中，这一浪潮起源于社会变革。人们开始思考利润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角色，对商业模式应用于社会需求表示支持并饱含热情，但对于实现目标的最好途径是什么并没有形成共识。[16]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跨界领导力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仍是一种局部的社会实验。
截至目前，社会企业还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经济组织，发挥着有限的作用。之所以说社会企业是过渡形态，主要是基于四点：第一，社会企业还未能真正地形成一种独立的法人形态，更多的是作为其他组织法人形态的子集存在；第二，社会企业仍然没有发现自己最为强大的武器和核心竞争力；第三，社会企业仍然处于社会组织与市场之间的缝隙之中，与社会和市场的主流领域之间的距离仍然非常远；第四，社会企业发挥的作用、运行逻辑仍然很难超越传统的授人以渔、优势视角等框架。
如果社会企业仍然希望针对其建立特殊的法人形式、享受特殊的政策优惠，那么只能说它还远远不足以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能够与其他主流组织尤其是企业相提并论的组织形态。它仍然是一种基于政策优惠的特殊企业、仍然是想通过优惠来弥补自身竞争力的不足。简言之，它还是竞争思维的，而不是将互助、合作、竞争有效连接甚至是形成超越性的理念、实践、模式的创新形态。因而，社会企业目前来讲，仍是一种过渡形态。这意味着，社会企业真正成为主流或成功的时刻——目前作为主流的商业企业将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也再不存在营利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等明确区分，其间的藩篱已经被打破，理念和行动不再是对立的，人们思考问题不再是以哪个半脑为主，而是全脑甚至是超脑思考。那个时候，社会企业的“独立宣言”才真正实现：慈善与利益融合共处，每一方都能获得自身极大甚至是最大化的发展，而每一方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为基础的。
四是，三大部门的跨界合作、融合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创新。
政府、市场或者社会单方都不能促成必要的整体的社会创新和改革。社会创新和改革的根源将是能够把企业家市场、国家的福利取向和社会的自治管理有效结合起来的“第四种选择”：针对社会问题，三大部门协调合作，填补人为设定的三大部门的鸿沟。但是如果还是基于各自的权利边界分工合作，那么这种社会创新仍然会因为各自不同的假设和逻辑而产生强烈的冲突。
不能把社会创新仅仅当作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对单独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的线性反应，而是应把社会创新作为整个社会建构的一种创新途径来看待。这首先需要弱化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使得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社会建构的理论来看，从以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为指导的自由竞争主义到凯恩斯的国家主义，再到萨拉蒙所谓的“全球结社革命”，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人为分界理论是导致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原因之一。之前三大部门的融合已经存在，现在的三大部门融合的逐步显化实际上是利益冲突在三大部门机制下不可调和或者在新的价值理念下的显现。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部门的方案都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需要进一步弱化。政府并不天然是市场和社会的敌人，政府也可以介入市场和社会之中去。当然介入的合理方式需要得到进一步探讨。同样，市场、社会部门也可以介入政府的运作过程中，市场和社会部门也可以相互融合。社会创新的主体不仅仅是第三部门，市场和政府也可以进行创新。[17]只是，市场和政府参与的方式、路径、绩效需要审慎思考。
正如创新理论的创始者约瑟夫·熊彼特所揭示的那样，“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一个事实绝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18]随着人类职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事实的领域越来越展现出独有的主体、特征和运行逻辑。而研究的作用就是要通过抽象、简化、提炼出一个分析框架，将经济理想同实际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学理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事情，其他的解释由其他学科完成即可。但“在一个事实对于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与它在经济理论中的解释作用方面的重要性而言，并没有联系”。[19]在本质上，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经济是被其周围世界中的变化在拖着走，因而发展的原因以及它的解释，必须从经济理论所描述的这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为了看清本质，必须让发展从一种没有发展的地位上产生。因而要问的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起什么经济现象？而不是去问：是哪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制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20]
对硅谷的再认识
在全世界很多人的心中，硅谷就是技术和创新的代名词，是创新者们朝拜的圣地。现在很多介绍硅谷的书包括硅谷人自己编写的著作都是从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角度进行阐述。
