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明清时期中原人士将云南“比附中原”的情形
近代云南地方当局修《新纂云南通志》，说“吾滇自庄
开疆，爨、蒙世传，南诏、大理相继建国，元、明、清代设置行省，上下二千年，恒与中原呼吸相通，有綦切之关系”[24]，云南自庄王滇以来就与中原密切往来，但在元朝以前的情形已如上述，实际是相对隔绝的；而元朝以后则确如其所说，“恒与中原呼吸相通，有綦切之关系”。元以后不少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原人士踏入其地，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事物，他们都觉得新奇而留意观察，并将观察所得记录下来。而将新见稀奇事物与已熟识的事物对比，是人们常有的认知和表达习惯，这样既可让自己对稀奇事物加深印象，也便于向与自己同一知识储备、认识水准的其他人描述。故在这些来滇的中原人士的笔下，就常常将云南的方方面面比附中原。
常能接触到的事物，最易于为中原人士感知。如元代李京留意的是山川景色，“山水明秀，亚于江南”[25]。明嘉靖时期遣戍云南的杨慎看到的是气候特征，“感其异侯，有殊中土”[26]。明末的朱孟震两相比较的更多，包括天文、畜产、饮食、货币、器物、工匠、船只等。“天度，二月春风日，当出卯氏十六度，当入酉昂一度，而入胃十六度，较之中州，似稍过南。”“畜产亦与中州不殊。”“饮食蒸煮炙糐，多与中国同。”“以铜为珠，如大豆，数而用之，若中国之使钱也。”“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江海舳舻，与中国同。”[27]清初江阴人陈鼎言云南道路，“过扬威哨，皆如中原坦道”，言其海拔“高中州千有余里”；又说云南山洞奇观，“俱碧乳融成，石罅水气所结，如两广之神仙、闽中之玉华、泸州之崔仙、湖广之梵阳”，大理的土橄榄“味同闽中青橄榄”，“榛松皆不下辽东”，兰花“梗叶之大，过闽兰二十倍”，更说武定府“民贫土瘠，健于讼，悍于斗，有燕赵风”等。[28]他游历全国多处地方，故能对这些景观景物、人情风俗作此比较。他还常将云南与自己的家乡江南相比，如言沾益州“平畴万顷，民物丰阜，恍如江南风景矣”，言省城经济社会繁华之貌，“金马碧鸡坊在南关外，乃百货汇聚、人烟辏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风”，沅江、武定之间因有“锡场在焉，富甲于江浙”等。[29]乾隆初在云南为官的张泓也表现出见闻的广博，“中甸产参，花叶如辽阳”，蕊株茶“色莹碧，不殊杭之龙井”，“果无杨梅，菜无香芋，瓜无香瓜，余皆同他省”，游安宁州云涛寺，言其山洞道路“屡幽折迷返，其径如杭之飞来”，又见到剑川地震过后的奇特水景，“遍历（剑）海心，遇水花喷起……大则济南之趵突，小则江南之珍珠也”。与陈鼎夸赞云南果鲜不同，他对此颇无好感，“滇之香橼佛手，大倍闽粤而不香”，而更喜爱中原所产，“回忆中原佳品，盖渺渺瑶池也”。多数人都比较事物，张泓还注意到人物，“丽江女子挟（琵琶猪）以贸，远望若浔阳（按：今江西九江）商妇也”。[30]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三十四年（1769）中缅发生战争，广西镇安府知府赵翼奉旨赴滇襄赞军务。云南的奇山异水给他很多新奇的感受，他写下了很多作品，如《鉴隘塘瀑布》：“惜哉远落蛮徼内，未与天台庐阜名争驰。”[31]认为鉴隘塘瀑布之壮观不逊于浙江天台山与江西庐山的瀑布，只可惜地处边远而不为人知。乾隆三十五年（1770）湖北安陆人余庆远随其兄入云南维西，观察到“滇省夏日较楚为短，冬日较楚为长”，“中土所有之物，维西多有之”，而且云南的有些物品胜过中原，“所制鋈银铁器精工，虽华人亦不能为”。[32]嘉庆时期檀萃“居滇十余年”[33]，故观察较多且细：“硬木为弓椿，甚短，似中国射猎弩差大耳。”“
鹆之产外番者，惟黄嘴黄距，异于中土耳。”“氊，滇各处俱出，以夷人养羊者多，如陕西也。”尤见观察入微的是，他将滇马与内地之马比较，“内地之马撒蹄而驰于平原广地便，滇马敛蹄于历险登危便”。由于训练场所与方法不同，“滇马之可用于滇，而入内地技亦穷矣”[34]。他还称赞云南的纺织技术优于汉地：“蛮织，随处立植木，挂所经于木，端女盘坐于地而织之，如息则取植及所经藏于室中，不似汉织之大占地也。”“蛮纺，用一小葫芦如铎状，悬以小铅锤，且行且挼而缕就，不似汉纺之繁难。”而且云南也有一些汉地的动物物种，“尔雅五雉，岂独江淮而南、伊洛之间哉？滇亦备有之”[35]。
