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大乘要道密集》相关文献的重新发现
近二十年前，当笔者刚刚开始学习西藏语文，并从事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时候，就有幸拜读了上述吕澂和Beckwith两位先生的大作，对《大乘要道密集》一书可谓神往已久。1992年春，笔者首次有机会赴台北参加西藏学学术会议，会后的一大收获就是终于在一家佛教书店中找到了Beckwith先生介绍过的1962年自由出版社印行的《大乘要道密集》一书。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可待粗粗翻阅一过，又深感失望和沮丧。那时笔者主要以研究西藏历史为专业，对藏传佛教所知甚少，对藏传密教的修法、仪轨更是一窍不通。而在《大乘要道密集》中既很少见到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性资料，也很少有说普通佛家义理的内容，它纯粹是一部藏传密教修法、仪轨的结集，当时读来无异于天书。故虽知其重要，也一心想要对它进行研究，却不知从何下手。无奈之下，惟有望书兴叹，不得不将其束之高阁。
以后的十余年间，笔者学术兴趣几经转移，渐渐从一位纯粹的西藏史家转变成为一位西藏佛教史家。2002年秋，笔者无意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系列汉译藏传密教修法、仪轨文书，惊讶、喜悦之情可比当年吕澂先生对《大乘要道密集》的发现。随后的几年间，笔者对黑水城出土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作了初步的检讨和研究，揭示了藏传密教早已在西夏时代就于西域（中央欧亚）地区广泛流传的事实，并对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藏传密法的内容作了相对全面和深入的探讨。[10]在用心研究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的同时，笔者自然又想起了这部被束之高阁多年的《大乘要道密集》。于是，再度用心重读《大乘要道密集》，并将它和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的藏传密教文献进行仔细的对照、比较。可略自喜的是，十年光阴似未完全虚度，再读《大乘要道密集》，虽然依旧费力劳神，一字一句的点校和领会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极大的耐心，但至少已不再觉得它是一部不可卒读的天书了。佛教密法之精义甚深、广大，凭笔者今日之学养依然不足以全面领会《大乘要道密集》中所包罗的各种密法、仪轨的具体修法和宗教意义，并给以普通、圆融的解释，但自觉可以步吕澂先生之后尘，从语文（献）学的角度对《大乘要道密集》作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了。
将《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这些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进行对比可得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二者不但成书年代前后相继，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很多重合和相似之处，它们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同为研究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宗教文献。研究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和研究《大乘要道密集》二者应该齐头并进。历史研究的进步通常需要依赖新资料的发现，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和对《大乘要道密集》的重新发现，无疑为西夏、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研究的进步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只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弄清蒙元时代藏传密教在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并解决那些前辈学者没法解决的因“文字障”和对密乘佛教的无知而引起的误读和误解。
近年来，笔者一直用心于搜集和整理西夏和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在此过程中，笔者常常感到十分吃惊的是，目前依然存世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前人显然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去寻找这类文献，使得很多珍贵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长期未能重见天日，鲜为人知。笔者相继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批与黑水城出土佛教文书和《大乘要道密集》所集文书同类型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其数量足以另编成一部新的《大乘要道密集》。首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藏有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泥金写本《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两部汉译藏传密教文献。