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鉴于此，必须就语言维度之中的对现代性的特定反应作进一步梳理。但明眼人必已看出，我们不仅绕过了现代性从西方进入中国时的文化差异性，甚至忽略了对现代性在西方的源起与发展的辨认，径直奔向现代性在语言特殊性中的表征问题，在承认现代性作为“前见”的同时，有意抹去了有待分辨的现代性的多义且充满歧义的“内容”，是为置语境的限定于不顾的理念化地使用现代性。从严格的逻辑关系看，无疑是一种僭越。的确，在“内容”层面，现代性有丰富且复杂的面相。

在与文化身份、政治意识密切相关的一类研究中，譬如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具体时空的限定和差异性的社会人类学方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即是破除文化统一性的幻觉，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释现代性。显然，作为来自西方的概念，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有尺度与范围的争议。本杰明·史华兹就严复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困境指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6]在史华兹看来，西方和中国均非不言自明的“已知量”，应谨慎地深入各自文化差异的内部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就中国而言，封建帝国崩溃过程中伸展的现代性诉求，它的品格不能以西方（欧洲）的理性和启蒙动力作为绝对的评判标准，无论发展阶段还是远景目标均和西方有相当的差别。

不惟如此，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看，也没有某种口径统一的理论能够轻便征用。有马克思、韦伯的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原则上的现代性，也有哈贝马斯的试图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现代性，等等。哈贝马斯把现代性工程更深地扎入到发达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经验现象中，既作为对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的修正与拓展，又作为对后现代理论冲击下的这项“未竟事业”的辩护。^[7]但无论哈贝马斯伸延到“现在”（尤其是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多么雄辩，不可轻忽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雄心与梦想源于应对时代语境抛给他的压力——改进（装）过的马克思等人的原则如何与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展开周旋和抗争。^[8]

实际上，现代性在西方和中国的争议，均围绕它在相应文化语境中量值的多少展开，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这种分辨意义深远，某种程度上，只有推定现代性的量值，才能推定与此紧密关联的文化与政治，反之亦然。但是，对于已经进到诗中的现代性，应予以关注的重心与其说是它的量值，毋宁说它成了一个关系项进到诗中时引致的语言策略的反映问题。比如分属两个不同背景的梁启超和刘大白，他们表达的现代性体验，“内容”上虽有鲜明差异，但进行精细辨认的任务应该交给思想史，因为它对于把握晚清至“五四”时期诗歌的更内在特性，几乎毫无助益。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道：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努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漠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9]

将“新世纪”这种现代时间作为主体确立自我的标杆，所谓“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时间和自我认同于此合流了。在梁启超这里，现代性是有待主体拥抱的崭新事物，它向未来无限伸延。但是，在刘大白的《淘汰来了》^[10]中情形已变得截然不同，现代性既是动力也是焦虑：“回头一瞧，淘汰来了！/那是吞灭我的利害东西哪！/不向前跑，怎的避掉！/待向前跑，也许跌倒！/唔！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要是给他追上，/怎禁得他的爪儿一抓，牙儿一咬！”在“向前跑”和“淘汰”之间划出截然的界线，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体会到现代性特有的英雄主义意味。

晚清至“五四”的时段中，可以找出更多类似的诗歌文本，就它们承载的林林总总的现代性体验而言，人们将会认同福柯对现代性的描述：

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精神气质（ethos）。^[11]

然而，在该时段的诗歌中，无论现代性体验多么强烈，作为“思想和感觉的方式”“行为和举止的方式”的“态度”多么丰富乃至驳杂，都只能交织进诗歌文本，借着相应的语言和体式彰显自身。现代性的介入既已成了物化的后果，对它的考量也惟有深入诗的美学机制，才能把握到现代性在形式媒层的运作及其反弹（在这一点上，毋宁说，社会学或思想史的深入必须依赖形式和结构的分析，海登·怀特等人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诗学实为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才能探析到不再纯洁的语言和体式走向形式重组的路径。这也再次说明，承认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现代性作为该时段诗歌的“前见”只是第一步，有待更深入地分辨，语言策略以何种方式因应现代性的介入。前引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从中可以看到强大的现代性诉求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诗歌旧有体制的因袭（梁启超采用大盛于唐诗的歌行体，李白用此种体式写出了大量气势磅礴的诗篇），因而它并没有指向固有美学范式的变更。刘大白也仅着眼于“内容”的表现，全部嘱意只是为了表达“进步”意识。但无论哪一种现代性（包括伪现代性、反现代性），诚其需要表达，就无法悬浮于最终将吸纳和改装它们的语言的形式与结构之上。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宣称，“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2]固然从语体和语用、书面语和口头语、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关联与差别等层面，可以对他不无简单、粗糙的逻辑予以有力批判，但是，就晚清以降的诗在“说话”、表达上的困境而言，胡适实质上深刻触及了“内容”的介入与形式的承载之间的矛盾。的确，该时段的诗歌始终处于如下境遇：“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后者无疑更为突出，因为“怎么说”不仅是其时尖锐的诗的现实，更是紧迫的诗的使命。为此，我们更着意于“说”的“方式”而非“内容”，“言说方式”自然就是本书的核心命题。

现代性的介入成了诗歌调适自我的压力与动力，是诗走向变奏时既是外部的又是普遍的推动，但现代性的运作既是发挥，也是挥发，并化合进诗的形制之中，在此意义上，引入“言说方式”的框架，是为了将经验冲击内化到美学的反应。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完成了研究的方法论的申说，却不能把“言说方式”仅仅视为诗学层面^[13]的一个概念，尽管它标示了由外而内、以内应外的路径，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考验来把握诗的实际运作，也为克服诗歌（文学）研究内外分治的局面指示了方向，但是，对于有一定时间的长度且诗的体式形态前后迥然有别的区间，“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架构，不仅要应答诗学层面的要求，而且要容纳诗歌史的眼光，质言之，只有统一于诗学与诗歌史的双重目标，它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才能切实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