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引言
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比重最大的支出项，同时也是最为稳定的支出项，对于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最终消费率则衡量了总消费对GDP的总量贡献，最终消费率高则消费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大；反之，最终消费率低则消费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小。[6]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从2000年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48.5%，随着国家促消费政策的实施，到2016年又小幅回升到53.6%。2007年后，消费的疲软使我国经济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由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的6.7%。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哪些因素影响最终消费率，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调整能否遏制最终消费率的下降趋势，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健增长，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的可持续稳健增长尤为重要。
目前，直接研究消费率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由于国民收入等于消费与投资（储蓄）之和，因此研究消费率和研究储蓄率（或最优投资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大部分学者是从研究我国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的，这一领域的文献众多。在此，仅对直接研究消费率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分析。吴振球（2017）[7]通过构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和“推动力”相结合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化率、基尼系数、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和融资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基尼系数、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和融资约束对居民消费有负影响，其余因素的影响均为正。易行健和杨碧云（2015）[8]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将人均GDP、经济结构、对外开放、文化因素、城市化率、社会保障支出等17个变量纳入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文化因素、人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政府消费率与经济结构变量、社会保障支出显著影响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周灵（2016）[9]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了人口、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和创新五个方面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流转税税收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网民人数的增长则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蔡跃洲和袁静（2009）[10]指出，经济外向度、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居民收入水平、城市化等因素影响一个国家的消费率，其中消费率随人均GDP的提高先下降后上升，随后趋于稳定，经济外向度与消费率负相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消费率的提高。李立辉和何慧（2010）[11]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贫富差距、产业结构、资本形成率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依次排列，而且产业结构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韩金蓉[12]（2015）认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消费习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物价水平、人口结构等。徐汝嘉（2015）[13]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了消费意愿（消费倾向）、收入分配、物价指数、市场化指数等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平均消费倾向对消费率的影响较大，而基尼系数、价格指数和市场化程度也对消费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节将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进行逐一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解答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哪些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哪些因素起到了减缓消费率下降的作用，进而为我国扩大消费政策提供参考。
二 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
一般说来，最终消费率被认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人均GDP、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经济转型、经济开放度、人口结构、文化因素等。
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钱纳里和塞尔昆（1975）[14]研究发现，消费率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特征，消费率随人均GDP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Gong（2012）[15]进一步以OECD国家1950～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消费率“U型”演变规律进一步总结为消费库兹涅茨曲线（消费占GDP比例随人均GDP的演变）（图2-8）。将我国人均GDP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图2-9给出了我国消费率随人均GDP的散点图及拟合曲线，表明我国消费率的演变符合钱纳里、龚刚提出的“U型”演变规律，进一步计算消费率“U型”曲线的拐点：表明当人均GDP达到21000元时，消费率达到其最低点49%，对应到我国现实中，大致在2010年消费率达到了消费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图2-8 消费库兹涅茨曲线
说明：本图引自龚刚、杨光（2013）和Gong（2012）。
图2-9 中国消费率随人均GDP的演变轨迹
劳动收入份额。现有文献中直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与消费率关系的并不多，且大多侧重于实证研究。刘东皇和沈坤荣（2017）[16]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率的影响机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通过影响各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影响消费能力（消费规模），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消费需求（GDP）；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结合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是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回升的主要原因，但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率的影响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导致的。邹红和喻开志（2011）[17]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与中国居民消费的关系，其理论研究指出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率的影响包括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间接效应通过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来实现。高帆（2014）[18]通过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者报酬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2658个百分点。刘社建和李振明（2010）[19]指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导致了我国消费率的持续走低。
收入差距。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最终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最终导致了最终消费率的下降（朱国林等[20]，2002；杨汝岱、朱诗娥[21]，2007）。陈斌开（2012）[22]通过构建生命周期模型，阐述了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率的作用机制，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每扩大1单位，居民消费率下降6.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率在2000～2008年间下降了3.42个百分点，解释了这一期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30.8%。因此，收入差距是影响最终消费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后续实证分析中，收入差距这一指标用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进行刻画。
经济开放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在逐年提高，刻画开放程度的贸易依存度已高达70%，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会促进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率的提高。因此，预期经济开放度与消费率正相关。
人口结构。文献中考察人口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一般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两个指标着手（王欢、黄健元，2015[23]；李承政、邱俊杰，2012[24]）。刘铠豪（2016）[25]、刘铠豪和刘渝琳（2014）[26]通过扩展的世代交叠模型构建的总体消费模型，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节也运用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人口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三 最终消费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分析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人口结构、城市化率等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分析，本部分定量研究各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程度。通过建立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粗略分析各因素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CR为消费率，LNGDP是人均GDP的对数，LIR是劳动收入份额，CDR是少儿抚养比，EDR是老年抚养比，IG表示收入差距，MY是贸易依存度。为了检验最终消费率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是否符合“消费库兹涅茨曲线”，在模型中加入了对数人均GDP的二次项。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表2-4）。
表2-4 1990～2016年中国消费率及其影响因素数据
表2-4 1990～2016年中国消费率及其影响因素数据-续表
（二）数据的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运用ADF检验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5所示。分别对最终消费率、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贸易依存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数人均GDP等7个变量的水平值及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7个变量的水平值都是不平稳的；在5%的显著水平上，7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也就是说，7个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表2-5 单位根检验结果（ADF检验）
表2-5 单位根检验结果（ADF检验）-续表
最终消费率、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贸易依存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数人均GDP等7个变量都不是平稳的，但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条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表2-6），在显著水平为5%的情况下，最终消费率、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贸易依存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数人均GDP等7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表2-6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三）实证分析
运用表2-4的数据对式（2-1）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各变量除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外，其他各回归参数的t统计量均大于显著水平为5%的临界值，调整后拟合优度大于0.9832，DW统计量为2.4353，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模型设定良好。
由（2-2）式可知，我国最终消费率随人均GDP的演变符合“消费率‘U型’曲线”的演变规律，即消费率随人均GDP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劳动收入份额对最终消费率有正的影响，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引起消费率上升0.292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高帆（2014）[27]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也说明劳动收入份额是最终消费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每扩大1个单位（即城镇居民收入相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每提高1倍），最终消费率下降近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也与我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相符，由图2-4可知，我国近年来农村消费率下降是造成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最终消费率与贸易依存度负相关，贸易依存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下降0.20个百分点，说明由于经济开放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率起到了负向作用[28]；少儿抚养比对最终消费率产生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最终消费率产生负向影响，但由于t统计量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二者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不太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