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常有低温冷冻之害，适合穿着保暖性强的棉织品，所以云南对棉花的需求量很大。云南由于各地产棉很少，所需棉花大都需要从外地进口。《滇海虞衡志》记载：“云南境内产棉甚少，仰赖外地输入，捆载而至者，由外地商贾经营，为入口大宗。”[1]为了解决云南缺棉问题，乾隆年间及民国初年云南曾经两次在全省范围推广植棉运动，但是并未达到良好的效果，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但似乎云南并不缺棉，清代乾隆年间，云南制造的挡炮棉牌不仅使云南军队装备充裕，甚至部分供给四川军队。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战争期间，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云南“制造挡牌”，“副将胡大勇称云南有挡炮棉牌，可备兵丁冲敌之用，是以议令豫备”，且云南所制“棉牌及棉甲二项，长途运送”，供给调往四川的军队。[2]这着实令人不解，明清史籍和所有的云南地方志从未见云南广泛种植棉花。即便现今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由于气候等原因，云南也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少量种植棉花。那么，清代云南人民日用所需棉织品和云南制造的军队所需“挡炮棉牌”“棉甲”等的棉花原料从何而来？
与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主要的产棉区之一，特别是缅甸南部和中部的黑棉花土壤区非常适宜棉花种植，缅甸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地区曼德勒、实阶、下亲墩、木谷具、第悦茂、敏建等县都是著名的产棉区。东南亚地区虽然盛产棉花，但是那里的气候炎热，不宜穿着棉制品，东南亚所产的棉花大部分被运往云南。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侍尧上奏：“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晏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3]由此记载可知，乾隆年间就有大量东南亚棉花运入云南。乾隆《腾越州志》记载：“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者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4]又据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19世纪20年代，每年运入云南的棉花，价值不下228万英镑，数量不下500万公斤。[5]可见，缅甸原棉运入云南数量很多。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以穿着质地轻盈、透气性较好的丝织衣物较为舒服，但是这一地区不宜植桑养蚕。所以每年都有大量丝绸从云南输往缅甸用来做纱笼。大约在蒲甘王朝时代，缅甸已有用中国生丝做原料织成的缅甸纱笼。哈威的《缅甸史》记载，1474年缅王梯诃都罗把用中国丝织成的纱笼赠送给锡兰国王。缅王曾下令：“如中国之丝，自陆道运来，不得销售国外，恐人民无衣也。”[6]到了清代，云南与缅甸的丝棉贸易更为繁荣。英国人亨利·玉尔在《1855年出使阿瓦记》中记载：1855年从缅甸输入云南的货物价值为23.5万英镑，其中棉花为22.5万英镑，从云南输出到缅甸的货物为18.7万英镑，其中丝为12万英镑。[7]从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记载中，可以看到从清代开始，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丝棉贸易的数量巨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很大。因此云南与东南亚，特别是与缅甸的传统通道是一条具有互补贸易特征的“南方丝绸之路”。云南与缅甸的丝棉贸易最为典型，本书基于此进行讨论。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云南与东南亚，特别是缅甸之间长期存在的丝棉贸易为切入点，对边疆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展开新视角的研究。
本书选择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丝棉贸易”从清代以来在云南与东南亚地理环境特殊性和差异性影响下，在近代全球市场化背景下成为推进云南近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贸易领域。19世纪末云南三关设立，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使云南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丝棉贸易”达到鼎盛，形成了典型的跨国结节经济区域经济。美国学者胡佛认为经济区域是“一个地区统一体，它既可以根据内部均质性划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结节区”[8]，主要根据区域内组成部分不同特点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将区域划分为同质区和结节区，前者是内部特征具有一致性，后者则是内部相互关系或共同利益的功能一体化。对于结节区，区域内部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则至关重要，其特点是两至三个实行专业分工的有机部分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由内部的转移媒介联结起来。[9]本书以“丝”“棉”两种最典型的带有结节区专业分工有机组成部分，彼此间相互补充的物品为媒介进行相关研究，体现了结节区的两至三个实行专业分工的有机部分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的典型特点，以此说明该跨国贸易结节区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特点。云南与东南亚的跨国区域贸易结节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代中前期，主要表现为滇缅双方参与或内部专业分工的有机体。到近代，特别是云南三关开放后，则是港口—枢纽—腹地跨国区域贸易，形成一种双扇形结构。东南亚沿海港口联结以关为基础形成的枢纽再深入云南腹地，甚至包括贵州、四川等地。港口的外延扇面不仅是缅甸，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展延到东亚、南亚、欧洲等。
