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7年4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和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堂”上表示，“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间环节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而提高效率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市场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能够纠正资源的误配；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建立一个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这样才有可能创新”。^[2]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体现的就是经济学的精髓，其基础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作用，主要是指决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交易、组合和配置，这种配置是最具效率，追求效益的。发挥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手段或者说传导机制是价格工具，包括商品价格、利率、股价、房地产价格、汇率等。在市场中，是价格在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较高的价格趋于抑制消费者购买，同时会刺激生产；而较低的价格则鼓励消费，同时抑制生产。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着平衡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过去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主要是指“看不见的手”在供给充分、完全竞争等领域发挥作用，前提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看得见的手”伸向了微观经济活动领域。这也是市场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好的因素之一。市场由“基础性作用”升华为“决定性作用”后，要求市场在所有微观经济领域全面发挥作用，所有要素市场流动、交换、交易都由“看不见的手”完全决定，“看得见的手”完全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

1.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

（1）市场基础不同。从市场主体来看，我国确立“基础性作用”定位时期，国有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还处于发育阶段；目前，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成为市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从而为市场发挥作用奠定了微观基础。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来看，1992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农村仍然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城市产品的指令性价格、指导性价格仍然居主导地位，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95%以上的消费品和97%的生产资料价格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也正在逐步由市场决定，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正全力推进。从市场体系建设来看，1992年，我国各类商品市场正处于逐步建立过程中，大量商品还没有进入市场，股票市场刚刚建立，劳动力市场处于自发状态；目前，虽然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但已经形成了体系完备、运转有序的商品市场体系。从市场机制来看，1992年，供求机制刚刚能够初步发挥作用，价格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竞争机制低层次发挥作用；目前，尽管在少数领域存在行政垄断，但市场机制已经完全建立并能够在多数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价格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引导力量，通过竞争获取要素和利润已经成为企业的主要手段。

（2）政府和市场的地位和职能不同。在“基础性作用”中，由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等原因，政府是第一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力量，政府不仅仅弥补市场失灵，还要承担市场建设、参与经济建设、管理市场，在一定领域直接配置资源等任务；市场是第二位，市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则不同，市场是第一位的，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力量，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服务。

（3）运行机制不同。如果说“基础性作用”的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调控市场和资源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话，“决定性作用”的运行机制则可以概括为“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调控市场”，在该机制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不再直接配置资源，而是为市场更好地配置资源提供服务。

（4）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同。“基础性作用”说明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政府驾驭市场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还不够娴熟，不敢和不能完全放开由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则表明我国在多年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对价值规律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规律已有深刻认识，我国经过40年的宏观调控已经具备了比较娴熟的驾驭市场能力，能够放手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了。

（5）体制要求不同。“基础性作用”所依托的经济体制是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体制的框架还没有形成或刚刚初步形成，体制的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决定性作用”依托的则是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仍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但基本框架、运行制度等已经比较健全，能够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

2.准确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1）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首先强调的是尊重市场规律及其自发秩序。市场自主的发现功能决定了在市场不失灵的条件下，其资源配置最有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正是目前经济结构转型必须迈过的重要关口。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生产要素使用不当，已经呈现出货币发行量巨大与局部资金短缺、经济增长与低水平重复建设并行等多方面的矛盾。这既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也牵制了经济升级的速度。特别是随着大量资源投入到高污染、高耗能的“两高”产业中，还带来了从大气、江河湖海到土壤的大面积恶化，经济增长与公众诉求由此出现了部分背离。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既是纠正发展进程中错误的必然，也有助于建立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有助于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一旦形成了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宏观调控就可以更少干扰，更加科学化。

（2）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充分发挥价格、竞争、供求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价格是市场的“指挥棒”。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这一“指挥棒”实现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遵循经济规律必须建立合理的价格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赖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制机制。40年前，改革开放就是从物价改革开始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仍需牢牢牵住价格这个“牛鼻子”，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扩大市场定价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重点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促进节约集约发展。完善价格调节管理制度，发挥价格调节生产和供给的作用，同时控制价格异常变动，稳定社会预期。修改和完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涉及价格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规范价格秩序。

竞争是市场的“催化剂”。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可分为部门内部的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对这两种竞争，都应给予重视。重视部门内部的竞争，就是要运用经济手段如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奖优罚劣，淘汰落后生产者，使有限的资源向效率高的生产者集中，以实现集约发展、转型升级的目的。重视部门之间的竞争，就是要放开投资准入条件，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法无禁止”的领域，让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尤其应克服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加强法制建设，遏制恶性竞争，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

