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的应用
第一章 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基于文献统计分析[1]
经济史既是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也是历史学中专门史下的三级学科，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有日益增加的趋势。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首先提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科学研究一般在特定的范式环境中进行，并与一系列假设密切相关。除了一系列假设以外，范式还包括研究的规则。拉卡托斯（Lakatos）认为，范式由一系列不可证明为假的理论（或硬核）组成，附之以启发性的论据，或指导、或暗示，以便把理论硬核应用于具体的解释工作。[2]本书所使用的范式概念，主要包括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的内容。理论层面主要指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的构成、主要结论。方法论层面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哲学方法即基本方法论；二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方式方法；三是具体分析方法。举例来说，由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目前被国内许多经济史学者运用在研究中。它是用来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综合考察、统一核算的一种理论和方法。所以，国民账户体系属于本书所述经济学范式中的理论层面内容。
为摸清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本书搜集了2000年以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等四个期刊上的181篇经济史论文，作为研究对象。[3]针对上述不同专业的期刊，我们选择经济史论文的标准稍有差异。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只要其研究主题涉及经济史问题，我们都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因为这些论文运用经济学范式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使标准如此宽松，《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入选的论文也仅58篇。而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我们评判的依据主要是看论文中是否使用了经济理论，以及数学公式、数据表格、曲线图表等。这两个期刊上的论文只要具备上述四个要素之一，即入选。[4]总之，论文的入选标准十分宽泛，四个期刊中凡是对经济史问题的讨论都包括在本书研究范围内。下面，我们逐项统计期刊和入选论文的七个指标，即：①期刊发表经济史论文的数量和时间趋势；②论文运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的频率；③注释使用情况；④论文作者个体特征；⑤论文合作情况；⑥论文研究主题；⑦引用率等。据此归纳当前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特别是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学科间差异。[5]
一 经济史论文发表数量和时间趋势的动态考察：史学界的重视与经济学界的冷落
（一）论文数量：作为史学重要组成的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论文发表总篇数、年均篇数，还是年均占期刊论文总数的比例，《历史研究》都是最高的，反映出史学界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视。相反，经济学期刊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很低。例如，《经济研究》年均发表经济史论文为1.64篇，仅占全年总数的1.03%（见表1-1）。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学界备受冷落，其地位被严重忽视。
表1-1 经济史论文发表数量和比例
（二）论文发表的时间趋势：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总体低迷与数量波动
由表1-2可以发现，经济学期刊发表经济史论文数量较多的年份为2009～2010年。其余时间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十分低迷，年发表成果数量起伏大、反差明显。这一特点在《经济研究》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而《经济学》（季刊）于2005～2006年围绕几个经济史专题进行的讨论，引发论文发表数量在此时间段的骤增。与之相反，《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都曾出现过两个经济史论文发表的高峰期，《中国社会科学》的高峰期是2000年和2011年，《历史研究》的高峰期是2002年和2007年（见图1-1）。从时间趋势看，这两个期刊发表经济史论文的数量一直比较平稳，在绝对值上《历史研究》比《中国社会科学》要高出许多。经济史论文占期刊年发表论文总数的比例，同样符合上述规律（见图1-2）。
图1-1 论文发表数量时间趋势折线图
图1-2 论文发表比例时间趋势折线图
表1-2 经济史论文年发表数量和比例
二 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使用：作为分析工具被运用
经济学期刊所载经济史论文表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其中《经济研究》在数学公式数量、平均每页数据表格和曲线图表数量、带数学公式或图表的页数占每篇论文页数比例等指标上排名第一。而《经济学》（季刊）则在平均每篇论文数据表格和曲线图表数量、平均每篇论文带数学公式或图表的页数两个指标上排名第一。[6]《历史研究》中经济史论文几乎不使用数学公式，但数据表格和曲线图表数量并不少，经济理论使用情况也比较普遍，已超过半数。《中国社会科学》作为综合类期刊，在数量化特征上的表现与《历史研究》相似（见表1-3）。可以发现，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国内学界经济史研究中已被史学和经济学学者运用。[7]无论史学学者主观上是否接受，它们其实已经潜移默化在史学学者的头脑和思维中，成为史学学者理论分析和技术运用时的一种工具。使用经济理论、数据和图表，是经济史论文的主要特征，但使用数学公式并不是必要条件，即便是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的经济史论文也是如此。[8]