这两部藏密宝典都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相关，其译者也都是“持咒沙门莎南屹啰”，而后者同样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多部长篇修法、仪轨文献的译者，可见，这两部藏密宝典和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修法和仪轨完全是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文献。除此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乘经咒”中也出现了见于黑水城出土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的经咒，例如其中的《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和《佛顶尊胜总持经咒》与见于黑水城文献中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完全相同。这两部经咒的藏文和西夏文译本也同时见于黑水城出土文献之中。[11]这一发现证明西夏时代所翻译的那些藏传密教经续和仪轨不但曾经流传到了汉地，而且也还一直流传到了明代。再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部明宣德三年抄写的密教修行法本，题为《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内容凝合藏密噶举派之大手印法和汉地道家的秘密修法，甚至还可能与云南阿阇黎教中的修法也有关联。虽然，它或当出于汉人之手笔，但对研究藏传密教于汉地的传播和汉藏两种宗教传统的涵化和整合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12]
随后，笔者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发现了以下八种汉译藏密宝典，它们是：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四、《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五、《喜金刚中围内自受灌仪一卷》；六、《新译吉祥饮血壬（王！）集轮无比修习母一切中最胜上乐集本续显释记卷》；七、《吉祥喜金刚本续王后分注疏不分卷》；八、《修习法门□卷》。[13]由于这八种文书中的前五种的译者都是“持咒沙门莎南屹啰”，前七种文书的内容都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密切相关，显而易见，它们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当属于同一种类型、出自同一个时期。然而，除了其中的《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同名仪轨部分相同以外，其他各种文书均不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之中。这也再次说明当时出现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当远不止今见于《大乘要道密集》的这些文本。《大乘要道密集》中仅收录了《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中的一卷，而按照国图藏品所示《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原本至少有十卷之多。
国家图书馆所藏八种藏密文献中的最后一种《修习法门》并不是一个单篇的修法仪轨，而是一部本尊禅定修法的汇集，它由十八种“观世音菩萨禅定”组成。这些修法显然也不是在同一个时期翻译完成的，其中不乏西夏时代的译本，如其中的《观音菩萨六字大明王秘密神咒禅定》，署名为“中分真师姪峕厮多智慧译、中国无比金刚三尖上师大乐金刚传、大宝成就上师传”。还有其中的《白色圣观自在修习要门》署名为“西番中国班尼怛大法王师莎宗传、晋夏府祐国宝塔寺讲经论沙门智明译”。从这两种文献的传译者的身份来判断，它们可能是西夏时代的作品。而其中的《观音禅定》署名“葛哩马上师传、涅啰咓纳啰译”，《大悲胜海求修方便》署名“大宝葛哩麻巴上师览荣朵儿只集、落行菩提依利帝汉译”，则当是元末曾经进京入觐的第三世葛哩麻巴（Karma pa）上师Rang byung rdo rje（1284—1339）所传，故当是元末或者明初的译本。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修习法门》下注“卷五”，可见这部汉译藏传密教求修法门当初集成时至少应当有五卷之多，而留存至今的却唯此一卷，这说明这类文献原本确实远不止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些。其他各卷或当应该包括修习其他诸如弥勒、大黑天、金刚亥母等菩萨、本尊的求修法门。