但当我们换一个视角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硅谷”最初的理念与名称是不符合的：“硅”字的来源是因为当地的很多企业从事由硅制造的半导体芯片相关的产业，“谷”字是从圣塔克拉拉谷中得到的。硅谷最初产生的动因是从解决当前社会仍然面临着的社会问题出发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和促进产学研结合。[21]
被称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生缺乏就业机会的问题。由于斯坦福大学处于美国西海岸，尤其是其周边均是农地，因此科技类公司很少在此成立。由此，斯坦福最好的电子工程系毕业生都要到东海岸找工作。弗雷德里克·特曼认为这样下去电子工程系将受到极大影响而无法发展。特曼的解决方法是鼓励和帮助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周边地区成立公司，并鼓励教师参与咨询、投资、成立新公司。1937年，他鼓励并借款538美元给他的学生休伊特（Herlett）和帕卡德（Packard）成立公司，并帮助他们获得银行贷款，为他们的项目争取资金。同年以两位学生名字命名的公司惠普（HP）成立。特曼简直就是高科技行业风险投资和社会创新相结合的先驱。[22]
之后，特曼为推动将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发展成为一个美国先进技术方面的主要研究和教学机构，推动在斯坦福大学周边建立一个社区，以实现本地企业可以与斯坦福大学有更进一步的互动。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成立，旨在建立一个靠近大学的高科技中心。从此，斯坦福大学与这个科技社区步入了发展的快速轨道，并最终成为创新的圣地。
从这个视角来看，社会问题的解决既要跳出社会领域，也要跳出单纯的经济发展。友成基金会的社会价值投资标准与评价体系就是从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一种发展原则与指导体系。
“三A三力”社会价值投资标准与评价体系简介[23]
社会价值投资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对社会价值投资准则和投资结果进行评估。社会价值投资标准和评估体系是社会价值投资市场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可以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提供系统、量化、科学的决策依据。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社会影响力评估基本上是对被投企业社会价值的产出结果进行量化评估，尚未出现针对社会价值投资对象的筛选标准，更不用说形成完整而实用的体系。由于在实践中，什么是社会创新、什么是社会企业没有统一、权威的评判标准，因此产生了概念上的诸多混乱，限制了对投资对象的优化选择，特别容易将一些优秀的、进行社会创新的商业企业排除在外。这就使得社会创新的思想理念和创业实践都受到局限，成为制约社会价值投资的瓶颈。
针对这一现实困境，友成基金会提出了社会价值投资的“三A三力”标准，从目标驱动力（Aim）、方法创新力（Approach）和行动转化力（Action）三个维度评估投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2014年起，友成基金会研发了一套将定性评判转化为定量标准的体系——“三A三力”社会价值投资标准与评价体系（以下简称“三A”）；此外，基于“三A”理论的可定制、可迭代、可比较、可追踪的在线评估平台已经开始投入试运行，在“社创之星”评选、“社会价值投资联盟”项目路演等应用测试以及反复论证之后，友成于2016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正式发布这套体系。
为落实社会价值评估工作，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中国投资协会、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三方于2016年9月24日深圳慈展会期间联合成立“中国社会价值评价中心”，以“三A”为评价工具，在成熟的标准、指标体系下，制订严格、科学的数据采集办法，并根据评价原理进行分析和评估。中心的评价和服务对象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政府，将通过社会价值评价为服务对象提供建议及其相关服务；同时评价中心将与指定媒体进行合作，定期发布评价报告、排名等。
“三A”不仅是社会价值评估的标准和平台，同时也是投资管理的工具、组织战略管理和品绩管理的工具。
“三A”指标解析
1. Aim目标驱动力
强调以更公平、更有效、更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导向。通过考察其社会议题的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项目的战略定位，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资源是否与之匹配，来判断创始人和团队的情感、能力、团队的一致性。
A）使命：社会议题——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公共性指的是问题涉及的人群的比例和规模，公平性是问题涉及的人群的社会福利和权力与社会平均水平的相对关系，紧迫性是指这两类问题造成的生命、环境、财产的影响和危害的程度。战略定位——组织及其产品或服务在目标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包括：价值定位，强调“以人为本”，解决方案不能刺激人的负面本性、损害社会与自然环境，注重受益人群长远、可持续性发展；市场定位，强调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找到关键症结以及对应的新的细分客户群，根据新的市场需求和偏好以及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禀赋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整体意识——社会和商业价值的互利共存。