三 使用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情况：考据传统与开放程度
史学研究素来重视材料的考证和引用，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要对论点形成有力支撑。与其他期刊相比，《历史研究》所发表的经济史论文，使用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数量是最高的（见表1-4）。表明史学学者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考据的传统仍然得以保留。[9]外文文献引用率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期刊或学科的开放程度。虽然从平均每页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包括的外文文献数量的绝对值上看，历史学外文文献引用率是最低的，但与经济学相比，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悬殊。[10]说明当前史学界开放程度也在日益提高。[11]不出所料，经济学期刊外文文献引用率是较高的；但经济学对考证和支持材料的使用率，要比史学低。[12]
表1-3 经济史论文中经济理论和数学公式使用情况
表1-4 经济史论文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情况
四 论文作者个体特征：各自研究范式主导下的不同学术生命周期
（一）作者所在学校或研究机构特征：综合性大学或研究机构具备优势[13]
无论经济学还是史学期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作者人数排名都靠前。纵观四个期刊，可以发现拥有较多经济史研究者的单位，均是综合性大学或研究机构。这些单位在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上不存在明显的短板，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两学科人员比较均衡，表现出史学和经济学相互促进的特点。观察来自境外研究机构的作者人数所占作者总人数的比例，可以发现《经济学》（季刊）和《历史研究》两个期刊的数据领先，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两个期刊的开放度较高（见表1-5）。特别是《历史研究》作为国内史学领域的权威期刊，颠覆了大家认为国内史学研究开放度不够的成见。这一点也可以从外文文献引用率得到佐证。
（二）作者专业背景特征：各自研究基本遵循本专业的研究范式[14]
可以发现，经济学期刊中经济史论文的作者，以纯粹经济学专业学者为主，其次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与数学这种交叉学科背景的学者（见表1-6）。这表明经济学期刊发表的经济史论文，经济学范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数学专业出现在经济史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中，是经济学日益数量化趋势的体现。虽然在《经济研究》中，纯粹史学背景的史学学者也占有一席之地，但综合分析两个经济学期刊，纯粹史学背景或是具有史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背景的学者，并不具有太多优势。一半以上的经济学者，似乎不必具备多少史学背景就可以进行经济史研究。
《历史研究》中史学学者构成了作者的绝大多数，纯粹经济学背景的作者有，但不足1/10。即便算上具备史学与经济学交叉背景的作者，拥有经济学背景的史学人才也是极少数，数学专业背景的作者在史学期刊中更是从未出现过。由此看来，经济学知识对史学界的稀缺程度，要高于史学知识对经济学界的稀缺程度，史学学者对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亟待加强。《中国社会科学》作为综合类期刊，纯粹经济学或史学专业背景的作者各占一半，平分秋色。
虽然经济史是横跨史学和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学科，但数据显示，同时拥有经济学和史学背景的经济史学者，在哪一类期刊中都不占多数。这说明，具备经济学和史学交叉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还未能在经济史研究中占据主流。要成功培养复合型人才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但这可能只是引发上述现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个学科范式之间存在冲突，一位学者要将两种知识有机地综合在一起，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表1-5 经济史论文作者数量较多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表1-6 经济史论文作者的专业背景
（三）作者年龄分布及其特征：史学学者与经济学学者学术生涯迥异[15]
可以发现，《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这类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其作者年龄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时点分别为33岁和46岁，但不同年龄段的作者出现频率相差并不很大（见表1-7）。整体而言作者年龄段分布比较平均，没有特别集中的现象。考虑到单个期刊包含的样本比较少，我们将《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的数据加总在一起，上述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果继续加入《中国社会科学》数据，这一特征在汇总三个期刊的数据后，仍然成立。说明经济学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发表论文的高峰期有两个，分别是33岁和46～47岁。除此之外，25～45岁各个年龄的作者，在这些期刊发表论文的概率相差不大，机会比较平均。但47岁之后的作者，在这些期刊发表论文的概率则减少许多。[16]表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多在中青年时期发表其代表性成果较多，更新替代较快。
《历史研究》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其一，如图1-3所示，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学者，发表成果的第一个高峰是39岁，第二个高峰是54岁，均比经济学界（33岁和46～47岁）来得要晚。其二，从作者年龄分布看，最为集中的区间是39～54岁。这个年龄段的作者发表论文的概率是其他年龄段的数倍。这一特定时期是史学学者从事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期，迥然不同于经济学界45岁之前不同年龄段机会均等的特征。其三，史学学者在62岁时还有一个发表成果的小高峰。这是史学学者学术高峰期出现相对较晚的一个自然延续。可见相比经济学者，史学学者的学术高峰期相对较晚，学术生涯更长、更新替代较慢。[17]