“丝棉贸易”是清代以来云南与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形式，以往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论述中。本书借助历史地理学的方法，通过对丝棉贸易的深入研究，试图探讨云南与东南亚的贸易体系中如何体现跨国贸易互补性和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通过对云南与东南亚“丝棉贸易”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丝棉贸易影响下市场层级的情况和丝棉贸易市场的分布格局。根据海关报告中逐年的资料记载，借助统计和运算方法，研究丝棉贸易的进出口量以及各个阶段的贸易特征，改变以往对丝棉贸易研究只重视叙述，而缺乏定量的分析。本书以一些新的史料为研究基础，如中国旧海关贸易报告中有关云南部分的记载，辅之以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和西方人的考察报告，力求有所突破。本书可以为经济史、历史地理学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观点和思考，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丰富跨国区域贸易的研究内容。云南与东南亚丝棉贸易及跨国区域贸易是经济互补型的结节区，它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贸易有很大的区别，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模式，丰富了中国近代区域贸易的类型。
本书可以为今天云南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提供历史借鉴。现今，云南提出建设“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战略，提出不断提升云南对外开放水平的要求。我们应该认清形势，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从多方面积极促进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开创云南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云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应该利用好毗邻东南亚、南亚这一区位优势，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实现产业优化配置，繁荣口岸经济，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联系和发展，从而达到发展边疆经济、稳定社会发展的目的。从云南与东南亚的地理区位及其与全国经济联系的整体布局来看，云南在连接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作用。国际大通道的开辟，加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从国家整体布局战略的高度把云南从一个边疆省份直接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成为西部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由于东盟各国与中国市场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云南可以充分利用特殊地理位置，除了加强本省的经济发展外，还能为周边省份如贵州、四川等开拓东盟市场提供便捷的陆上通道，从而实现全国范围的区域市场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研究能够为现实需要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经验。
二 学术史回顾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以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为选题的专著，对于丝棉贸易的研究只散见在一些研究云南对外贸易或是云南经济史的论著和论文中。对清代以来云南与东南亚地区贸易的研究大致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1.云南与东南亚交通和贸易研究
论著主要有陆韧的《云南对外交通史》[10]，该著作第一次提出了清代以来云南与伊洛瓦底江流域形成了滇缅贸易经济带，丝棉贸易带动下表现为云南与东南亚的交通特征是双向互补的“南方丝绸之路”，而不仅仅是中国丝绸出口为表征的单向的“丝绸之路”，这一研究成为本书研究的重要导向和基础。此外，申旭的《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11]、贺圣达的《缅甸史》[12]、李珪的《云南近代经济史》[13]、董孟雄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14]、吴兴南的《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历程》[15]，这些论著对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都有涉及。
在论文方面，崔景明和陆韧的《元、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外经济交往》[16]一文以经济交往为主，探讨了元、明、清时期云南各民族对外经济交往的状况。吴晓亮以云南省博物馆藏的“洪盛祥”商号两部账册为主要线索，分析指出20世纪早期云南市场表现出步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些特征，文中还专门概括了云南棉货市场的区域特色。[17]赵小平认为明清以来，随着西南边疆开发不断深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贸易空前繁荣，对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商品生产。特别是到了清末，云南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国际区域市场中处于前沿、核心地位。[18]郭亚非、王菊映认为，云南与周边各国在地理上有较密切的联系，以此形成亲缘民族的经济关系，是云南与周边各国从事经济交往的基础。[19]在滇缅贸易研究方面，孙来臣利用中、英、缅三种文字资料，详细论述明清时期中缅的贸易关系，并通过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比较，阐明中缅贸易关系的特点。[20]冯立军分析了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的概况和明清政府对滇缅贸易的管理情况。[21]贺圣达和辛竞探讨了第一次英缅战争以前缅甸的经济状况。[22]颜星对古代至抗战时期的滇越交通贸易进行了梳理，并就交通贸易发展对近代云南经济及古代越南文化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讨。[23]周智生以滇印双方的交流历史为研究对象，以双方之间交通状况的演变、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商品流动与商人往来为对象，深入研究滇印间紧密的贸易联系。[24]
2.清代以来云南市场经济的研究