B）愿景：组织机构全体成员期望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的未来社会景象。崇高热切——要求企业或组织创始人有理想有激情，具有主动追求真善美的内在需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以及对他人和社会的同理心。远见魄力——在独立、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产生对未来趋势独到的见解，进而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前瞻社会趋势，勇于尝试创新、敢为天下先。勤奋务实——能够将以上社会理想转化为对所从事事业的长期持续的激情和孜孜以求，千方百计、百折不挠的坚持。
C）禀赋：创始人所具有的能力和资源禀赋。能力禀赋——主要是与创业和解决社会问题相关的专业经验和能力；资源禀赋——成就此项目所需要的团队、人脉和资金等外在资源，尤其在团队方面，包括领导人本身的领导力、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团队成员的互补性以及整个团队高效协作产生的合力，团队成员之间共同的使命感、对所从事事业或领导者的忠诚度、对他人品行和能力的信任；自我成长——创始人的修养、素质、道德、造诣等，它要求创始人要有传承意识，懂得尊祖重道、感恩回报；要有广阔的胸怀气度，开放、包容地吸收他人意见和经验；要有自我成长的自觉意识，渴望追求真理、超越自我，渴望学习成长，强调将社会理想和个人内在成长相结合，能够超越利益的驱动，为达成目标坚持反思和调整。
2. Approach方法创新力
强调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而进行的模式、机制、工具和方法的创新。主要考察解决方案与社会目标是否一致、是否创新，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社会利益相关方如何参与其中等。创新性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些创新是否在放大企业的社会价值，是否在放大目标人群的受益程度，而社会创新是否也带来了商业价值的放大，从而判断创新解决方案与社会目标是否方向一致、效能一致、权责利一致。
A）产品服务的创新性：新创意、新技术、新设计——根据受益人不断变化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通过一定的需求调研和评估，提出新的或完善前人已有的创意、设计、技术，开发出能满足受益人需求或能更好地满足组织所在服务行业需求的新项目、新产品、新服务。关键业务的独特性——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方法不同于现有的方法，具有与其能力和资源禀赋相关的独特价值贡献，解决方案可以是全新的，也可以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修正的结果。由创新性带来的利润空间——所获得的利润是来自其产品服务创新带来的增值，而不是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或资源消耗。
B）商业模式的系统性：价值链闭环——强调要对企业的业务模式有清晰的描述，包括用户、客户的定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利益相关方需求、完整的价值链闭环设计、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行业未来发展前景等。资源的激活、优化和共享——发现和利用原本闲置的资源，以低成本调动大资源；或者制订明确的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等商业和非商业外部资源的机制。成本结构和收入来源——通过建立高效合理的收支结构，定期进行组织整体运营成本核算，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C）治理模式的社会性：治理结构——在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层面、运营层面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机制的设立。分配制度——股权安排和利润分配上，是否有员工持股或公益捐赠的制度安排。公开透明——内部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等。
3. Action行动转化力
即组织和团队实施创新解决方案、达成社会目标的行动力，以及对社会带来的正向改变。着重看产出和结果，检验此前的投入是否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影响，把社会问题转化成社会创新创业的机会——能够令市场接受的产品或服务，支持机构可持续运营的收益，以及更重要的社会效益，也就是目标人群的受益情况和正向的改变。考察机构过程管理和持续改进机制与目标的一致性、短期产出与长期效益的一致性。
A）管理制度与流程：制度建设——企业内部建立了健全的各项管理制度。过程管理——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有计划地进行监测并矫正。持续改进——团队持续改进和创新的创新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专业知识、创造性技能储备，以及团队成员自我实现的动力，企业内部应建立起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在获得、创造、分享、整合、更新的过程中积累其智慧资本；此外，企业或组织有能够鼓励团队成员进行自我学习、团队学习的制度设计，促进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促进团队持续性创新。
B）市场成效与成长性：用户数量和渠道增长——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数量及所覆盖的渠道在持续增长。市场估值——企业所拥有的全部资产状况（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被市场看好，吸引资本能力强。利润及增长率——企业的营利性强，能给股东和投资人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