图1-3 论文作者年龄分布及其特征
表1-7 经济史论文作者年龄分布及其特征
续表
五 论文著者署名情况：经济学界强调合作与合作的多样性
（一）论文合作情况：经济学界流行合作的特点表现明显
《经济研究》所载的经济史论文合著比例最高，接近2/3（见表1-8）；加总《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两个期刊的数据后，比例仍高达46.55%。而《历史研究》最低，仅为1/10。两位作者合著的情况在《经济研究》中最常见，其余期刊以独立作者为主。[18]合作的优势是可以在不同专业、不同特长、不同年龄段的人员之间优势互补、提高效率、实现共赢。这一点在快速发展、专业细化、强调分工的经济学中尤其明显。
表1-8 经济史论文独著或合著情况
（二）合作对象情况：多层次、多样性合作的开展
由表1-9可以发现，经济学界主要以单位同事为合作对象，但不同单位间，包括与境外的合作也不少。史学界一般不开展合作研究，即使合作，单位内合作与单位间合作的差别不大；不同单位间的合作，多以与境外学者合作为主。[19]空间距离已经不再是学者之间合作的障碍，与境外学者合作则体现了国内经济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经济学》（季刊）和《历史研究》两个期刊上表现明显，它们发表了较多境外学者独著或合作的论文。
表1-9 作者合作对象情况
六 研究主题：话题导向、时空范畴和学科类目的差异性[20]
（一）具体内容：不同的话题和研究导向
如表1-10所示，汇总四个期刊，经济学和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经济史话题，列前三位的是经济制度、宏观经济、工农业生产。经济学界关注而史学界并未涉足的主题，分别是大饥荒、李约瑟之谜和粮食价格；相反，史学界关注而经济学界没有讨论的话题，分别是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贸易与关税等。[21]
经济制度、大饥荒和李约瑟之谜是国内外经济学学者共同关注的经济史话题；对经济制度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史学者，数十年来还一直是整个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内经济学界选择经济史研究主题时，强调与国际前沿接轨。即便是中国问题或现象，也要突出其具备国际比较价值、对其他国家有普适性的这层含义。经济学界所做的许多经济史研究，就是紧跟国际经济学界的步伐，不断尝试用西方新理论、新观点或者新技术，阐释中国特有问题的国际意义和一般化特征。在国内整个经济学界都在努力向国际化靠拢的大背景下，经济史研究也未能例外。经济学界其他经济史选题的关注，也是一样的逻辑，以国际学术前沿为导向的特征十分明显。
国内史学界一直以来就有制度研究的传统，不但关注经济制度，而且包括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这是经济学界和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共同爱好，也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可能。另外，财政、税收、货币、土地及人口等问题的数据和史料比较充分，一直是历史研究的热点。不同于经济学学者，推动史学界关注某个经济史选题的主要动力，不是国际史学界的什么新动态或者新理论，而是扎根于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22]史学学者更多的时候是遵循史学传统，查找数据、考证史料、结合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本土化问题，进而引发国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工作恰恰是从相反的方向展开的。
（二）地域范围：大样本与区域性、细碎化
经济学期刊所载的经济史论文，绝大多数以整个中国为其研究对象。[23]对中国某些地域的专题研究，有但并不多。相比全国性数据，区域性研究的优势在于数据、史料相对易得，但劣势是数据样本容量有限，影响技术的使用和结论的推广。经济学研究强调选题的普适性价值，必然偏好大样本。现实情况是，研究主题的大小往往与数据、史料可得性之间存在两难冲突，经济学学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做出最优选择。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综合类期刊，将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文献也占近半数（见表1-11）。[24]
表1-10 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表1-11 研究对象地域范围统计
《历史研究》作为史学期刊的代表，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即研究对象呈现区域性和细碎化。所载经济史论文中，中国选题共70个，其中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只有29个。区域性研究占到多数，其中江南地区3个，中国北方6个，以省、市、县为选题25个，其余7个是镇、村、公司和学校。[25]对经济学定量分析而言，这些市、县范围的选题，虽然也可以讨论，但数据样本容量太小，几乎只达到经济学定量研究的样本底线。至于镇、村、某个公司或学校等这样小范围的选题，在经济学中只能作案例研究，很难量化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量化技术可以看作经济学学者头上的“紧箍咒”。[26]与此相反，史学学者的“尚方宝剑”是第一手的史料和数据。他们推崇还原历史真相，突出案例研究的具体价值，而不是经济学学者强调的普适性和国际意义。这是造成双方选题时存在地域范围差异的原因。
（三）时间跨度：差异性明显缘于研究侧重不同
经济学期刊中发表的经济史论文，研究主题的时间跨度比较短。例如，《经济研究》有约半数论文将研究聚焦在10～100年；《经济学》（季刊）则集中讨论持续时间为10年以内，甚至更短的经济史事件（见表1-12）。因为持续时间比较短的经济史事件，其数据往往容易从已有文献中获得且比较完整，方便用来进行严谨的计量分析。多数经济学学者不具备考证史料、数据的能力，他们的优势是量化技巧和经济理论。所以经济学界经济史论文的重心，不是主攻缺失数据的考证，而是偏重于数量分析工具的精确使用。在数据搜集或使用上，经济学学者经常会尽可能地占有前人的已有数据，以控制考证数据的成本。
相反，《历史研究》讨论的时间跨度比较宽泛。有超过1/3的论文关注长达101～500年的经济史事件，也有学者详细研究发生在数天时间内的经济史案例。考证史料和数据是史学学者的基本功，同时他们又较少受到数量工具的束缚。所以，史学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强调观点的创新性和思想性，以及史料和论点间相互佐证等。
表1-12 研究主题的时间跨度
（四）学科分类：单一性与多类目交叉
