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南非在南非印度人问题上的博弈
自19世纪末以来，南非印度人为维护自身的平等权益，开始在甘地的领导下走向有组织的斗争。面对印度人的团结与抵制，南非白人政权在歧视印度人上有所收敛。但南非印度人总体上遭受排挤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数年来遣返印度人的计划收效甚微的背景下，种族隔离政权不得不将处理印度人问题的思路由“对外”转向“对内”，试图在南非国内总体种族不平等的体系框架下解决印度人的地位问题。在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与安全等因素的驱动下，印度民族人士越发对南非印度人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表示关注。但受国家地位与实力的限制，独立之初的印度政府对南非白人政权制定了以“非暴力”为主旨的抵制政策。
一 南非印度人的早期斗争
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歧视举动，遭到印度早期民族人士的强烈抗议。南非印度人在甘地的领导下，以舆论宣传、消极抵抗等方式，积极争取印度人的平等权益，抵制白人当局对南非印度人的歧视与遣返政策。
（一）甘地领导南非印度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甘地率领南非印度人同白人当局展开有组织的斗争。1893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作为比勒陀利亚一位印度人客户的律师代表来到南非，解决那位印度人与另一个印度人商人之间的法律纠纷。面对印度人被歧视的遭遇，甘地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坚持殖民政府应该严格执行1858年的维多利亚皇后声明，此声明中，维多利亚皇后许诺印度臣民与帝国其他臣民享有平等的地位，反对印度人被歧视。在职业者与商人的支持下，1894年5月，甘地组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1903年，甘地创办周刊《印度人舆论》（Indian Opinion），以积极为争取印度人平等和公平权利发声。甘地还代表印度人向印度政府和英国殖民办公室请愿，动员舆论支持，呼吁停止种族歧视政策。不仅如此，甘地在德班、约翰内斯堡先后建立凤凰城定居地、托尔斯泰农场，为反对歧视而遭受拘捕的家庭提供庇护。1907年5月，甘地在南非发起首次消极抵抗运动，拒绝登记证。在甘地的影响下，德兰士瓦印度人也成立印度人大会。
在“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冲击下，南非总理扬·史末资将军推迟白人政府对德兰士瓦印度人的登记，废除针对印度人的3英镑人头税，正式承认印度教、伊斯兰教仪式下的婚姻。1908年，超过3000名印度人在约翰内斯堡聚会，并烧毁通行证。受此影响，史末资迅即表示将与内阁部长加强协商，废除通行证法等所有歧视法律。甘地因此认为其在南非的工作已经完成，于是在1914年离开南非，回到印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南非印度人状况有所改善，但史末资将军没有成功劝说或影响内阁部长废除所有反对印度人的法律，印度人仍旧被视为二等公民。
（二）甘地率领南非印度人捍卫所享有的既得权益
南非印度人继续争取与白人平等的权益。1913年的南非《联邦法》阻止定居南非的大多数印度人的妻子进入南非，拒绝所有形式的非基督教仪式的婚姻。此举引起已经定居在南非的印度人的愤怒。甘地发起第二阶段的消极抵抗运动，主张已定居南非的印度人亲属应该获准进入南非。在甘地的坚持下，1914年的《甘地-史末资协议》对单纯由于亲属关系而进入南非的新印度移民没有质疑。一战期间，由于南非印度人和英属印度殖民地对英国的贡献，印度在英帝国联邦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借此机遇，英属印度政府在1917～1929年的一系列英帝国会议上，多次提及印度人平等待遇问题。但南非政府一再强调印度人问题是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问题。1923年，史末资将军亦将印度人、非洲人与“有色人”归类为非白人，认为没有必要与理由对印度人和非洲土著人做出任何区分。[15]这引发寻求与白人平等地位的印度人的强烈不满。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人倡导自身权益的努力，不应脱离南非国内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总体实践。
（三）南非印度人抵制白人政府的遣返政策
南非白人当局不同形式的遣返政策引起印度人的反感。1925年，南非议会推出《区域居留地与移民限制法》，进一步限制亚洲人移民南非。为平息国内白人的怨恨情绪，1927年，南非政府与印度政府签署《开普敦协议》，表示将通过采取自愿或协助遣送的方式，将南非印度人的规模降至最低水平；允许已经定居南非的印度人的亲属入境；改善已滞留在南非的印度人境况，作为协助，英属印度政府将在南非设立印度代理等。这对南非而言，等于明确承认南非国内的印度人为南非居民，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遣返印度人回印度的计划失败后，白人对印度人渗透到白人区域的忧虑剧增。印度人口在1921～1938年增加3倍，为避免法令或法制中涉及对印度人所有权和居住权的隔离等内容，印度人社团领导人同意非正式的自愿隔离。1936年，南非印度人大会许诺采取自愿行动，答应在亚洲公司里不再雇用欧洲妇女，以防止公司的经营许可证被吊销。1939年，纳塔尔印度人联盟向内政部部长保证采取自愿性行动，将印度人渗透到欧洲人地区的概率减少到最低限度。为阻止印度人在欧洲人居住的区域购买财产，1943年，联邦政府颁布《贸易和占用土地的限制条例草案》，即《隔离法》（Pegging Bill）。这遭到印度驻南非代理的反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南非印度人淡化与非洲人和“有色人”的团结，不愿与其合作，也不愿共同反对白人的种族政策，而是将焦点放在追求与白人同等的待遇与特权上。不过，与此同时，南非印度人内部因在抵制《隔离法》的策略上存在差异而走向分裂。一些因种族隔离改革而获得一定利益的印度人群，主张继续采取自愿隔离的政策，以保存他们在欧洲人居住区的投资权益，避免法律层面造成对他们的隔离；一些平民身份的印度人则组建反对隔离理事会。前者认为为改善待遇，应向印度政府和英国等外部世界力量寻求帮助，后者则认为既然他们是南非人，就不应该向印度寻求帮助，而是在南非国内寻求其他黑人的理解与支持。1944年的南非印度人大会（SAIC），号召与其他非欧洲人追求共同的政治、教育和经济事业。这得到反对隔离理事会成员的支持。[16]