刘云明的专著《清代云南市场研究》[25]对清代云南商业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王福明对1875年至1911年云南省内、省外贸易、资本积累及市场结构和变化做了考察。[26]石俊杰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27]，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云南红河区域近代以来经济地理格局变化。肖良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将云贵作为一个区域来研究，探讨近代云贵区域市场开放，市场格局的演变。[28]赵铨对大理地区近代集市的数量、街期、类型、功能以及它与城市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29]吴兴南认为明清时期云南传统中心城市发展繁荣，城乡市场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发展为遍及全省城乡的市场网络。[30]
另外，近年以商人群体为对象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周智生的专著《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31]，以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商贾中的各民族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民族商人与近代滇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迁和互动关系，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罗群的专著《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32]以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为主线，分别揭示清代前期、晚清时期及民国时期三个不同的时间段，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发展的状况和特点，进而探讨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此外，林文勋《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33]探讨了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到云南主要从事的经济活动及影响。
3.清代以来云南农业及纺织业的研究
庞雪晨考证近代云南由种植美棉改为木棉的原因，文章认为20世纪30年代，云南初步奠定了种植美棉的基础，但是云南的生态环境不利于美棉生长，导致产棉纤维质量低，云南地方当局不得不重新拟订发展计划改植木棉另谋出路。[34]张笑春《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农业的开发》[35]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当局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倡导下，对粮食、茶叶、烟草、棉花等作物的开发过程。
对于云南纺织业的研究，学者在论及近代云南工业的状况时多有所涉及。陈征平的专著《云南工业史》[36]对从远古时期到近代的云南工业发展做了研究，书中第七章专门有一节对近代云南纺织工业的创办、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变化特点做了论述。此外，在一些论文中对近代云南纺织工业也做了研究。董孟雄、罗群的《近代云南的实业开拓者和理财家缪云台述论》[37]，论述了缪云台主持下的近代云南纺织工业的建立情况，探讨其对云南社会经济的贡献。林晓星、牛鸿斌的《略论近代云南工业发展的三个时期及其性质和影响》[38]一文中认为云南纺织厂购置了当时国内最新式的纺织机械，使云南纺织工业迅速进入近代化的行列，产量增加，大大满足了云南对棉制品的需求。
4.对云南近代化的研究
潘先林提出“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探讨在近代化背景影响下边疆各少数民族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的努力及在此过程中相关的观念转变、经济文化发展等。[39]毛立坤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时期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1869—1911）》[40]第六章中以蒙自口岸的贸易额为研究样本，探讨晚清时期香港与云南的贸易关系，分析两地贸易的特点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影响香港与蒙自贸易的各种因素。杨伟兵的《近代化进程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以中国西南为中心》[41]，以近代化空间进程中“腹地型”代表之一的西南地区为中心，从近代化视角对区域史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做若干评论和思考。梁宏志认为1889年蒙自关和滇越铁路的开通，云南对外贸易日趋繁荣，西方金融业的开办，云南传统市场结构出现转型，是云南与内地一道迈入近代化的历程。[42]徐亚鹏论述了腾冲自开关以后市镇经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而繁荣。[43]袁国友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滇港贸易问题研究》[44]论述了近代云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活动和贸易关系，认为在云南近代对外贸易史上，滇港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云南对外贸易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
在国外研究中，对云南与东南亚丝棉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国学者中。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45]一书中从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切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做了全面研究，研究视角和方法有一定的突破。他的一篇文章中以19世纪后半期的镇江海关报告为基础研究地方市场地理系统的数字化问题。[46]日本学者吉松久美子主要研究祖籍是云南的回族穆斯林及其后裔——缅甸的少数民族“潘泰人”（Panthay）——移居缅甸的情况，认为滇籍穆斯林从事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跨境马帮贸易有悠久的历史，文章论述了云南回族商人从事商业贸易的情况，其中就涉及滇缅的丝棉贸易。[47]萩原弘明有专篇论文论述近代缅甸与中国的棉花贸易。[48]
