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妖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日本“妖怪文化”的盛行并非偶然，与其百余年来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期，日本著名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开创了“妖怪学”这门学科，那之后，“妖怪”被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加以研究，虽然各个时期妖怪学研究的目的不相同，但百余年来研究从未中断。

柳田国男在谈到研究妖怪的重要性时说：“一个民族试图进行新的自我反省之时，它（妖怪）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别意外多的暗示的资源。我的目的是以此来窥见平常人的人生观，特别是信仰的推移。而且如果把这个方法稍加延伸，或者承认眼前的世相具有历史性，或许可以逐渐养成探究其因由的风习，理出使那些不迷不悟的俗物改宗的线索。”^[1]“日本的新旧宗教特别混杂，近日我们不通过妖怪传说无法窥知以前国民的自然观。”^[2] “只有这些是没有人想要用经常舶来的更为精妙之物去替代的东西。……令我们恐惧的这些东西，其最初的原始形态是什么样的？是什么东西经过了何种途径最终与复杂的人类的失误、戏谑结合在一起？幸或不幸，从邻里的大国我们长久以来借来了各种文化。但是，我想仅以此还不能说明日本的天狗、川童（即河童——笔者注）以及幽灵等东西的本质。我们似乎只能耐心地等待国家具备自我认识能力的一天的到来”^[3]，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日本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来主义”，天狗、川童、幽灵等均是从“邻里的大国”借去的，尽管如此，比起其他东西来，这些东西是“没有人想要用经常舶来的更为精妙之物去替代的”，因此，它其中蕴含着相对较多的日本本国的信仰与文化，实在是一个民族自我反省时的有力工具。在那个全盘西化的动荡年代，柳田国男透过它重新找到了本国文化的定位，寻回了日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固有信仰。这就是研究“妖怪”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那之后，日本的民俗学者继承了柳田国男的这一理念，日本的妖怪学研究呈现出了十分繁荣的景象，不仅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质量也达到了空前水平。

日本的妖怪热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使得我国的妖怪研究者开始反思。有网友在网上质疑：现在一提到“妖怪”就想到日本，我国从《山海经》开始就已经有大量“妖怪”了，为何“妖怪”成了日本的专利？《男人装》杂志在2012年第100期和第101期上制作了百鬼特辑，文中写道：“中国这上下五千年，关于鬼的传说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且贯穿了整个历史，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却从来没有一本像日本《百鬼夜行》这样系统的鬼怪图鉴，要知道，日本70%的鬼怪都起源于我国啊！”^[4]

确实，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庞大的“妖怪”文化宝库，《山海经》《白泽图》《搜神记》《述异记》《西游记》等，不胜枚举，这些都曾对日本产生过很大影响。然而，我国的妖怪与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命运一样，长期以来被作为“古代史的‘残余’，在还没有对它们加以深入的探讨之前，就认为这些文化形式在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和意义”。^[5]然而，这些信仰“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因而，研究它们“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的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6]。

中国的“妖怪”现象更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思维方式、原始信仰的反映，更是由统治阶级创造并大肆利用的工具。“妖怪”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各种思想冲突与融合的结果。透过“妖怪”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原始信仰，更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侧面。

“妖怪”一词由中国传到日本，伴随着词语的输入，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也传入日本。透过“妖怪”这扇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两国人民在原始信仰方面的异同，更可以窥见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为东亚思想交流史、文化交流史增添新的角度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