根据文献分类号来判断，我们所选经济史论文绝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部类，但具体类目有很大不同。[27]如表1-13所示，经济学界对经济史的研究，聚焦于经济类目，其他类目较少涉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适用性比较强。[28]而史学界以历史、地理类目为主，经济类目其次，其他还包括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科学总论等内容。史学界进行的经济史研究，选题相对宽泛，不局限于历史，有时还涉及除史学和经济学外的其他学科。如果运用经济学范式，去解释类目宽泛的研究对象，遇到困难将在所难免。
表1-13 研究主题的学科分类
七 学科内和学科间论文引用率：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更强
表1-14的数据显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史学，本学科权威期刊发表的经济史论文，被本学科内文献所引用的次数都是最高，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期刊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影响力。我们重点考察论文被本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所引用的情况。可以发现，《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作为经济类期刊所发表的经济史论文，被历史学文献所引用的次数是很低的。说明经济学界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多数不为史学界所接受，影响力比较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源于史学学者对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不了解，降低了这些成果在史学学者面前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是史学学者质疑经济学学者采用的史料和数据，以至于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被史学学者打上了问号。
表1-14 经济史论文引用情况
相反，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经济史论文被经济学界引用的次数要高出许多，影响力比较强。这是因为史学学者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大多是基础性的数据和史料考证工作，可以为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提供素材和依据。[29]《中国社会科学》作为权威综合性期刊，在经济学界和史学界都有较高的影响力。发表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在史学和其他学科都拥有最高的引用率；被经济学文献所引用的次数也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经济研究》，但高于《经济学》（季刊）。这些数据揭示了经济学和史学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强调了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史学学者的经济史研究工作，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八 小结
本章选择2000年以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等四个期刊上的181篇经济史论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七项分类指标，揭示当前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特别是史学和经济学的学科间差异。从学科角度看，经济史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地位却被严重忽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总体十分低迷，年发表成果数量起伏大、反差明显。从作者个体特征考察，在经济学或史学期刊上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各自研究基本遵循本专业的研究范式。具备经济学和史学交叉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还未能在经济史研究中占据主流。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学者，多在中青年时期发表其代表性成果，更新替代较快；而史学学者的学术高峰期相对较晚，学术生涯更长。从著者署名看，经济学界多采用合作的形式开展经济史研究。就研究主题分析，经济学界所做经济史研究，多以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或热点为其导向；史学学者往往遵循史学传统，关注中国经济史本土化问题。经济学期刊所载经济史论文，绝大多数以整个中国为其研究对象、偏好大样本，但研究主题聚焦于经济类目、时间跨度短；史学期刊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即研究对象呈现区域性和细碎化特征，而研究类目宽泛、时间跨度长。从经济史论文学科间引用率看，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更强。两个学科运用经济学范式也有共同点，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已被史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运用。而且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数据表明，史学学者在经济史研究中仍然保留着考据的传统。
[1]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第77～89页。感谢常延龙、李琰、成福林、耿雪婷、李晓清、廖妃、韩李静、孟愈飞出色的资料搜集工作。书中统计所使用的论文文献，已全部罗列在本书参考文献中。
[2]参见〔英〕约翰·伊特韦尔、〔美〕默里·米尔盖特、〔美〕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陈岱孙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851～852页。