学者们对清代云南与东南亚跨国区域贸易的研究和探讨，可谓成果丰硕，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缺憾，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丝棉贸易引起的云南产业格局的变化和市场网络和贸易流通的研究互相分离，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有学者虽然注意到了云南与东南亚这一重要的贸易，但大多只是对这一特点做一般性描述，缺乏对丝棉贸易的销售流通和市场网络格局特点的探讨。此外，由丝棉贸易带来的云南经济格局的转变以及对云南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也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论文，没有将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对云南经济格局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第二，在研究中缺乏新方法的引入。目前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局限在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上，即过于注重定性描述和陈述史实的方法。
第三，新资料利用不足，特别是对云南旧海关贸易报告中有关丝棉贸易的记载没有充分利用。目前，利用云南旧海关贸易报告为主要资料的研究主要有杨伟兵和杨斌利用蒙自关海关贸易报告做了近代云南锡业地理研究[49]，石俊杰利用蒙自关海关贸易报告研究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50]此外，还有毛立坤的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也利用了旧海关报告。[51]这些研究利用较多的是蒙自关海关报告，而借助腾越关和思茅关的海关资料对云南与东南亚丝棉贸易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
三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相关方法，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来解析云南与东南亚丝棉贸易兴盛的原因。借助区域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丝棉贸易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分析比较，分析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互补性的经济特点，探析云南因国际、省际贸易而形成的跨国区域市场。对丝棉贸易运销量、价值的讨论，必须以大量的数据统计和运算为基础，因此，定量分析的引入和表达是必需的，事实上，对丝棉贸易的变化规律的解释与分析也离不开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此外，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中与现实关系最紧密的一门学问。在本研究过程中我们对滇西地区所做的实地考察，将这些亲历的考察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也可以为深入本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区域经济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与经济要素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经济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地理概念，它反映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其问题，尤其是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海洋亚洲史”，主张从海洋角度重新审视和定位近代亚洲，重新构建近代亚洲的历史。[52]受此启发，戴一峰以近代福建区域经济研究为例，考察了“环中国海区域”的跨国区域，他未将区域囿于民族国家疆域内，而是将区域的界限放大到跨国区域，将历史上有密切经济联系的跨国地区列入区域研究范畴，指出闽粤与东南亚及日本的经贸关系尤其密切，可能胜于与中国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53]
滨下武志和戴一峰提出的跨国贸易区理论，为本书研究提供理论思考的基础。云南是一个内陆地区，自身没有港口，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边疆性，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已经形成了跨国贸易区域。至迟从18世纪开始，以“丝”“棉”贸易为特征形成了滇缅跨国互补区域贸易，其特点是其专业分工为丝的原料生产在中国的云南和四川，棉原料生产在缅甸，即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进行原料生产。而丝的织造业除了在原产地云南、四川外，很大一部分转移到缅甸，缅甸是中国生丝的主要消费地和部分织造地；棉则反之，原棉产自缅甸，但缅甸棉花的主要消费地在云南，云南甚至形成了发达的棉纺业，因而形成了两国或两地交叉且深度嵌入、相互补充的区域经济。在这个区域经济里，内部转移的媒介则是贸易，是丝棉贸易形成的贸易体系将这个跨国区域经济联结起来。近代，特别是蒙自、思茅、腾越三关开放后，云南与东南亚形成双扇形跨国区域经济。东南亚沿海港口联结形成的枢纽深入云南腹地，甚至包括贵州、四川等省份；而港口的外延扇面不仅是缅甸，还包括整个东南亚，甚至展延到南亚、东亚、欧洲等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港口-海关-腹地型的双扇形结构。这种双扇形结构在腾越关最能体现，四川所产黄丝主要经腾越关出口销往缅甸、印度等国家；缅甸、印度、英国等国的棉织品经腾越关输入，并运往云南各地及贵州、四川等地销售。为清晰简明地解析这个跨国贸易区，本书选取“丝”“棉”两种最典型的带有结节区专业分工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补充的物品为媒介进行相关研究，以此说明云南与东南亚跨国贸易区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特点。
施坚雅认为每个宏观区域的市场范围均可分为中心和边缘两部分，而且从中心向边缘依次等距离展开为若干蜂窝状六边形，即每一个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中心都被若干低一级的次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此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因此，中国的商业城镇和市场分布呈现出一种层级结构。[54]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标志，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55]单强在研究江南城市市场的情况时就借鉴了施坚雅的相关理论，认为“建立在初级、中级市场基础之上的是城市高级市场，该体系又可分为3个层次，区域性大都市、地区性大城市和一般城市”[56]。张萍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57]充分利用施坚雅的“中心地”和市场层级理论，用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本书将借助施坚雅的市场层级理论来剖析由丝棉贸易所构成的云南市场的发展格局以及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云南的丝棉贸易市场与地方市场紧密联系，通过对丝棉贸易市场的解析，探讨云南市场的层级情况。
