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从社会各界对春运的关注，到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法定假日的设立；从放假时间安排民意调查的开展，到地方社会对传统节俗的宣传推广；从西方宗教节日的大行其道，到中国传统节日的保护性复兴，节日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作为大众的一员，我对节日同样怀有极大的热情；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对节日是如何成为一个话题的，节日生活中传统和现代因素的碰撞融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结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则更让我感兴趣。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总体历史语境下，包括节日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节日成为话题似乎也始于此。因此，考察特定时空节日文化生活的变化，思考文化变革背后官与民对地方“公共空间”的争夺制衡就成为自然的选题。

节日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社会，中国民间的节日始于迎新年，终于辞旧岁，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节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节日与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信仰观念及农事活动紧密相连，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精神和情感世界中，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节日之所以对民众意义非凡，还在于它发展出一套与文化、传说、神话、仪式活动乃至食物等相关的信仰和生活体系，使参与其中的人在感到身心满足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成为千百年来，节日被民众所遵循、传承的重要原因。

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节日被视作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改造的对象。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就宣布废除夏历纪年，取消大多数传统节日，推广一套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新节日，借以打造崭新的国民意识。虽然民国政府对节日文化除旧布新的强势改造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但表明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节日受到了来自官方越来越多的关注，节日与生活的关系出现了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根据地的建立，节日作为社会动员的媒介和孔道逐渐被中共所重视。通过改造传统节日、引入和创造新节日以及改变旧有节日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中共将革命与生产的现代主题融入节日中，使民众在热烈的气氛里受到教育。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体现了中共以文化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治理”，经过这样的文化“治理”，节日被赋予更多政治意义，组织和参与节日活动不再只是民众的自发行为，而是成为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工作。

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在社会动员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很多时候，民众正是在参与节日活动的过程中了解了时事，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进而强化了集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讲，中共对根据地节日的改造无疑是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战争年代社会动员和社会教化的经验被继承下来，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革命性和现代性一直是官方组织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要标准。在肯定经过革命改造的节日提高民众觉悟，汇聚社会力量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过分强调节日的政治与现实意义所带来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内涵的断裂，看到传统节日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的分割，这种断裂和分割延续到今天的最直观的感受恐怕就是传统节日的节味越来越淡，节日似乎已很难成为民族情感的载体。

探讨战争年代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不是要简单还原历史时期的民生百态，也不是从革命史或制度史的角度对文化政策做出功过是非的评判，而是立足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关注文化变迁背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变化。从文化层面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地方社会，如何整合共享一种文化，以及政治如何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在地方社会的支配力方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学术意义所在。就现实意义而言，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当代社会，反思战争年代的节日改造过程，对政府下一步该如何介入和引导社会文化生活，赋予节日应有的文化魅力，使节日更好体现历史记忆的价值等方面当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