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重大战略失误造成的内外交困导致“特朗普现象”

今天的美国，面临比20世纪50～60年代和70～80年代更为严峻的挑战。毋庸讳言，中国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这一事实使美国朝野日益焦虑、沮丧。但美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大战略失误造成的。

1991年苏东垮台后，美国朝野一片欢腾，坚信“华盛顿共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10]。在此形势下，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全球主义”（globalism）战略，目的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价值理念全球化（即“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进而按照“华盛顿共识”重塑世界，达到“历史的终结”^[11]。接下来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从左右两个方向继承了全球主义战略：前者以单边主义形式强力推动民主政治全球化；而后者则更侧重普世价值的传播。在三任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三管齐下的“全球化”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所谓价值观，是在文明发展的长期积淀上产生的。文明的不同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差异。亨廷顿在全球主义战略发端之初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中指出，文明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价值理念的冲突。强力推动美国主导的、基于基督教文明之上的“普世价值”，首先，遭到伊斯兰社会的激烈抵抗；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民主政治全球化也遭受挫败。苏东垮台后通过“颜色革命”产生的民主体制，除了几个发展程度较高、与基督教文明同源并被欧盟快速接纳的东欧国家外，其他国家要么逆转为“集权国家”（俄罗斯和中亚诸国），要么陷入政局不稳、经济停滞的窘境（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诸国）。21世纪初由美国直接推动的“阿拉伯之春”几乎毫无例外地使这些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教派冲突甚至国家分裂的困境。特朗普当选后，喧嚣一时的“普世价值”以及“民主政治全球化”难以为继，偃旗息鼓。美国为此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其冷战结束后如日中天的“软实力”也因此跌落神坛。

但市场经济全球化却获得成功。苏东垮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清除了资本在全球逐利的政治藩篱。在资本的推动下，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形成了两股相对而行的经济全球化潮流。其一是资本全球化：资本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其二是制造业全球化：制成品由新兴经济区输往发达经济区。两股潮流都是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但在中美两国的表现迥然不同。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外来资金和外部市场的双重激励下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稳定，中国40年来不断对治理体系、经济结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管理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力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然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内却没有对其治理体系、经济结构、分配体制和社会管理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一方面，金融大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红利而欲罢不能；另一方面，“赋权化”（entitlement）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则促使资本不断外流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其结果是以薪酬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蓝领的劳工阶层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这不仅不断地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在经济上撕裂了美国社会，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围绕政治体制和公权力形成的利益团体网络——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要么迎合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赞助，要么迎合反对全球化的当地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更为严重的是，推动“普世价值”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基督教文明的主导地位，福音派（Evangelicals）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异军突起，大大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抬头。而左翼自由派为了把控道德制高点，高调维护权利、种族、教派、性别以至工作机遇等各方面的绝对平等，导致“政治正确”在政治、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两相对撞的结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种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美国竞选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其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不同的政策主张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妥协解决——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妥协制度化。但“泛政治化”议题上的冲突则反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双方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极端。右翼保守的小布什政府和左翼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的相继执政，更进一步在政治上撕裂了美国社会，导致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从有利于妥协的椭圆形拉伸为势不两立的哑铃形。一边是已经全球化了的大资本以及依附于大资本的各行各业的白领专业人群，另一边则是反对全球化并对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滑落而沮丧但又无能为力的愤怒的美国大众，尤其是居住在传统工业区和郊区的蓝领白人群体。

要改变这一内外交困的局面，就必须强力打破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社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和整合。正是在此形势下，与政治体制以及建制派毫无瓜葛、出身大资本家的特朗普，刻意塑造了其反体制、反精英的代言人形象，冲破建制派经营的重重阻碍，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