供求是市场的“杠杆”。供求规律主要通过商品和劳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运动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运用供求规律，应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相应措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供给与需求这一矛盾中，需求往往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供求规律促进经济发展，应更多关注需求、创造需求，用需求引导供给和生产，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我国当前尤其应注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等方式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需求。具体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其消费需求也有很大不同。对东部地区及城市来说，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中高档消费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等方面；对中西部及农村地区来说，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改善基本的住、行条件和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等方面。从国际市场需求来看，我国既应保持和扩大发达国家市场份额，更应积极开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3]

（3）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中国40年走过的改革之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垄断，弘扬竞争的过程。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仍然算不上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仍然存在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妨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在某些层面上，一些政府部门甚至通过不断扩权，严重压抑了市场成长空间。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管制，以及垄断企业的隐性补贴，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导致信号失真、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要想在经济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垄断和壁垒。^[4]

（4）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两字之差，不仅凸显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再次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既不是静态上的资源配置，也不是完全按预先规定的计划行事，既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市场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唯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效顺利地发展。

3.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们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从基本否定市场的作用，到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到两者都是手段，到“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再到现在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些变化体现了对市场机制作用认识的深化。一是回归了市场经济的本意和本质要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化程度高、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发挥好的领域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是显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创新价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了全新的定位。党的十四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基础性作用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权、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在政府，政府可以越过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则不同，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权、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在市场，政府不能够越过市场直接配置资源，政府的职能只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一全新定位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必须在政府作用下配置资源的传统理论认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5]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包含以下几层意义：一是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必须在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二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国家的许多政策目标，都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实现。四是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不等于政府就不必干预、不能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6]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意味着市场调节起决定性作用。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大小来衡量，是不准确的，不应当说“小政府大市场”，我们应当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

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忽视更不是取消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市场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的生产问题，例如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项目，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的。市场本身无力解决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的问题；市场调节的分配功能在于促进提高效率，但完全由市场自发地进行分配又会造成收入高低悬殊，甚至出现两极分化。而这些，都需要通过政府的作用加以解决。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具体来说：第一，政府要弱化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进一步放权给市场，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在坚持市场化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执政效率。第二，政府要强化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规范中介组织的发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贩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第三，“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责，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扫清市场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有利于提升效益的制度，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激发出市场活力与创造力。政府要加大社会管理和服务，如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立社保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第四，政府提高宏观管理的效率，必须减少行政层级，精简办事机构，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逐步解决层级过多、机构重叠和人浮于事等问题。^[7]政府可以做的，市场也可以做的，应当让市场来做。政府去做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比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像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等。市场可以做的事情，应当做到“非禁即可”，只要不是禁止的都可以做，例如公布负面清单，在负面清单中列明市场不能做的项目。^[8]

4.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第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助于行政职能转变。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始终起着引领作用。但是，这并不表示政府需要参与到一切事务的管理中来。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有利于政府从市场参与者、经营者的传统角色中摆脱出来，转而做市场的客观仲裁者，将主要精力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为基础民生起到切实的兜底作用。第二，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为多个领域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资金、人口、土地是三大生产要素资源，金融领域的改革正在向市场化方向快速演进，利率市场化还差“最后一公里”。可以预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将为金融改革带来新的动力。同样，让市场主导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创业创新环境的必然改善，这也意味着，从市场准入门槛到市场监管方式，都将实现进一步优化。土地问题是当今的突出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既要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以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也要求城市楼市调控更多地实现从以行政调控为主向以长效调控为主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9]

当前，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我国经济目前正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旧有的发展模式不可为继。相应地，市场的驱动作用亟须得到进一步激发，并以其作为主导力量，发掘出新常态下的新亮点、新动力和新希望。

从激发市场活力来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将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新源泉，使整个经济肌体充满生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打破创业创新的枷锁，我国几亿多劳动力所孕育的创业创新的热情将会继续迸发。

从转方式调结构的长期目标来看，市场机制、市场动力和市场竞争是推动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同时也是经济的组成细胞，只有在市场压力的驱动下，才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运用新技术，从而在市场的优胜劣汰中发展壮大。近些年来，以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正是在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中，才得以迅速孕育和成长。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7%，快递业务量增长51.9%，在传统行业遇困之时，新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凸显，同时也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来看，归权于市场，进一步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亦是新常态下对政府新角色的重要诉求。要改造传统引擎，构建更为开放自由的新经济，政府定位亟须从“管制型”转换为“服务型”，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和垄断，更多地让市场的内生力量驱动经济发展中优胜劣汰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同时，市场角色和政府角色必须跟上的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