除了上述已经发现的这些文献之外，笔者相信一定还有不少同时代、同类型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尚存于世间，有待于我们去发现。例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一定还收藏有多种藏传密教仪轨，迄今已知的即有一部传为明代的写经《各佛施食好事经》（gTor ma'i cho ga la sogs,gTor ma byin rlabs），该经藏、汉文双语对音，泥金写本，护经封版为象牙所制，上面雕刻有精美的佛像，并刻有清晰的明成化款识。其主要内容即是施食供养诸密宗主尊及护法神，如本尊大持金刚上师、喜佛（喜金刚）、上乐轮、哑蛮答葛（阎魔、地狱主）、大轮金刚、多闻天王、六臂护法、二臂护法、四臂护法、葛剌噜巴、一切空行等。此外还有向其他各神祇，如根本上师、一切护神、一切居士婆罗门天仙、多闻天王咎巴剌拥财佛母、南瞻部洲一切土主并当坊地祇等的施食仪轨。[14]还有一部藏、汉双语文字加配图的《修喜佛图》，传为清代制作，图解修持喜金刚本尊等法门，其内容或与萨思迦三世主名称幢和噶举派怕木古鲁派上师朵儿只监卜（rDo rje rgyal po）所传之修习幻轮仪轨相似。[15]此外，北京法源寺也藏有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其中一部分近年结集出版，题为《中国藏密宝典》，共有六卷之多。虽然集中的大部分文献当是民国年间修习藏传密教的汉人弟子们翻译的修法和仪轨，但其中至少有一部根据北京菩提学会藏版影印的长篇汉译藏密修行法本——《吉祥上乐中围修证仪》当非民国时代的作品。[16]这部仪轨从内容到风格都与前述莎南屹啰所译的这些藏传密教文献极为类似，其中不少段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中的相应段落一致，有可能同样出自莎南屹啰之手。[17]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和《大手印无字要一卷》这三部汉译藏密宝典源出于钱曾的述古堂，而原为钱曾之族祖钱谦益的绛云楼所藏。[18]而在《绛云楼书目》之“子释家”部中，我们还见到了一部《密哩幹（斡!）巴金刚句要》，[19]此或即是印度大成道者密哩斡巴亲传“道果法”之最根本的经典《道果金刚句偈》（Lam'bras bu dang bcas pa'i rtsa ba rdo rje'i tshig rkang）的汉译本，或也可能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解释道果金刚句记》。总之，直至清代流传的有关萨思迦派道果法的汉文文献曾经相当的丰富。
还有，罗振玉先生曾于宣统元年（1909）从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了三种“演揲儿法残卷”， 分别是：一、《新译吉祥饮血王集轮无比修习母一切中最胜上乐集本续显释记卷第三》；二、《喜乐金刚空行母网禁略集大密本续五卷下》；三、《□□□□□轮□便智慧双运□□□□》。[20]其中的第一种，即是上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八种汉译藏传密教经典中的第六种，应该是西夏时代所传的一部《吉祥上乐本续》之释论中的第三卷。所谓《新译吉祥饮血王集轮无比修习母一切中最胜上乐集本续》当即藏文dPal khrag'thung gi rgyal po'khor lo sdom par brjod pa rnal'byor ma bla na med pa thams cad kyi bla ma bde mchog bsdus pa的完整翻译，它是今见于《西藏文大藏经》中的《吉祥上乐本续》（rGyud kyi rgyal po dpal bde mchog nyung ngu zhes bya ba）的一个异译本，曾经桂译师枯巴拉拶（'Gos Khug pa lhas brtsas）和玛尔巴等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译师审定，晚近才于印度印行出版。其中的第二种无疑就是无上瑜伽部母续最重要的本续之一——《吉祥喜金刚本续》的汉译本残卷。《吉祥喜金刚本续》（Kye'i rdo rje zhes bya ba rgyud kyi rgyal po）有众多不同的名称，例如《吉祥大喜乐本续》（dPal bde ba chen po zhes bya ba'i rgyud）和《喜金刚幻化二分续》（dGyes pa'i rdo rje zhes bya ba sgyu ma brtag pa gnyis pa，简称《二分续》），等等。《吉祥喜金刚本续》还有一个常用的名称作Kye'i rdo rje mkha''gro ma dra ba'i sdom pa'i rgyud kyi rgyal po，译言《喜金刚空行母幻网律仪本续王》，见于《吉祥喜金刚本续》本文之每一品的标题中。按《喜乐金刚空行母网禁略集大密本续》这一汉译名推断，其藏文原名或当为Kye'i rdo rje mkha''gro ma dra ba'i sdom pa bsdus pa gsang ba chen po'i rgyud，它应当是一个不见于今存《西藏文大藏经》中的《吉祥喜金刚本续》的异译本。[21]而其中的第三种应当就是今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祐国宝塔弘觉国师沙门慧信录”，也是西夏时代的作品。[22]
再有，近年来中国西北省区内也陆续有新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出土，例如宁夏自治区的考古学者们就分别在贺兰山中的拜寺沟西夏方塔和山嘴沟西夏古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不少西夏时代翻译的藏传密教续典及其修法、仪轨类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汉译本《吉祥胜乐虚空本续》和西夏文译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发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史，特别是佛经翻译史的内容，而且也为我们了解藏传佛教于西夏时代传播的历史提供了很多新资料。[23]笔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当还有望发掘、发现和获得更多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资料，帮助我们彻底揭露、弄清藏传佛教自西夏、历元朝，直至明、清时代于西域和汉地传播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