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结果，并受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的共同影响。在人口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下降成为人口老龄化水平升高的主导因素，那么，提高妇女生育水平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现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考察育龄妇女不同生育水平对近期、中期和远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
一 研究文献
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是近十年来最为活跃的人口学研究领域之一，研究文献颇丰。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人口老龄化发展而言，中国人口老龄化属于底部老龄化，其根本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引起少儿人口比重降低。由于未来妇女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考虑到人口出生预期寿命延长等因素，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将主要表现为由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加而引起的顶部老龄化。正是从人口老龄化成因出发，一些研究把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路径与生育政策调整联系起来，将缓解人口老龄化作为要求生育政策调整的论点之一，乔晓春、任强研究指出，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变化，必须在适当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3]；桂世勋认为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适度回升，将有利于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升高的严重程度[4]；邓飞就“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解决养老问题会起到哪些方面作用”对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政策研究部李志宏处长进行了专访，李志宏处长认为，需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防范过度老龄化，生育政策必须要调整，而且宜早不宜迟[5]。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将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归咎于1980年以来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并进而主张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认为提高生育率可以扩大金字塔底部人口规模，增加未来劳动年龄人口，降低人口老龄化率，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二 数据与方法
现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为基础开展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分析生育水平变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关系。一是人口预测法，将全国人口作为一个封闭人口系统，以年龄移算法模拟未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不同生育水平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率变化情况。关于生育水平，本研究主要包括高、中、低三个方案。高方案：国家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考虑少数民族、照顾性生育、超生多胎生育、不孕不育、丁克等因素，在2.0基础上适当上浮，取总和生育率TFR=2.20作为生育水平上限值，预测期内保持总和生育率2.20不变。中方案：参照联合国2011年世界人口预测所采用的妇女生育率，将TFR=1.64作为中方案生育水平，预测期内保持1.64不变。低方案：参考最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五普”和“六普”）数据，以未调整的总和生育率TFR=1.20作为未来生育水平下限。二是替代法，利用反向推理开展研究，由要达到的结论推知应满足的条件，具体到本研究来说，如果保持目前（或固定）的老龄化水平，推算需要多高的生育水平与之相匹配，并进而分析该生育水平下的老年人口规模、总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率以及老年抚养比等，直观地表现保持一定老龄化水平时的人口数量结构变动情况。
三 发现与讨论
（一）不同生育水平下的老年人口与总人口
将妇女总和生育率设定为处于一定数值范围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特定水平，目的在于使假设的生育率能够更好地模拟未来生育水平，也便于进行比较分析。关于生育水平的假设参考世界生育水平变化情况以及国内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变动情况，将其设定为1.20～2.20，其中的下限值与世界最低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上限值是在政策生育率基础上做出的设定，尽管未来生育政策可能会适当调整，但调整生育政策并不是放弃生育政策，就现实而言，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的政策性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会超过更替水平的国际标准，更何况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弹性极低，少生是一种不可抵挡的潮流。当前生育水平对未来60年内的老年人口规模不产生影响，但会即时影响并决定着总人口变动。根据中方案进行预测，在平均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1.64的情况下，全国总人口规模将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13.83亿人下降至2100年的8.00亿人，将比当前人口减少5亿多人，降幅为42.15%（见图2-11）。如果按照低方案进行预测，全国总人口规模下降速度更快，2100年时将仅剩4.41亿人，相当于中方案下总人口的55.13%。如果按照高方案生育水平进行计算，全国总人口将保持稳定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13.83亿人缓慢上升到2100年的15.12亿人，增加1亿多人。相对于老年人口规模而言，未来总人口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反应要“灵敏”一些，生育水平不仅影响2070年之后的总人口规模，还会对2070年之前的总人口规模产生一定影响，预测条件下的生育水平越高，当年总人口规模越大。
图2-11 不同生育水平下的全国总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二）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人口老龄化率用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是表征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由生育水平决定的年出生人口数量会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率计算公式的分母——总人口，但是，其分子——老年人口数量在最初的60年时间内却不会因为当前生育水平而发生任何变动。人口老龄化率与当期生育水平呈反方向变动关系，只要当期生育水平有所变动，人口老龄化率就会做出相应变化。如果按照中方案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全国人口老龄化率将从2016年的16.47%上升至2100年的31.44%，并于2025年上升至20%以上，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自2046年上升至30%以上，开始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见图2-12）。如果按照低方案进行预测，人口老龄化水平提升速度更快，到2100年时达到41.42%，平均每年上升0.31个百分点，并于2037年开始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比中方案下提前将近10年。如果按照高方案进行预测，全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会有所下降，自2026年开始超过20%，之后持续保持在20%～30%范围内。调整生育政策仅对远期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水平具有一定影响。无论生育政策如何调整以及生育行为是否发生改变，2072年之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不变。老年人口将从2016年的2.28亿人上升至2072年的3.08亿人，其中，2052年达到峰值水平4.01亿人。由于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已经出生在世，提高生育水平不仅不会减少未来60年内的老年人口数量，还将增加2072年之后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队伍对经济社会有着巨大需求，是未来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鉴于我国调整生育政策只可能微调，将不会放开自由生育，这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十分有限。
图2-12 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老龄化率变动情况
（三）保持当前老龄化水平的“替代性”生育率
即便是按高方案进行人口再生产，全国人口老龄化率仍将高居20%以上，那么我们来引入一个“替代性问题”，如果保持“六普”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13.32%），需要多高的妇女生育水平以持维老龄化程度不变呢？根据未来各年度妇女数量结构变动情况，按照“六普”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对每年需要新出生孩子数量及其相应生育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未来20年，如果人口老龄化率始终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必须保持在6000万～8500万人，其所对应的平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70～11.60，达到并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育水平，甚至会超出人口生育力，如表2-9所示。在如此高的生育水平下，全国总人口规模必将大幅增加，2030年将达到25.43亿人，比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多出生10多亿人口，这将会使我国来之不易的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成果丧失殆尽。同时，未来妇女生育意愿和社会经济条件也不支持这么高的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水平。由此可见，21世纪上半叶，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人以上，人口老龄化率持续快速升高趋势不可逆转，当前生育水平上升不足以有效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寄希望于通过提高生育水平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解决人口结构问题。
表2-9 保持“六普”人口老龄化率所需的最低妇女生育水平
（四）提高妇女生育水平在微观家庭层面的积极意义
提高妇女生育水平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未来家庭养老功能。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为40.72%，其中在城市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31.36%，在农村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47.74%，特别是在农村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竟达到81.85%。在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占2.95%，其中在80岁及以上年龄组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0.45%。随着未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迅速增加和高龄老人比例不断上升，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的增加速度将明显快于老年人口数的增加速度。为了妥善解决我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提高城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要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将有利于减少未来我国“四二一”家庭的比例，从家庭代际结构上增强家庭养老功能，相对减轻社会养老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家庭结构严重失衡现象，减少“倒金字塔”型家庭数量，提高家庭养老能力，降低家庭养老风险。
综上所述，以调整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只是一种愿望，中间真正起作用的变量是总和生育率，调整生育政策只是提供一种提高生育率的可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经济社会政策和人口政策综合配套统筹应对，提高生育水平并非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面对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近期和中期只能以经济社会发展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基础，而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让人口老龄化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提高生育水平不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情况下，发挥老年人余热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开发低龄老人人力资源，推迟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和社会活动参与率，不失为一项适合中国国情的较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