C）社会效益：社会成效——社会问题缓解或解决的程度，侧重考查受益群体、其他利益相关方乃至社会多方所产生的正向改变。长期影响力——以上正向改变是否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甚至影响到制度、政策等更为深远的层面。影响力归因——以上正向改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带来的。希望以此能够识别出那些非直接、非短期内见效的创新，这些创新往往对人类和社会的贡献巨大却难以被多数人注意到，也因为其显现成效的实践较长，更需要耐心资本的投入。
社会影响力评估可以进行高度的量化，其方法论虽然还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统一共识，但也有了一些跨区域的联合标准的出现，例如，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feller Foundation）等开发的IRIS（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已经被众多第三方机构和影响力投资基金采用，其包括跨行业领域的通用指标和一些行业性指标，具有较好的行业契合度和适用性，因此在“三A”社会价值评估中，可以直接与IRIS等指标体系对接。
“三A”合一性
目标驱动力（Aim）、方法创新力（Approach）以及行动转化力（Action）有机统一、缺一不可。除上文提到的每个A中考察的合一性之外，还强调Aim、Approach、Action三者之间的合一性，即创新的方法和行动要与目标保持一致、不可偏离，企业、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持之以恒地瞄准目标、创新模式和打造行动力，从而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达成社会进步的目标。
“三A”线上评估平台
在“三A”理论体系基础上，友成基金会建立起了一个支撑“3A”评估的在线技术平台，内含“三A”指标库、模型库、评估问卷系统、评估权重算法系统、评估报告自动生成系统等功能模块，全面支持该标准应用的整个流程，未来可以形成适合中国的精益数据。该平台可根据需求做定制化开发，且评估结果可追溯、可跟踪、可比较。
这里需要指出四点：一是，就“三A三力”而言，其追求的也是共享价值，在这一点上与迈克尔·波特教授并无区别。二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形成路径的不同，“三A三力”是从系统再到分工、整合以实现价值的共享，而迈克尔·波特教授则是在西方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思考而得出，可以大体的类比为愿景树和问题树两种不同的思考与建构思维。三是，二者在理想状态下所产生的结果并无不同，只是观察、思考方式的不同，但是一旦进入实践领域，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个是从系统进行考量，因此在社会分工方面将远远落后于从社会分工开始考量的发展，但更具可持续性和后发优势。二者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彻底合一。四是，对友成基金会而言，必须要考虑的是，采用这套指标的机构是否能够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优势，这必须要通过长期的跟踪、科学的测量之后，才能真正推动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性的社会问题的发展范式的转变——更符合自然方式和人类社会多维度特征的发展。
在西方，除了共享价值的出现以外，也有类似“三A三力”的指标出现，如社会投资回报指标等。1994年英国一家名为“可持续发展力”的公司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三重底线”的模式——人类、地球和利润，其目标不在于关注经济投资回报率，而在于关注环境和社会的价值。“三种底线”是个极其实用的商业概念，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支撑或者抑制环境友好型创新的条件。之后费尔马尼安商业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套新的商业模式，名为E2。这个模型与“三重底线”模式不同，是基于企业对环境部门和社会部门的积极影响或破坏性影响增减或扣减价值，其发布了达·芬奇指数。[24]B实验室（B Lab）正试图改变立法以促使公司遵循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重底线。就像创意经常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中独立产生一样，这一次东西方的频率开始异常接近了。
“牛顿物理学、工业革命以及19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激发了技术的大规模革新，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人看世界的视角，从有机的视角转到了机械的视角。”[25]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零部件，世界好像就是由这些装置所组成的机械装置。在这个意义上，“三A三力”是改变这种机械视角进而达成有机社会的重要工具。
还有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有了一些项目、组织依据对“三A三力”进行评价，但是这种评价意味着什么呢？如何通过更为节点化、创意化的产品语言、社会语言扩大其影响力？“三A三力”可以作为社会价值投资的依据，可以作为社会创新型组织的评价指标，然后呢？这种思维仍然是产品思维——这是不可缺少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如何通过建立子系统抓住最能体现其自身价值而非功能价值的驱动点？从社会创新型企业来看，建立一个值钱的公司远比建立一个赚钱的公司更获得用户、市场的认可。对于“三A三力”、友成基金会来讲，同样如此。友成基金会作为一个社会创新的推动器、催化剂、平台远比其作为一个具有最优秀评价产品的组织更有价值。