一些中原人士在云南为官，这一身份使他们关心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形成了一些见解，有些也以与中原比较的形式显现。如嘉靖时期的浙江钱塘人田汝成，长期在西南边疆地区任官，“宦履所经，半涉炎徼”，从治理的难易着眼比较，认为“中原易而远方难”：“以治理论之，中原易而远方难，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也。故先王慎择远方之吏。”[36]檀萃关注邦交问题，提出中央王朝对于外邦贡物应该“不以其物而取其诚”：“远人来宾，不以其物而取其诚，故礼受之而不辞。且越裳（今老挝——笔者按）远隔重洋，所产白雉羽毛鲜洁，必有异于中土，未可执内地所有而议其贡之轻。”[37]
比较不同地方具体可及的实在事物，在阅历丰富的文人笔下都较为常见，以上对云南与中原的比较也是如此，反映了云南的自然风貌、社会经济、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及不同中原人士对此的观感。从他们的种种比较言论，尤其是从他们认为中原事物云南也“多有之”“备有之”来看，他们对云南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认同。除此之外，来滇的中原人士也注重云南在文化上与中原的比较，由此也可见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往及其给云南带来的变化。有些着眼于特殊的文化因子如宗教，郭松年说大理僧人“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38]。余庆远说维西黄教“其经译以华语，皆与中土同”[39]。更多的则是泛论整个文化，如李京先回顾自秦汉以来历朝与云南的关系，继说元世祖征服其地，建立行省直接管辖，“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圣化溥博，何以臻此”[40]，称云南当时的行政、文化水平可与中原齐平，并认为这是元朝推行教化政策的结果。元大德八年（1304），翰林学士程文海奉命撰《元世祖平云南碑》，也说云南“今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同样也是元朝中央政府“洒濯其民而纳于礼义之域”的结果。[41]
明人杨慎谪居云南三十多年，对此关注尤多。与李京、程文海一样，他也认为明代云南文化的发展，可与中原地区媲美，“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之修辞崇古，齐轨中州”，且也是得益于明朝长期的文教政策，“滇文之蔚也，实彰圣代文治之广矣，大矣，况渐渍以百六十年之育养哉。今皇仁圣，以文致太平，明诏于文体，三致意焉”，并激励云南的士子不要因为地处偏远而故步自封，“子诸士讵以遐自画乎”？[42]他多处称颂明朝的建儒学、兴科举等文治举措对云南的积极影响，如《楚雄府定远县新建儒学记》称颂明朝的“文治”远迈前代。[43]《云南乡试录序》赞扬明朝对云南：“涵泳一百七十载，济济数三五六经，诸士勖哉！今日之滇云，非昔日之滇云矣，勖哉！”[44]云南得明朝长期教化，其文化水平已今非昔比，故他鼓励滇地士子勤研儒经，争竞科举。为了更具体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大理的例子。“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缘洱水，出罢谷，为西南巨瞻；浸苍山，像灵鹫，为西南巨镇。而襟带，而岩险，而物华，而人英。又裒然育，烨然缛，犂然有当于中州之奥区，卓乎无谢于南溟之奇甸焉！”[45]大理向来重视吸收、传播中原文化，故其发展程度可以与中原的核心文化区相比。