二 印度民族人士关注南非印度人的动因
南非印度人问题成为影响印度尼赫鲁政府与南非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印度早期民族人士看来，捍卫南非印度人的权益、抵制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仅是出于印度民族情感、国家安全的考虑，还事关其建国理念及其倡导的《联合国宪章》精神。
（一）民族情感是促使印度关注南非印度人问题的初衷
白人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引起了印度早期民族人士的反抗。19世纪后期，印度现代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著名领袖甘地首次来到南非城市德班，在遭遇一系列侮辱与歧视后，从1893年起就组织南非印度人展开“非暴力”抗争。次年，他组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这是首个南非印度人政治团体。在1896年回到印度后，甘地就南非印度人面临的难题向印度民族解放人士发表系列演说。受此影响。1912年，尼赫鲁发起其第一次政治活动——为南非的抵抗者筹集资金。[17]1927年，印度国大党通过了谴责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文件。[18]1946年，时任印度临时政府总理的尼赫鲁表示：“我们反对任何对其他人民的控制，以及给予其他民族的特殊地位。无论我们的民族去任何地方，都有权争取平等和有尊严的待遇，我们不能接受对他们的任何歧视。”20世纪50～60年代，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贝纳格尔·纳尔辛劳爵士认为，对南非印度后裔社区的歧视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印度国际形象的问题。[19]
（二） 南非印度人问题在英帝国时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印度的殖民地地位与英帝国的不情愿介入态度，导致南非印度人问题长期悬而未决。1908年，印度国大党认为英帝国下的自治政府无情地损害印度人的利益，恳请英国议会和印度政府关注印度人问题。1918年的英帝国互惠决议，一方面认为应为访问与短暂居住的印度人提供设施，居住海外的印度人应被允许携带他们的妻子和未成年孩子等；另一方面则确认帝国下的每个国家具有通过限制移民以控制人口的权力。1921年，英帝国会议在肯定英联邦成员国拥有自由决定人口构成权力原则的同时，表示为加强英联邦成员国的团结，希望印度人的公民权应得到承认。南非对此表示拒绝，认为南非整个体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平等是宪法的基石，不能牺牲南非的整体状况来解决印度人问题，不能在否定南非其他有色公民权利之际，而给予印度人政治权利。1923年，南非总理史末资声称印度人问题是南非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1924年，印度首次提出以圆桌会议的方式解决印度和南非间的问题，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但遭到南非的拒绝。出于对1943年南非通过的《贸易和占用土地的限制条例草案》的抗议，同年，印度通过《互惠法》，规定对在英联邦中限制印度人的国家的国民给予同等的限制。1944年11月3日，该法正式生效。针对1946年6月3日的南非《亚洲人土地使用和印度人代表法》，印度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指控南非政府制定歧视南非印度人的法律。
（三）印度将种族主义视为对其自由和安全的威胁
尼赫鲁认为，“尽管非洲与印度因印度洋而分开，但从一种意义上讲，非洲是我们的近邻”。1946年6月，在印度即将独立之际，尼赫鲁向美洲非洲事务理事会发慰问电，表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其发源地被摧毁，但它们的精神仍然存在，在南非，白人当局以典型的纳粹方式对待印度人和非洲人。1946年9月1日，尼赫鲁担任印度过渡政府外交部部长，并发表首次正式官方广播演说，号召公众关注南非发生的事件，警告“如果继续容忍种族原则，将不可避免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尼赫鲁认为，如果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与印度相隔印度洋的非洲地区还顽强存在的话，印度辛苦赢得的自由将不会持久，“在南非，种族主义是国家的原则，我们的民族在发动一场反对少数种族人独裁的英勇斗争，如果将来继续忍耐种族原则的话，势必将导致广泛的冲突和世界性的灾难”。[20]
（四） 印度与南非在相关政策和理念上存在分歧
印度和南非都是《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而《联合国宪章》主张平等、博爱及普遍人权观念，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南非联邦政治领袖史末资参与《联合国宪章》序言的制定工作。在南非等国的努力下，“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的条款被写入宪章序言。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将世界人权纳入国际法范畴。不过，同年，南非右翼政党国民党上台，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21]