四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
文献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本书主要是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相关资料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中国旧海关报告和档案资料。主要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的《中国旧海关史料》中云南蒙自关、思茅关、腾越关三关的记载，包括年度报告和十年报告，这套海关贸易报告是本书研究的主要资料之一。《中国旧海关史料》有170册，记载时间跨度90年，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反映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等状况。按照开关时间，蒙自关的报告从1889年开始，思茅关从1897年开始，腾越关自1902年开始。《中国旧海关史料》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大致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贸易统计，第二部分为贸易报告，内容所涉及的省份和城市多达60余个。在贸易统计方面，《中国旧海关史料》以贸易年刊为主，主要内容涉及当时贸易、汇兑、关税、金融等方面，而且按年、关口、国别分别列出了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数据。在每年的贸易报关中，各关口将发生在本地区的重大事件进行上报，并对本关的贸易状况做一个总结性的概述，对影响贸易状况的因素一一分析陈述。所以书中有大量的调查资料，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宗教、交通、地方行政、社会状况等，内容非常丰富，弥补了大量正史和地方志中所没有的原始调查数据。由此可见，“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中国近代史最为系统完整的资料”。[58]此外，本书还利用地方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主要是云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关于云南地方经济和云南纺织厂的资料，通过档案资料来分析云南纺织厂建立的情况和对西南地区经济的贡献，并深入探讨丝棉贸易对云南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第二类为《清实录》《清史稿》等清代正史资料及清代的文集、游记资料，这部分资料主要用于解析清代传统丝棉贸易的状况和特点。第三类为清代云南地方志资料、民国年间云南省通志馆征集的云南各县的地志资料和云南文史资料。通过对方志资料的查找和梳理，厘清云南传统手工棉纺织工业的分布情况、云南市场的层级状况和丝棉贸易市场的分布情况。第四类为晚清至民国年间外国人对云南及缅甸、越南等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外文考察报告和相关评论。这些资料多为作者亲自观察记录的资料，其中有很多关于丝棉贸易的记载，可以重现当时丝棉贸易的情况。第五类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以及现代学者对云南对外贸易史的研究著作及论文。民国时期的著作，如张肖梅的《云南经济》、郭垣的《云南省经济问题》、万湘澄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等，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在陆韧教授的带领下，笔者曾到保山、腾冲、梁河、瑞丽等地区实地考察，收集了一些资料和访谈记录，成为文献资料的补充。
[1] （清）檀萃著、宋文熙校注《滇海虞衡志校注》卷9，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217页。
[2]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三十三，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
[3]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千三十一，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戊午。
[4] （清）屠述濂修，文明元、马勇点校《云南〈腾越州志〉点校》卷三，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60页。
[5] 钦貌妙：《缅王统治时期缅甸的棉花贸易》，载缅甸英文杂志《前卫》1971年第4期，转引自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214页。
[6] 〔英〕哈威著《缅甸史》，姚楠译，商务印书馆，1957，第362页。
[7] 亨利·玉尔：《1855年出使阿瓦记》（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第148～149页，转引自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497页。
[8] 〔美〕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188页。
[9] 〔美〕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176页。
[10]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1] 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
[12] 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
[13] 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14] 董孟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15] 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历程》，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16] 崔景明、陆韧：《元、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战线》1998年第4期。