田汝成说云南“诸蛮之俗，丑恶不足录”，是因为落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所致，“其在四裔，魑魍之与游，豺狼之与居，仁义礼乐之教、刑法之政，曾未目觇，犹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丑恶也”。而在明朝统治下，云南风俗渐变：“气化渐开，则文风渐被，若旋风之披拂……焉知百世之后，滇僰之地，不有声华文物，如闽广之交者乎？”[46]田氏对云南将来的发展趋势颇为乐观。明万历时在云南为官的谢肇淛，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明代对云南的文治，以及当时云南文化的发展。他说夏商周时期，云南虽处偏远，但仍是中原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滇虽远徼，亦荒服之内臣也”。周朝衰落后，云南与中央王朝时分时合，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控制不稳定。“六合瓜分，蛮夷猾夏，割据雄长，始与中华隔绝”，“历汉唐宋，虽或称臣贡土，而叛服靡常，莫制其命”。直至明朝平定云南，其才又在明朝的努力经营下，“文运弘开”，“上逼邹鲁”，大有赶超中原文化最为发达的“邹鲁”地区的势头。“高皇帝开天辟地，日月重朗，金马碧鸡之墟，始得与子男之列，方幅齿遇。至于今文运弘开，樵苏熙攘，蒸蒸上逼邹鲁。盖亘古以来所未有之盛，而亦滇万世之奇遇也。故列其分合之迹，以及天造建侯之详，俾后之人有所考焉。”[47]云南在明朝的广施教化下，许多落后的习俗发生变更，与中原地区趋同，“不百年而比迹中华”。“滇故夷也，侏
卉服，比于鹿豕，刀耕而火耨，茹毛而饮血，喜相劘，怒相齧，如斯而已。明圣继作，移风易俗，顿使黭瞀狉狞之习，不百年而比迹中华，争衡上国。”[48]
清人赵翼以滇池为题，说其在元朝以前，“徒成纳污泽，仅比流恶浍。腥涎吐蛟蜃，毒雾嘘蛇蛕。安能与四渎，班联附寮寀”。滇池就是当时云南野蛮落后的代表，根本无法跟中原的“四渎”比拟。但自元朝以来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畴，风气逐渐开化，“庸知近代来，版宇入竖亥。秀灵苞孕久，勃发若蓓蕾。风气开熊熊，人文起磊磊。几比甓社湖，荣光映珠琲。又如湘江流，香芷供撷采”，滇池也可与甓社湖、湘江等中原地区的湖泊相提并论了。赵翼所说实际是指云南文化在元明清时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因为中央王朝推及四方的声教政策，“洵觇声教讫，四远无弗逮”[49]。余庆远说地处滇藏川交界地带、自然条件恶劣的维西地区，自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后，“衣冠跄跻，皆有中华风……盖我圣朝德威被暨之远矣”[50]，生活习俗浸染中原风气，乃是得益于清朝德威并举的治理。道光时的云贵总督阮元曾写《游黑龙潭看唐梅》一首，由昆明黑龙潭的一株据说植于唐代的梅花，联想到云南古今治理的差异：“边功自坏鲜于手，仙树遂归南诏家。今日太平多雨露，当年万里隔烟霞。”[51]唐朝边将鲜于仲通贪立边功对南诏发动战争，致使云南与中原隔绝，这株梅花也“遂归南诏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对云南广施教化，使云南获致太平，与内地的联系变得紧密，跟“当年万里隔烟霞”的隔绝状态已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元明清时期来滇的中原人士，都颂扬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文治效果，多数只针对当朝，唯赵翼将元明清连贯起来看待。这些称颂固有美化之意，但也反映了中央王朝文教政策的施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使云南的文化习俗渐趋与内地划一，与元朝以前的状况已是大不相同，这也是中原人士将之比附中原的现实基础。《嘉庆重修一统志》说云南府“彬彬文献，与中州埒”[52]，表明清朝官方袭用了元以来中原人士的文字表达，实质也是认可了元以来云南的文化习俗渐趋与内地划一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