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语文教育史照亮语文教育发展之路，但是语文教育史中诸多议题的轮廓并不清晰，比如：中学国文教科书选入外国翻译作品，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发展的。在倡导“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1]的新世纪课程改革背景下，整理民国初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的相关史料，并从课程教学论、文学传播、编辑学理论等视角予以深刻的学理审视，有助于我们澄清历史认识，更贴近历史的本真面貌，进而以史为鉴，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若干启示。
一 转型时期的基础教育亟须多样文化的滋养
有学者用隐喻的方式形象地将民族文化发展比作一个有机体，它会诞生、成长，通过消化吸收营养来繁衍生息，也会衰败凋谢或是老化、死亡[2]。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从时间维度来看总要面对新旧文化的交汇，或融合产生新文化，或互相践踏废除老旧文化；从空间角度来看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或迎接或抗拒，优势文化总是不断扩展自己的生存边界，暂时处于劣势的文化也只好改旗易帜求得发展，或者故步自封最终灭亡[3]。
步入21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进行了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整个地球仿佛以村落的形式存在，但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也时有发生。当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上，还体现在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与扬弃上，进而构建与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等相适应的现代文化。未来民族文化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不可分割”[4]，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转向信息文化，文化主体从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文化空间从离散时空文化转向同步时空文化，文化形态从稳定文化转向动态文化，文化权力从垄断性文化转向平等性文化，文化层次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5]。转型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亟须多样性的世界优秀文化滋养，既要民族特质也要世界性，既要传统特色也要兼顾现代精神。文化理解日益丰富，必然带动选文不断推陈出新，外国翻译作品选文应承担文化发展所赋予的责任，让学生通过选文的学习了解域外语言特色、表达技巧、思想内容，在对他者的观看中开拓思维、获得新的审美体验，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构建文化转型时期的外国翻译作品教育，离不开教科书编者和优秀教师的参与。从教科书编写来看，编者需要对选文编写的“道”有深刻的思索，对“技”有工匠精神。当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科书逐渐发行使用，编者编写高质量选文，就需要追问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的特质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最值得教，选文的教育意义在哪里，只有对这些本质性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选文才可能突破数量丰富、形式多样这一表象下本质单一的窘境。学生学完外国翻译作品，能够领略选文魅力，更愿意亲近外国翻译作品。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困难，在于对选文意义和本质把握得不够，这就导致编写出来的选文也不可能让学生感受到外国翻译作品的魅力，进而得到濡染。当然，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写除了存在“道”层面的不足，还存在“技”层面的忽视。毕竟，编者不是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理论的思辨家和严密体系的构建者，他们大多是选文编写的实践家，这无疑增加了我们梳理选文编写经验的难度。从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的教学实践来看，基础教育中外国翻译作品教学的探索有待深入。现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有着丰富的外国翻译作品内容，单篇外国翻译作品、外国翻译著作均为外国经典作品教育的载体，必修课教材中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赫尔曼·黑塞《〈逍遥游〉节选》、奥尔多·利奥波德《像山那样思考》、欧·亨利《最后的常春藤叶》、劳伦斯《鸟啼》等这些经典选文与现代作品、外国作品组成人文主题模块，全书阅读的书单中有海明威《老人与海》、布封《昆虫记》、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新世纪课程改革对于外国翻译作品教育有着新的期待：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丰富语言表达、理解文化、传承文化；外国翻译作品教育强调文本与学生生命活动的对话。但是，在实际外国经典作品的研习中，师生追求“标准答案知识”[6]及其知识的标志——分数的教学样式。因此，对外国经典作品的研习在知识点、考点的指引下将气韵生动、情思充沛、蕴含异域文化的文本简缩为考点符号的象征物，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在这些琐碎的“考点”下匍匐前行，这必然忽视了外国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方法的锤炼、语言表达的丰富、文章的考究和谨严、个体生命的灵动丰盈、文化的传承和理解。当外国经典作品的学习者长期接受这些碎片化的语言、文章与文化信息时，他们既不能掌握异域语言运用的特点，又不能获得宏观的文化视角，长此以往，容易用片面的文化观处理当前的文化冲突，从而弱化自身对复杂文化现象的思维力。
那么，什么是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选文？教科书中选入外国翻译作品何为？选文的身份、特征、样态是怎样的？它在现代中国文化、现代中国人转型的结构性功能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选文应如何开展教学？这些问题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民国初期就被不断叩问过，在今天教育转型的背景下课程实施、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编写和教学等工作便显得尤为迫切，了解民国时期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写和教学的优缺点，对科学严谨地处理今天的选文编写和教学有着借鉴作用。
二 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写与教学的历史研究基础薄弱
当下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制及教育历史研究基础薄弱，处于边缘状态。其研究基础薄弱，是因为就外国翻译作品选文书目和教育案例整理来说，虽有展开但仍不全面，更不用说达到建立在书目和教育案例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研究的程度了；其研究受到忽视，是因为对民国初期外国翻译作品选文及教育如何发生、发展，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较完整的历史回顾和较具深度的专业聚焦。正因为我们缺乏对选文课目及教育演变历程的系统整理，也就限制了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制与教育研究的继续深化。
另外，选文编制与教育研究薄弱，不仅体现在史料的缺乏，还体现在对史料背后学理意义挖掘得不够深入。历史研究，绝不仅是史料堆积，还需要对史料深入反思、批判和诠释。这种现象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问题意识的缺乏限制了研究者主动地探索和思考。传统教育史研究，常常对历史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对其梳理呈现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消亡。这种研究注重历史阶段分期，历史叙述往往呈现线性发展趋势。与传统教育史研究不同，问题史学力求将历史发展与当下困境相互联系，在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奠基人布洛赫看来，“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他提出问题，他才会开口说话。历史研究若要顺利展开，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7]。第二，理论素养的缺乏。教科书选文历史研究具有一般史学研究的共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二是要能对“所认定的史实”进行“理解和诠释”[8]。前者是科学的、客观的，而后者对于史料的诠释则有赖研究者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方面。因此，选文历史研究永远是史料和理论二者的结合，史料是研究基础；而理论可以使研究者的思想观念获得更新，对旧有史料重新诠释而生成新的意义内涵。本研究也试图立足恰切的理论视角，进一步探索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制及教育史料的学术意义。对于其意义的探索，我们将会从课程教学论的课程转换理论及其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传播学理论两个层面展开。
除了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制与教育史料匮乏、学理意义薄弱之外，选文研究还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进一步突破。郭法奇在《教育史研究：视野、方法及功用》《教育史研究：应当增强一定的解释力》两篇长文中提及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即叙述史方法与问题史方法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叙述史方法和问题史方法结合，就是要突破以往历史研究中追求“开端、发展、衰弱”的线性叙述模式，而使得研究者能够带着当下的问题去研究历史[9]；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便是要兼具两种研究的优长，在宏观描述、整体把握历史的基础上，能够对个别、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解[10]。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便是探索“社会史”与“个体生存史”“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11]。
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既往研究中史料整理、学理意义、研究方法不足的情况。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一方面会进行夯实史料整理等基础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将借助理论、问题意识对历史史料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解释。何为历史想象力？就是历史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资料描述上，而应借助想象力还原当时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写及教育的图景；同时，历史研究也不应仅停留在资料整理上，而应通过理论支撑来分析史料，磨砺研究者的洞察力。通过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以及历史想象力的参与，选文研究者、编辑者可以借助历史学的研究视野，通过回顾历史增强对现实的洞察力，见微知著，看清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