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关于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编审
吴文新 李谷悦[1]
【刘润为简介】河北丰润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受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组成员、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从事科学社会主义、文艺学研究。《九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主笔，《延安文艺大系》总主编。主要著作有《文心与文变》《文艺批判》《潮流之外》《当代思潮论集》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弘扬，使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肥沃的文化土壤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毕竟中华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东西，要使之发挥现实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扬弃和转化。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其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最重要的文化态度和方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两创”的文化态度和方法，我们采访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
一 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记者：我听一些学者讲，文化自信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个是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润为：你提的这个问题有相当的普遍性。近年来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经常会有老师和同学提出这个问题。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蕴藏如汪洋大海，文化名人似灿烂群星，文化影响若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吗？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怎么来的？
不错，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东邻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一衣带水的日本则频频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则表现得很不自信。岂止不自信，简直是文化自卑，甚至还有几分文化自虐。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就是这种文化不自信的总爆发。例如，胡适就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因此，他“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4]对中华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鲁迅，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钱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就必须废除孔学，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固然有五四先驱们思想方法片面的主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的大气候所决定的。当时的世界，正在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掠夺和征服，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农业文明中一直领先的中国一下子落后了，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与骄傲，反而成了被污辱、被欺凌的对象。这也就是说，世界历史进入了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然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罪吗？不能这样说。罪魁祸首是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是他们，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搞法，不弄灭亡那才怪呢？清末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曾经写道：“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前两句是对当时中国精神文化氛围的真实写照，后两句是他作为一位进步的爱国主义者发出的革故鼎新的激切呐喊。
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起衰振弱，使之重新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就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做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李大钊、方志敏、江竹筠、吉鸿昌、刘胡兰等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屠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尽忠报国”精神的升华，也就是说，他们在实践上对于传统伦理中的“忠”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摒弃了忠于封建君主的内核，而上升到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忠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高度。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才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中华传统文化才重新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自豪地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7]
记者：您说到这里，我明白了：今天我们重拾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在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我们就不可能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我们也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时期还不自信。是不是这个意思？
刘润为：是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红色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搞出两个支撑点，容易造成模糊认识，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到头来，甚至有可能把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的生机与活力搞掉。这岂不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囫囵吞枣地全盘接收传统文化，那就等同于盲目复古，必将导致社会的全面大倒退。接下来的问题是：强调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呢？没有，丝毫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好比吃面包。你说这面包好吃，难道不包含对于做这个面包的小麦的肯定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8]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
二 对精华与糟粕要进行辩证的分析
记者：要实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能够正确地区分精华与糟粕。在这方面，您能不能谈一些具体的意见？
刘润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毛主席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是科学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不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指导方针。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来辨别精华与糟粕。在这里，必须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比如，有人主张像挑好苹果与坏苹果一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
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形成一个整体。比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这个“志”就是要在东方复辟西周的奴隶制。你说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呢？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和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例如，古代的跪拜礼，对于今天来说是货真价实的糟粕。我们会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下跪呀？但是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的内容，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还不能完全算作糟粕。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更没有“呷哺呷哺”那样的高凳、高椅，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屈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方便的方式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了跪的姿势。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家伙站起来想干什么？打人呀？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再扑通跪下去，那动作就未免太夸张了。
又比如，19世纪末，康有为为推动变法，附会儒家的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主张用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化。为此，他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应当说，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这种理论来造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相对来说，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更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然而在事情过去100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几位自称“康党”的教授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了。这也就是说，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在今天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糟粕。他们这些人，无视现实，否定革命，歪曲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他们标榜尊重历史，其实他们最不尊重历史，连起码的实事求是都做不到。