在这里可以提出些许的建议：如果把社会创新领域也当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机构的价格如何计算呢？社会创新溢价指数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根据社会创新溢价设立包括社会创新最具创新力机构奖等诸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创新溢价可以做出如下定义：在组织的社会价值中，并非源于现有产品或服务的那部分社会价值。而这需要进一步完善，正如王平理事长所提出的那样：建立一个围绕“三A三力”的生态系统，由此将其打造成一个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1]〔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王永贵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39、349页。
[2]〔美〕彼得·德鲁克：《创新与创业精神》，张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1页。
[3]将风险投资的方法运用到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之上。1931年的《麦克米伦报告》提出小企业发展面临资金缺口的困难。英格兰银行与英国清算银行合作推出英国第一个风险投资机构3i。风险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英国和美国大规模展开。
[4]何增科：《社会创新的十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5]〔美〕Adam Richardson：《X创新：企业逆境重生》，钟雷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第33页。
[6]Nicholls，A.2006.Social Entrepreneurship——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Social Chang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0.
[7]Nicholls，A.2006.Social Entrepreneurship——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Social Chang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2.
[8]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创新概念进行梳理，有利于掌握社会创新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特有的要素，并了解其所带来的发展哲学、价值理念、治理创新以及扩散机制等（参见周红云《社会创新理论及其检视》，《社会研究》2015年第7期，第78～80页）。
[9]周红云：《社会创新理论及其检视》，《社会研究》2015年第7期。
[10]王平理事长访谈记录。
[11]〔澳〕苏哈布拉塔·博比·班纳吉：《企业社会责任：经典观点与理念的冲突》，柳学永、叶素贞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第2～10页。
[12]〔美〕夏露萍编《真正问题的解决者：社会企业如何用创新改变世界》，刘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210页。
[13]〔美〕迈克尔·波特、〔美〕马克·克莱默：《创造共享价值》，《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2月刊，第62～77页，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804/4353112.shtml。
[14]〔美〕迈克尔·波特、〔美〕马克·克莱默：《创造共享价值》，《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2月刊，第62～77页，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804/4353112.shtml。
[15]Edleman，Trust Barometer 2007，http：//www.edelman.com/trust/2007/.quoting from Bonbright，D.，and Batliwala S.，“Answering for ourselver：Accountability for Citizen Organisation”，A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by David Bonbright and Srilatha Batliwala for the 2007 Civicus World Assembly，downloaded from http：//www.civicusassembly.org/upload/File/Accountability%20Background%20Paper.pdf
[16]夏露萍：《真正问题的解决者：社会企业如何用创新改变世界》，刘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201～207页。
[17]李勇：《社会建构的新形式：三大部门的融合——兼评〈社会创业——可持续社会变革的新模式〉》，《中国非营利评论》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8]〔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5页。
[19]〔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15页。
[20]〔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71～73页。
[21]谢德荪：《重新定义创新——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智造之道》，中信出版社，2016，第222～246页。
[22]风险投资行业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其诞生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3]源自友成基金会提供的资料。
[24]〔美〕杰伊·哈曼：《创新启示：大自然激发的灵感与创意》，王佩、郭燕杰译，中信出版社，2015，第9～10页。
[25]〔美〕杰伊·哈曼：《创新启示：大自然激发的灵感与创意》，王佩、郭燕杰译，中信出版社，2015，第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