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梁景和

中国社会文化史从1988年至1998年、1998年至2010年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1]是对这两个阶段重要文献的一个全面梳理。学界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生学科，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一书，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创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2]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汇集了二十多年来十几位学者有关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发展的文章，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从创生、奠基到探索、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总结，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已走过初创阶段而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3]2010年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第三阶段发展的伊始之年。其标志有四：其一是上文提到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出版；其二是2010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会议对以往22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做了回顾与总结，并对未来社会文化史的走向进行了展望；其三是2010年8月17日《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版邀请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进行笔谈，商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及其发展现状，发表了《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特点以及发展的基本特证，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向和远景目标做了展望；其四是2010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上这四项学术事象表明，从2010年开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至今的七八年里，出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炽盛和深化的新气象。

首先，这一阶段学术交流的密度频繁，即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的频频召开。2010年9月、2012年9月、2014年9月、201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9月、201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3年8月、2015年9月分别在湖北襄阳和河北保定召开了第五届和第六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无疑推动了社会文化史的向前发展。

其次，这一阶段，学者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发表了刘志琴的《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和梁景和的《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发表了李长莉的《“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2012年《晋阳学刊》第3期发表了刘志琴的《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左玉河的《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等文章。此外，《学术月刊》2010年4月号发表了李长莉的《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发表了李长莉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发表了常建华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发表了罗检秋的《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发表了梁景和的《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左玉河的《从传统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发表了吕文浩的《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近年来，还有部分青年学者也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如黄东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李慧波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之我见》；董怀良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下移”的思考》；王栋亮的《试论人文史观在近代婚姻变革研究中的运用》；张弛的《电影如何成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素材》等。^[4]这些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无疑有益于社会文化史向纵深的层面探索。

最后，在这一阶段，研究维度宽广多样，科研成果精湛丰厚。^[5]先后出版了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梁景和著《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刘永华主编《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韩晓莉著《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罗检秋著《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1895～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郭莹、唐仕春主编《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长莉等著《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这些科研成果体现了这一时段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面貌。

从2011年开始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一辑共十册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杨才林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2011）；黄东著《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2013）；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2013）；李慧波著《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2014）；李秉奎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2015）；黄巍著《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2016）；王栋亮著《自由的维度：近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1860～1930）》（2016）；董怀良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私事化”研究（1978～2000）》（2016）；刘荣臻著《故都济困：北平社会救助研究（1928～1937）》（2016）；李俊领著《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2017）。这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也体现了这一时段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系列性专题研究。

本书是韩晓莉的专著《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二辑的第三册。第一辑的总序主要叙述了2010年前中国内地20余年社会文化史的发展特征、主要问题以及对未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期待。第二辑的总序只是对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粗略的介绍。

2017年2月8日于幽乔书屋

[1]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王建朗：《2009～201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3]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4]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参见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