记者：对于精华与糟粕，确实应当在普遍联系中去把握，在运动变化中去把握。实践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应当这样来理解？
刘润为：是这样的。一切在我们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中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在我们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中用不着、没好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
现在有些人对待传统文化，只是端坐书斋，死读书、读死书，远离实践、崇尚空谈，言不及义、引喻失义，这是很不好的。明清之交的大教育家颜元曾经尖锐批评过这种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他说，自宋代以来，尽管科举兴盛、儒士如云，然则“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困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才，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困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才，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9]双手葬送了国家，还要以圣贤自诩；山河破碎，还被史家吹嘘为多圣多贤之世，这构成了多么绝妙的讽刺！他认为，宋的灭亡，朱熹的理学负有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不唯宋代如此，明代的士大夫亦然。颜元指出：明末的那班士大夫，由于专事注疏读讲，腹无半点治国安邦之策，身无一射一御之技，所以一旦国家大难临头，一个个只能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捶胸顿足、泣涕涟涟，徒作“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王”的哀号。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事实证明，这些空疏无用的“文学儒雅之士”根本算不得什么人才。那么，究竟怎样的人是真正的人才呢？颜元认为，“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虽矫语性天，真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10]这就是说，只有具备真才实学，于时世有所裨益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这种人才的具体标准是：首先要有德，而不是那种言行不一、不分是非的乡愿。他说：“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无德犹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恶乡愿也。”[11]其次要有真才实学，而不能是那种袖手无用之徒。他说：“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斯为儒者之真。”[12]最后，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他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一事不能做……千古儒道之祸，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13]
我们在谈传统文化的时候，还要注意到自己的立场，不要忘记传统文化是有一定的阶级性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我们还能搞这一套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党的立场，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是我们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前提。
三 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
记者：从您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论断，是贯穿于认识、把握、应用中华传统文化全过程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方针。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刘润为：实践，还是实践。要根据实践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转化和发展。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儒学的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这里应当强调说明的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14]比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有什么“泛爱”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在从儒家思想中抽取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劳动者阶级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劳动者阶级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党曾经做过许多这方面的功课，例如，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强调：“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得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15]这就叫“古为今用”，这就叫“推陈出新”！
再比如我们“小康社会”的提法，也是个古代思想概念活用在今天的例子。小康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真够劳累困苦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呢？与小康相对的是大康，出自《诗经·唐风·蟋蟀》。作者是一位官员。他见蟋蟀入堂，天气转寒，岁月匆匆，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反复告诫自己：“毋己大康，职思其居”；“毋己大康，职思其外”；“毋己大康，职思其忧”。翻译过来就是：过度安乐不可取，分内之事要做好；过度安乐不可取，分外之事也要做；过度安乐不可取，要与国家同忧患。可见在先民那里，大康是指少数统治者的腐败生活，小康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祈盼的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礼记·礼运》则从政治的角度诠释小康的概念，认为小康是在私有制产生、战乱兴起以后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照顾各方利益、保障百姓生活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近3000年来，中国劳苦大众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总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直到1949年人民当家做主以后，这种企盼才成为可能。1979年，邓小平顺应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现实要求，提出建设“小康之家”，后来他解释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16]，“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17]。1986年，邓小平又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18]其后，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日臻完善和成熟，从而在由温饱到现代化之间划分出一个中间阶段。
记者：习近平同志不但为我们确定了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刘润为：你说得很对。在习近平同志的文章、讲话中，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比如，习近平同志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汲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勿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在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19]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
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灿烂花朵。
在未来的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必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中继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展望未来，中国必将成为文化软实力的大国和强国，中国必将凭借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世界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
记者：谢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1]吴文新，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李谷悦，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13页。
[3]《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667页。
[4]《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585页。
[5]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1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37页。
[9]（清）颜元：《颜元集·存学编》卷2《性理评》，中华书局，1987，第67～68页。
[10]（清）颜元：《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门》，中华书局，1987，第673页。
[11]（清）颜元：《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不为》，中华书局，1987，第686页。
[12]（清）颜元：《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须》，中华书局，1987，第670页。
[13]（清）颜元：《颜元集·朱子语类评》，中华书局，1987，第2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0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8～5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15～216页。
[19]出自《国语·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