印度由此认为南非不断公然强化其种族隔离制度的各项措施与法律，完全不理会印度等国的反对呼声，无视联合国通过的相关决议，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蔑视。独立后的印度效仿英国，推行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印度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不可接触制，废除贱民制度，政府应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切实提高原贱民和部落居民地位做出必要的安排，规定在印度人民院和邦立法院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按人口比例保留席位，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一名由总统任命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专员，负责监督宪法有关规定的落实等。[22]这都与南非推行的种族歧视理念相冲突，更何况在印度独立之后的不到一年，种族隔离制度却在南非合法化。针对英国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相类比的观点，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潘蒂夫人表示：“在印度，我们在尽全力、尽可能地消除过去遗留下的社会恶习，我们不寻求在印度和世界舆论面前，表明此举的合理性。”[23]
三 印度抵制南非的“非暴力”政策取向
独立之后的印度对非洲（包括对南非）的外交政策，深受印度独立领导人思想的影响。正因如此，影响印度对南非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在独立之前就已存在，特别是甘地1914年回到印度担任印度国大党的领导后，其将在南非争取印度裔平等权益的斗争变成一个追求国家独立的民族运动。1927年的印度国大党马德拉斯会议，通过了谴责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这为印度未来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具体的规范。
1947年获得独立的印度在发展与南非关系上面临诸多难题。首先，南非白人政权执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发展为种族隔离政策，形成了领地隔离、宗教隔离、婚姻隔离等种族隔离政策的多种表现形式，这导致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流血和冲突。南非非国大组织自1912年以来就开始了激烈的抵抗斗争。其次，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在那里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进行同样程度的非人道行为。最后，就非洲而言，除了南非所在的南部非洲地区，整个非洲几乎都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针对当时的非洲局势，印度尼赫鲁政府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采取了“非暴力”抵抗政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反对种族主义，支持殖民地人民自治。1949年，尼赫鲁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认为消灭种族歧视、匮乏、疾病和漠视是印度的外交目标之一。[24]当20世纪50年代早期非洲白人势力成立“中非联邦”时，尼赫鲁总理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利于加固种族歧视，宣称印度将以非军事手段抵制任何地方的种族歧视。（2）向非洲的“非暴力”自由运动提供支持，支持亚洲与非洲的团结。1948年，印度国大党制定以友好、合作、和平与非军事介入为宗旨的外交政策。在1955年4月18～24日的万隆会议上，在没有南非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尼赫鲁提到非洲的巨大痛苦，认为“非洲面临比亚洲还要大的悲剧，亚洲有责任帮助非洲，因为我们是姐妹洲”。（3）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对联合国有关非洲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事业给予充分的支持。（4）断绝与南非的贸易与外交联系。随着1860年印度人移民来到纳塔尔，印度与南非的贸易也逐渐获得发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印度与南非贸易在1944～1945年达到顶峰。1945～1946年，印度对南非出口在印度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3%，从南非的进口占印度总进口的1%。南非是印度在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占印度对非洲出口的22%。[25]但从1946年起，印度减少了与南非的贸易联系（当时与南非的贸易约占印度总贸易的5%），并终止与南非的贸易协议。鉴于南非对联合国相关决议的蔑视，1954年，印度撤回驻南非专员，成为第一个同南非彻底切断经贸与外交关系的国家。
大体上讲，印度支持“非暴力”斗争方式抵制南非，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印度独立经历的影响。印度自身主要是通过“非暴力”斗争的方式获得了独立，“非暴力”源于印度宗教思想中的仁爱主义，其崇尚仁爱、戒杀和自制等信条。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独立初期的民族人士对“非暴力”斗争方式持肯定态度，对国家的军事潜力几无所知，军队在19世纪50年代甚至遭到“国大党政府继母般的对待”。除此之外，尼赫鲁、伐拉白·巴德尔、阿扎德等主要领导人，是刚刚独立的印度的重要机构——部长理事会的重要成员。由于他们的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非暴力、和平方式的内容。如强调国际和平与安全，主张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和平解决争端、不结盟；支持亚非国家，主张亚非团结；相信联合国，并全力支持联合国，反对军事对抗性的军事集团；等等。二是印度经济条件的限制。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严重后果。独立不久的印度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国民生活水平低，农业发展停滞，工业发展缺少资金。