[17] 吴晓亮：《20世纪前期云南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以云南省博物馆藏商号“洪盛祥”的两部账册为个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8] 赵小平：《明清云南边疆对外贸易与国际区域市场的拓展》，《历史教学》（高教版）2009年第2期。
[19] 郭亚非、王菊映：《云南与东南亚各国的早期经济交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1997年第2期。
[20] 孙来臣：《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及其特点》，《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
[21] 冯立军：《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22] 贺圣达、辛竞：《英国入侵前的缅甸经济》，《东南亚》1986年第4期。
[23] 颜星：《历史上的滇越交通贸易及其影响》，《学术探索》2002年第4期。
[24] 周智生：《寻找断落的链环——中国云南与印度的历史联系》，《南亚研究季刊》2001年第2期。
[25] 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6] 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7] 石俊杰：《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0。
[28] 肖良武：《云贵区域市场研究（1889—1945）》，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
[29] 赵铨：《云南大理地区的近代集市》，《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0] 吴兴南：《明清两代云南商业发展概述》，《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5期。
[31] 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2] 罗群：《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3] 林文勋：《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34] 庞雪晨：《近代云南美棉改植木棉缘由的考证》，《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5] 张笑春：《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农业的开发》，《云南文史丛刊》1991年第4期。
[36] 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37] 董孟雄、罗群：《近代云南的实业开拓者和理财家缪云台述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38] 林晓星、牛鸿斌：《略论近代云南工业发展的三个时期及其性质和影响》，《昆明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
[39] 潘先林：《“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与“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40] 毛立坤：《晚清时期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1869—1911）》，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
[41] 杨伟兵：《近代化进程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以中国西南为中心》，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第374～386页。
[42] 梁宏志：《蒙自开关与近代云南市场结构变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3] 徐亚鹏：《晚清云南腾冲城市经济的转变浅探》，《科技经济市场》2006年第3期。
[44] 袁国友：《近代滇港贸易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02。
[45] 〔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6] 〔日〕滨下武志：《从开埠市场到地方市场——19世纪后半期镇江海关报告与地方市场地理信息的数字化》，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清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1月。
[47] 〔日〕吉松久美子：《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涂华忠译，姚继德审校，《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
[48] 〔日〕萩原弘明：《近代缅甸棉花输向中国的中心：关于缅甸的贸易道路》，1956年文科报告第5号历史编第2集。
[49] 杨斌、杨伟兵：《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销（1884—1943）》，《历史地理》第23辑；杨斌：《近代云南个旧锡矿地理研究（1884—1949年）》，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
[50] 石俊杰：《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0。
[51] 毛立坤：《晚清时期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1869—1911）》，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毛立坤：《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毛立坤：《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
[52] 〔日〕滨下武志：《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东京）山川出版社，1999。
[53] 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岳麓书社，2004。
[54]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
[55]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56] 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第71页。
[57] 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4。
[58] 吴松弟、方书生：《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