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问题意识

20世纪，中国进入动荡的时期，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政府的成立、日中全面战争，然后走向社会主义。怎样把握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对此问题过去有各种角度的讨论。

例如，如果从重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革命史观”立场来看，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经过国民政府官僚资本支配下的社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契机而重新变革，向社会主义时代迈进的过程。^[1]这也可以说是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打倒作为阶级敌人的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过程。承担变革的主体是这些“人民”。

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各种实况逐渐明了。作为克服上述革命史观局限性的尝试，出现了对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进行再评价的研究。^[2]这些研究在对国民政府的近代化措施给予很高评价的同时，也强调共产党的新政权成立于国民政府时期的遗产之上这一事实所表现出的历史连续性。进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重新思考的立场。其中，奥村哲提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作为体制的社会主义”角度进行把握，将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理解为连续的“战时总力战体制”。^[3]

这些研究在阐明中国建设民族国家（或总力战体制）尝试的同时，也明确揭示了人们在战争等状态下被榨取的过程。从这样的角度，可以了解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机构的国家如何建立，以及人们如何被动地卷入这种国家体制中去。然而对于把握混乱时代中人们的主体行动，也许还是无能为力。^[4]本书的中心问题意识正在于弄清推动人们采取“主体行动”的究竟是什么因素。

回答上述问题，不仅需要关注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展开过程、经济制度的近代化，还需关注在这些变动背后所存在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就这点而言，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银行业，通过其营业联结各产业和经济界的人脉，自各地收集情报，又将此记录下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变革时期人们的行动方式。这正是本书从地域史的立场以银行业为例进行探讨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