印度认为强调支持“非暴力”斗争政策，能为其寻求尽可能多的经济援助，获得美国、苏联与日本等国的支持，认为如果爆发战争、军备竞赛或者参与冷战的话，印度发展计划将不可能获得成功。在经济与外交的关系上，尼赫鲁总理认为在形成正确的经济政策之前，印度的外交政策将是相当模糊的、相当不成型的和探索中的。[26]他强调发展经济为国家当务之急。三是印度封闭性经济政策的制约。尼赫鲁总理强调外交政策从长期看是经济政策的分支。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国大党在筹划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1年）期间，确立了“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建设目标，该社会类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别于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强调在国家控制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自力更生与社会公正，从而确立封闭性的半管制经济体制，使印度国民经济几乎同世界经济脱离，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度不愿过多涉足域外事务。四是非洲非殖民化历程的加速推进。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殖民势力持续从非洲大陆撤出。1960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发表题为“改革之风吹遍非洲”的演讲，并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印度由此认为英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已是大势所趋，这些殖民地的解放可以用最少暴力的方式获得成功。
四 印度南非在南非印度人问题上博弈的影响
以捍卫白人文明自居的南非政权，在西方殖民大国的支持下，对包括印度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谴责采取忽视与抵制态度。客观而言，20世纪中期，印度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所取得的成效有限。尽管如此，印度的努力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南非国内印度人的自由解放事业，促使南非白人当局调整对境内印度人的政策与认知，而且推动世界舆论对种族隔离问题的关注。从印度对非洲政策的总体框架看，印度对南非白人政权的强烈抵制政策，明显不同于印度对非洲英属、法属与葡属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相对轻视态度。
（一）影响和推动世界与南非国内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由于印度人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加之南非白人政权对南非印度人、非洲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长期以来，南非印度人处于被排斥的孤立境地。尽管印度政府在大力维护南非印度人权益的过程中面临多重阻力，但其推动国际社会更关注南非国内的人权状况，并最终促使白人当局、黑人民族人士改善对南非印度人地位的认知。
1.印度成为国际上较早反对种族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印度维护南非印度人权益的斗争，对于聚集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和非洲其他地区殖民统治的世界舆论，以及以后扩大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具有一定的奠基意义。20世纪60年代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没有恢复，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很少，联合国议程被西方国家主导。印度在联合国维护南非印度人权益的斗争，首次凸显联合国宣称的高尚原则与一些成员国所制定和执行的种族歧视政策之间的矛盾，从而开始唤醒联合国对种族问题的关注意识。1952年，联合国在南非联邦的强烈抗议声中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南非种族状况，并发布相关报告，认为南非在1954～1955年持续通过的系列法律，不符合南非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下的义务。根据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组建南非联邦种族问题斡旋委员会，这是首个为调查南非有色族群状况而设立的机构，该委员会的会议和发布的3个报告唤起了全世界对种族隔离政策与实践的广泛关注。[27]
2.印度推动南非白人当局改变对其国内印度人归属的认知
尽管白人进入纳塔尔比印度人只早数十年，外来人群的概念只是相对于非洲土著人而言，但起初的南非白人也将印度人视为外来人，其所主张的种族隔离的概念也是否定印度人融入白人社会的任何尝试。他们甚至将印度人描绘为生活习惯不良、不可同化的外来人群。之后，南非白人政权又逐渐认为印度人与非洲土著人同为低等人群。南非宪法更是只承认两个种族——白人和“有色人”。[28]1923年，南非总理史末资将印度人、非洲人和“有色人”统一归类为非白人。针对印度在联合国倡导的印度人议案，南非政府多次强调其国内的印度人问题为南非内部问题，即印度人是南非人群不可分割的部分，对印度人的处理是自己的责任。
3.印度的努力对南非人民自由解放斗争产生积极影响