[3]上述四种期刊分别是综合类、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代表性期刊，不同期刊的论文之间具有一定可比性。全部181个论文样本，每篇论文统计100项具体指标，合计约18100个分项数据。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本书并未统计中国学者发表的经济史专著和外文文献，也未涉及如《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两大国内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期刊。这是本书采样样本的不足之处，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是笔者的大意疏漏，实在是工作量太大，非个人和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例，其所刊论文均符合本书的选择标准，即用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史问题。一年按60～70篇论文计（季刊后改为双月刊，每期约15篇论文），2000年以来有900～1000篇论文。如果按本书每篇统计100项具体指标的方法，将有近10万项数据统计。这还不算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另外，从理论上说如果样本数量有限，可能会影响论文定量分析所得结论的稳健性。即结论可能无法真正完整、全面地反映研究现状，但不至于极大扭曲研究现状。现状作为客观现象一直存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人去揭示它的特征。本书以一己绵薄之力，暂且使用上述小样本，尝试利用统计分析归纳某些既有的规律性特征，从定量角度印证经济学和史学界学者已持有的定性判断。经济学中通常不会因畏惧错误而裹足不前，而是认为客观真相是可以逐渐逼近的，做总比不做强，有比没有好，即使错了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批判的基础。这可能是经济学和史学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见孙圣民《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困惑与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49～167页。笔者期待以后可以有条件、有机会将样本扩大到最大化，来验证已得判断的真伪。最后，我们认为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首次尝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讨论相结合的方法，仍然具有一定创新性。
[4]这个标准参考了Whaples，Robert，“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Cliometric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991）：289-301。
[5]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从经济史方法论、史学理论等视角，对如何在经济史中运用经济学范式进行了学理分析。吴承明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应用计量方法的讨论，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2页。王学典从学理角度对经济史研究中“会通学派”的梳理，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9页。孙涛、张蕴萍：《历史计量学：经济史学研究的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5期，第158～162页。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42～161页。彭凯翔：《历史视野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近年中国经济史之计量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178～179页。另外一些学者尝试进行案例研究，如《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组织的“计量经济史研究”专题和“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研究”笔谈系列等。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再一一罗列。张连辉教授曾建议笔者从文献统计的视角对此进行定量分析，在此予以感谢。
[6]我们不仅统计了单行独列的公式，也统计了散落在段落内的公式个数。
[7]当然，此处只是基于《历史研究》等四个期刊的统计分析所得到的判断。
[8]《经济学》（季刊）所载经济史论文，主要围绕几个特定主题展开讨论，部分论文是文献综述、讨论与回应。这导致《经济学》（季刊）所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其数学公式使用的数量，比《经济研究》要少。但《经济学》（季刊）中使用数据或图表的页数并不少。
[9]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个数，在经济学论文中，反映作者所使用的支持论文观点或思路的直接文献数量；在史学论文中，可以作为衡量作者史料考评和使用的评价标准。相同观点参见Whaples，Robert，“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Cliometric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991）：289-301。由于各期刊论文编排格式不同，有的期刊要求有脚注而无尾注，有的相反。我们加总了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的总个数，作为支撑论文观点或思路的文献数量。
[10]例如，《经济学》（季刊）作为国际化趋势比较明显的期刊，其经济史论文平均每页外文文献数量与《历史研究》相当。
[11]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中包括的外文文献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学科或期刊的开放程度。相同观点参见Pieters，Rik，and Hans Baumgartner，“Who Talks to Whom？ Intra-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of Economics Journal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2002）：483-509。
[12]《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两个学科的论文，数据显示其各项排名比较折中，合乎预期。
