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日常实践取向
在粗略勾勒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澄清本书的研究取向——日常实践。显然，日常实践取向与实践取向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本书关注的也不是性和爱情的本质，而是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和处理性和爱情之间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本书关注的实践属于“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被定量调查按照预定的结构“裁剪”的实践。因此，总体而言，本书更接近上述实践取向研究中的后两种类型。
除了整体性之外，我们还想强调一下日常实践的其他三个特征：实践性、情境性和具体性。
一 实践性
对于直接面对日常生活的行动者来说，“性和爱情的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它牵涉实践，以实践为取向，对它的回答则鲜明地体现了受访者行动的倾向性。尽管在接受访谈的时刻，在研究者有意创设的问题情境中，受访者是在进行理论静观（theoretical contemplation），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践态度。“但是，这种静观思维的全过程都是为了实践的意图和结果而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它在这个工作的世界中、而不是在一个有限的意义域中，构成了理论静观的‘飞地’（enclave）。”[36]
事实上，我们前面在博客或微博中所观察到的，即人们因为性和爱情在实践中的断裂而激发的日常问题意识，本身便是“理论静观”的体现。但与柏拉图和弗洛伊德不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之所以进行理论静观，首要目的不是洞悉性和爱情的理论本质，而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困惑和棘手难题。困惑或难题导致了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中断，理论静观的目的便是为了清除障碍，确保日常生活得以顺利、流畅地展开。
二 情境性
日常实践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为了确保日常实践得以顺利展开，行动者必须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情境有最基本的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情境的性质进行界定。界定可以以前意识或者下意识的形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面对的往往是熟悉的情境，通过惯例和常规所积累的经验已经大大减少了情境界定的负担。界定也可以是有意识、明确的思考过程，例如在碰到惯例常规不再有效的旧情境或者完全陌生的新情境时。
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历史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情境，之前形成的惯例常规无法再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开展，关于性、爱情及其关系的旧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不再能顺利解决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棘手问题。日常问题意识的激发正是诞生于这种情境之中。对于日常实践及与之相联的意识状态的理解必须参照具体的情境。
三 具体性
日常实践总是具体的、零碎的，它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发生，面向具体的生活任务。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统一的“性实践”或者“爱情实践”。统一的、抽象的、一般的“性”概念和“爱情”概念只有在进行理论静观时才可能出现。在具体的日常实践中，爱情总是具体的，它总是具体的人之间的爱情，总是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爱情；性也是具体的，它总是发生在具体的人之间，这些人或者是爱人，或者只是认识的人，或者是陌生人，或者是性工作者，等等。因此，在日常实践的层次上所探讨的性和爱情的关系，必定是具体的爱情和具体的性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实践所体现出来的性和爱情的关系。
另外，在强调日常实践的情境性的基础上，之所以仍然强调具体性，是因为情境可大可小、可宽可窄、可宏观可微观，单单强调情境性，未必一定会注意到情境中那些具体而微的方面。换言之，通过强调具体性，我希望大家：（1）关注情境本身所包含的层次性（例如布洛维在讨论拓展个案法时所说的时空延展的层次性[37]）以及宏观和微观层次之间的关联；（2）关注所有层次（哪怕是宏观层次）中那些特别具体的，甚至是物质性的构成要素。
[1] 指的是“性与爱”和“爱与性”。其他组合形式包括“性和爱”、“爱和性”、“爱情和性”和“爱情与性”等。
[2] 潘绥铭、白维廉、王爱丽、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10-412页。
[3] 潘绥铭、白维廉、王爱丽、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18页。
[4]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第277页。
[5]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第44页。
[6]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41页。
[7] 潘绥铭、白维廉、王爱丽、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17-418页。
[8]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第146页。
[9]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第71页。
[10] 潘绥铭、白维廉、王爱丽、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12-413页。
[11] Giddens，A.，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Sexuality，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27.
[12] Hendrick，S.，and Hendrick，C.，Romantic Love（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113.
[13] 检索时间均为2006年11月份。
[14]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检索指南》，ProQuest数据库是ProQuest Information & Learning公司通过ProQuest系统提供的数据库，内容涉及商业管理、社会与人文科学、新闻、科学与技术、医药、金融与税务等。1985年该公司收购了数据收集与生产公司UMI，并使其成为缩微胶片产品的品牌，包括18000多种外文缩微期刊、7000多种缩微报纸、150多万篇博士/硕士论文、20多万种绝版书及研究专集。1996年起，该公司开始推行数据库的网络信息服务。该公司Web版数据库的主要特点是将二次文献与一次文献捆绑在一起，为最终用户提供文献获取一体化服务，用户在检索文摘索引时就可以实时获取全文信息。
[15] ProQuest数据库所定的主题词是非常宽泛的，主题词的范围只能说明文章涉及内容的范围，并不能说明文章对各个或其中某些主题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同样道理，标题中同时含有“性”和“爱”的文献也未必会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中文数据库。
[16]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二、三、四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 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Santas，G. X.，Plato and Freud：Two Theories of Love（Oxford：Blackwell，1988）.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Santas，G. X.，Plato and Freud：Two Theories of Love（Oxford：Blackwell，1988），p.1.
[19] 指的是对不同等级的美的爱。请参看《会饮篇》，载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二、三、四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254页。
[20] Santas，G. X.，Plato and Freud：Two Theories of Love（Oxford：Blackwell，1988），p.7.
[21] 包括自我之爱（self-love）、对父母和孩子的爱、友谊、对人类的爱、对具体的物体或者抽象的实体的爱等。
[22] Freud，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Tyson（London：The Hogarth Press limited，1960），vol. XVIII，pp.90-91.
[23] Santas，G. X.，Plato and Freud：Two Theories of Love（Oxford：Blackwell，1988）.
[24] Weeks，J.，Sexuality（London：Horwood and Tavistock，1986），pp.15-16.
[25] Buss，D.，“Love Acts：Th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Barnes，M. L.，eds.，The Psychology of Lov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Buss，D.，The Evolution of Desire（New York：Basic Book，1994）. Fisher，H.，Anatomy of Love：The Natural History of Monogamy，Adultery，and Divorce（New York：W. W. Norton，1992）. Fisher，H.，“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Romantic Love，” in W. Jankowiak eds.，Passionate Lo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Mellen，S.L.W.，The Evolution of Love（Oxford and San Francisco：Freeman，1981）.
[26] de Munk，V. C.，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Behavior（London：Praeger，1998）.
[27] Tennov，D.，“Love Madness，” in de Munk，V. C.，eds.，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Behavior（London：Praeger，1998）.
[28] 大卫·诺克斯、卡洛琳·沙赫特：《情爱关系中的选择：婚姻家庭社会学入门》（第9版），金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6页。
[29] Regan，P.，“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Desire，” in de Munk，V. C.，eds.，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Behavior（London：Praeger，1998）.
[30] 潘绥铭、曾静：《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1991-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235页。
[31] 潘绥铭、杨蕊：《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1页。
[32]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第248-261页。
[33]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第6页。
[34] Sobo，E. J.，“Narrative of Love and the Risk of Safer Sex，” in de Munk，V. C.，ed.，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Behavior（London：Praeger，1998）.
[35] Samuelsen，H.，“Love，Lifestyle and The Risk of AIDS：The Moral Worlds of Young People in Bobo Dioulasso，Burkina Faso，Culture，”Health & Sexuality 8（3）（2006）.
[36]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326页。
[37] Burowoy，M.，“The Extened Case Method，”Sociological Theory16（1）（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