印度对南非的贸易禁运，一方面给刚刚独立的印度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为对遭受两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的印度来说，当时正是亟须发展经济、需要外部贸易、解决外汇奇缺、巩固其独立之时。印度却成为世界范围内从1954年起对南非进行全面抵制的国家，这种抵制一直持续到1992年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但另一方面亦打击了南非白人政权的经济利益。在印度的贸易制裁下，南非黄麻袋急剧短缺，不得不对黄麻袋进行控制，并对纸包装和其他取代黄麻袋的材料的可行性加以研究。此外，印度通过对联合国决议的倡导等措施，揭示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有利于非洲人更好理解南非印度人的地位和命运，推动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团结，使非洲人不再视印度人为对手，而是作为共同斗争的伙伴。如1923年，非洲民族主义者正式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宗旨是维护非洲人的民族权益，反对白人的种族统治。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曼德拉、坦博等在当时也只支持非洲民族主义，反对与印度人社团的联合行动，认为“多种族主义”的口号不能唤起非洲人的民族意识，不能使非洲人在心理上摆脱自卑和对白人的依赖，主张非洲人自己干。但受南非印度人的斗争，以及印度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提供巨大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到1952年，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转向支持包括印度人在内的所有南非人的包容性民族主义。[29]
不过，尼赫鲁支持非洲“非暴力”解放政策遭到多方的抵制。其一，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拒绝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印度认为，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国内司法无助于解决南非印度人问题。[30]但南非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章第七条，指出南非印度人问题须在南非的司法管辖范围内加以解决，[31]联合国的议程应删除南非印度人议题，并指出众多联合国成员不会容忍联合国对其内政的干涉。南非总理马兰声称，他不会容忍联合国等外部势力干涉南非内政，表示他将领导国民党政府全面执行种族隔离制度。其二，以西方文明维护者自居的南非获得欧美国家的声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把南非视为不可或缺的“真诚”的反共盟友，公开抵制国际组织对南非的武器禁运。1951年，美国、南非签订联合防务援助协议。美国坚称南非的种族政策是南非自己的内部事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不得干涉，强调种族问题在全世界普遍存在，非某一个国家独有，反对联合国就南非种族议题展开专门讨论。[32]其三，联合国规则与印度外交政策的羁绊。1960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联合国议程，印度致力于不结盟政策，不愿卷入冷战的旋涡。苏联在南非问题上对印度的支持也不够明确。第三次联合国大会期间，苏联甚至反对在《世界人权宣言》相关条款下讨论南非印度人议题。此外，截至1946年，仅有4个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和10个亚洲国家加入联合国，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通过需要2/3以上成员的首肯。这对印度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从1947年到1948年，印度呼吁召开圆桌会议以解决南非印度人问题，在决议投票中，只有31票支持，19票反对，6票弃权，联合国大会因此未就此议题发出任何倡议。其四，西方舆论的谴责。印度抵制白人歧视政策引发一些英国公众的不满，他们谴责尼赫鲁为非洲争取平等而斗争，认为当英国放弃对印度的责任时，引发500万人被杀害或被迫流离失所，不是在非洲，而是在印度，认为尼赫鲁捍卫非洲印度人权利的观点，无助于缓解印度人同非洲白人的关系。
（二）印度与南非的争执不同于印度对非洲其他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
尽管印度强调支持非洲“非暴力”的自由运动，但在印度、南非争执的总框架下，1957年前的印度政府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态度，一直是较强硬和有力的。这与印度对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非洲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冷淡、有限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当时的非洲形势。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心声。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与会各国高举反殖、反帝、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超级大国苏联逐渐重视拉拢第三世界这一东西方冷战的中间地带。中国等表示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非洲人民的民族斗争愿望也愈加强烈。1957年加纳的独立，揭开了战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立浪潮的序幕。1960年更是因有尼日尔、乍得等17个国家走向独立，而被称为“非洲年”，欧洲殖民者在非洲苦心经营的殖民体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1.印度对英属非洲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冷淡态度