[13]针对两位或多位作者的情况，统计作者人数时，我们将每位作者的工作单位都记入，但不记录二级单位（如院系）。这样做一是可以体现合作公平，二是突出作者所在学校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人次数量。对于同一作者署名两个及以上单位的情况，仅统计第一单位。由于篇幅有限，此处无法罗列境内全部学校和研究机构，仅展示由高到低排序的前14名。此处未统计外文文献和专著，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各学校现状可能会有偏差。另，《经济学》（季刊）所载经济史论文集中于某些专题讨论与回应，作者单位比较集中。
[14]统计作者专业背景时，包含了其从本科到博士后各阶段的专业情况，以能够查到的专业背景记录为准。其中个别数据无法查实，所以此处所列是不完全统计下的数据。个别重复出现的作者，我们将其多次记入，以便统计概率。
[15]此处统计包括了第一作者和其他位次的所有作者，个别作者年龄的准确数据我们无法获得，此处数据只是一个不完全统计。
[16]诺斯（Douglass C.North） 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时已经82岁，论文内容来自其会议发言。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异常点处理。即使不去掉此异常点，上述结论也仍然成立。
[17]有研究表明，运用计量、统计等量化方法分析经济史的论文，作者年龄与发表论文的有无、数量多少高度相关。其主要缘于这类经济史研究需要使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年轻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参见Whaples，Robert，“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Cliometric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991）：289-301。所以，在不同学科间，经济史论文作者的年龄分布存在差异，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史学界较经济学界更少使用新技术和新方法。
[18]其余期刊中也有少量论文合作的情况，这其中以两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为主。
[19]我们统计数据时，将同一学校算作一个单位，没有区分院系之间的差异。如果统计外文文献，可以预计不同单位间，包括与境外的合作次数，都将大大增加。
[20]此处划分研究主题时，以所选论文主题和关键词为基础，对相似主题进行了归类合并。
[21]《经济研究》所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其研究的具体内容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经济制度、工农业生产及其关系和金融问题。《经济学》（季刊）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经济制度、大饥荒与李约瑟之谜。合并《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数据后，在经济学期刊上排前几位的研究主题，分别是经济制度、大饥荒、李约瑟之谜、工农业生产及其关系和宏观经济。《历史研究》排名前三位的论文主题，分别是宏观经济、土地和人口问题，其中宏观经济主要集中于财政制度。不同于经济学期刊，在《历史研究》中对工农业生产及其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上；对公司治理与社会治理等主题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公司案例。《中国社会科学》排名前几位的论文主题，分别是经济制度、市场问题、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还有工农业生产、宏观经济和金融。
[22]一个详细的讨论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研究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论文，分别是理论评述（2篇）和模型化分析（1篇）。这些论文并不涉及具体史料和数据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相关的世界经济史数据不易获得。
[24]研究世界和中国经济史的论文为理论评述（2篇）、模型化分析（1篇）和方法论讨论（1篇）。不同于经济学期刊中对世界经济史的笼统讨论，《中国社会科学》仍载有3篇英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1篇古巴比伦的研究。
[25]由于数据分布过于分散，无法在表格中全部予以罗列。另外，在《历史研究》所发表的30个国际选题论文中，有8篇文献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与英国、西欧高度相关的选题有7个，以整个欧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7篇。与这些宽泛的定性讨论相比，国际选题中可以量化分析的小选题仅有1个。
[26]经济学界流行一句话，好数据匹配新技术，一篇论文就成功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和史学界同样重视数据，但史学学者并不会像经济学学者那样成为量化技术的仆人。
[27]有多个文献分类号时，我们以第一个文献分类号为准。
[28]《经济学》（季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选题类目要比《经济研究》宽泛。
[29]有文献研究不同学科间的引用率，结果发现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相反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史的影响却大得多。参见Pieters，Rik，and Hans Baumgartner，“Who Talks to Whom？ Intra-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of Economics Journal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2002）：483-509；Di Vaio，Gianfranco，and Jacob Louis Weisdorf，“Ranking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s：A Citation-based Impact-adjusted Analysis.” Cliometrica 4 （2010）：1-17。本书此处的结论与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主要是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与上述文献并不一样。我们关注特定范围内的经济史论文，而不是上述文献涉及的经济学和经济史两个学科之间的引用率。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差异性也可能与国内经济学和史学研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