总体而言，印度政府对英国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缺少支持的动力。1952年的肯尼亚茅茅运动，导致大批的非洲人被英国人屠杀。对此，1953年12月5日的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AICC）会议，甚至谴责非洲人，认为“非洲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使用武器，是不值得称赞的，是有害的，一些非洲组织采用这种方法极大地损害了它们的事业”。[33]
印度对英国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持冷淡态度的原因有三。其一，印度对英国存在诸多方面的依赖。经济上，留在英联邦内可以增加印度与其成员国之间在殖民期间形成的经济联系，克服印度在后殖民统治期间的严重困难；在地区关系方面，防止英联邦在印巴冲突中站在巴基斯坦一边。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国关系上，独立之初，苏联对印度极不信任，把印度视为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两国间的隔阂不断加深。一方面，印度在经济、技术上获得美国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对美国在联合国涉及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倾向于巴基斯坦表示不满。英联邦为印度提供了一个既可维持国家的稳定，又不至于与美国走得太近的国际组织。因此，印度签署1949年4月英联邦特别首脑会议发布的《伦敦宣言》，承认“英国国王是英联邦各独立成员国象征意义上的元首”。印度正式决定留在英联邦。[34]其二，印度在1961年解放果阿之前，一直对使用“暴力”的方法持保留的态度。尽管印度反对非洲的殖民主义，但倾向于认为英国会以和平方式允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不仅如此，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深受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主张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其三，国际舆论制约印度对英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的态度。当50年代早期非洲的白人势力成立“中非联邦”时，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此举是为了加固种族歧视，以图在非洲数个地区创造一个新的自治领政府，他宣布印度将用战争以外的力量，反对任何地方的种族歧视。这招致了英国一些舆论的批评，认为尼赫鲁的主张不利于缓解印度人与在非洲的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增加非洲东部对“印度人帝国主义”的恐惧态度。为避免英国的严厉批评，印度领导人对英国殖民统治采取了谨慎的态度。[35]
此外，影响印度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的因素，还包括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由英国和其盟友美国所控制；印度的武装力量极度有限，且受到印巴争执等问题的牵制；印度担心过于激进，会恶化非洲印度裔的地位；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很多位于印度洋的另一侧，与印度本土距离较远；等等。
2.印度对法葡所属非洲殖民地斗争的有限支持政策
1947年印度独立后，法国和葡萄牙并没有随着英国撤出南亚次大陆而结束其殖民统治，它们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殖民统治。法国在印度保留了本地治里等五个沿海城市，葡萄牙则继续保留果阿、达曼和第乌。不过，印度没有在法国的非洲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扮演很积极的角色，只是在原则上或者道德上给予有限的支持。印度希望法国赋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但印度没有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流亡政府，印度在刚果民族主义者成功解放刚果的1960年，才与刚果民族主义者取得联系。
印度在法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发挥有限作用的原因是：印度期望从法国和比利时获得经济利益，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获得贸易和关税上的让步，在事关克什米尔的问题上能获得法国在联合国中的援助，希望法国从印度的本地治里定期撤离（1960年法国才撤出该地区）等。
相比而言，印度注重给予葡萄牙在非殖民地的起义力量一定的援助。这一方面是由于葡萄牙在一段时间里持续显示其要维护在非洲一切利益的意愿，另一方面是由于葡萄牙自恃为北约成员，不愿放弃在印度果阿的殖民地。1947年 11月，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宣称：从地理上讲果阿属于印度，但是从社会文化宗教来讲果阿属于欧洲，在这里，无论是西方人 （欧洲人）、葡印人 （混血儿）还是印度人都是葡萄牙公民。1955年，果阿爆发民族独立运动，但遭到葡萄牙武力镇压。次年 4月，萨拉查在美国《外交事务》刊物上撰文，声称果阿是葡萄牙领土的一部分，是海外省。[36]这引起印度的不满，并为葡属殖民地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等解放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和技术培训，向葡萄牙殖民者施加压力，企图迫使葡萄牙政府放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属地。
由此观之，印度对英、法、葡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持冷淡与有限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没有把争取南非少数印度裔权益的斗争与支持多数非洲人的解放斗争相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