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啤酒馆政变

1923年，德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年1月，法国借口德国蓄意不履行赔偿义务，联合比利时，调集10万人马，出兵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鲁尔区，挑起了“鲁尔危机”。

德方随即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停止偿付任何赔款和实物，号召各工矿企业抵制法国占领当局的各项措施，同时有意无意地滥发纸币，使危机前就已经很严重的通货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此期间，全国的印钞机隆隆开动，就这样还不能满足需要，只能在前一年印制的货币上加盖增值符号，如原1000马克的纸币打上红印，改作10亿马克，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甚至把几周前才发行的5亿马克的钞票盖上“200亿马克”的红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4.2马克即可兑换1美元，但1922年8月就变成1000马克兑1美元，到1923年底，42000亿马克才能兑到1美元。而且，在1923年，货币贬值速度之快，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如果有人领到工资去购物，错过了一班电车，就会损失掉3/4的价值。人们进入餐馆吃饭，点好菜后即要求付款，以免吃完时餐费成倍增加。

这样，全国经济陷于混乱，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动荡不安。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已经先声夺人，通过半暴力型的“向罗马进军”，已经获取了政权。希特勒决定利用德国国内陷于动荡的机会，追随意大利法西斯的夺权模式，着手推翻控制巴伐利亚全州，然后以巴伐利亚为基地，“向柏林进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纳粹统治。

从1923年2月起，纳粹党就积极活动，同其他右翼团体先后结成“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和“德国人战斗联盟”，都由希特勒任首领。“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曾经决定在5月1日发动武装政变，后因军方反对未敢实施。《人民观察家报》则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政府的煽动性文章。在这一过程中，罗姆起了独特的作用。作为巴伐利亚州驻军武器库的管理者，他积极撮合其他右翼团体同纳粹党合作；作为国防军成员，他又不断调解希特勒与巴伐利亚当局之间的关系，使纳粹党在州内获得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

冲锋队员参加政变

1923年10月，政府下令巴伐利亚州政府取缔《人民观察家报》。巴伐利亚当局违抗这一命令，同时试图利用国家危机，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复辟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为了拉拢民间右翼势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还着手同希特勒合作。但是希特勒厌恶分离主义，向往建立“大德意志国”，同时感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纳粹统治的时机已经来临。

11月8日晚，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驻军首领洛索夫和州警察局长赛塞尔，应慕尼黑一些团体之请，出席在东南郊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一次3000人集会。希特勒率领数百名武装的冲锋队员破门而入，挥舞着手枪登上讲台，宣布“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不久，希特勒向集会者宣布推翻共和国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由自己任政府首脑，鲁登道夫任全军总司令，洛索夫任国防部长，赛塞尔任全国警察局长，卡尔任巴伐利亚执政官，并声称临时政府将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

卡尔等3人一开始不肯就范，后来在鲁登道夫将军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合作。鲁登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军军需总监，为总参谋长兴登堡的副手，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一心想在德国建立军人专制政权，逐渐与希特勒合流。关于这次暴动，希特勒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他也颇为不满，但是当希特勒专门派人去邀请时，他还是中途加入进去了。

罗姆在9月份时，由于过深地卷入政治活动，在国防部的压力下，被迫退出军队。在“啤酒馆政变”中，他负责率领队伍占领巴伐利亚驻军总部。此项行动进展顺利，整座大楼很快处于纳粹分子控制之下。冲锋队员还占领了慕尼黑的电话局和安全部门。11月8日晚上10时余，自以为已经获胜的希特勒来到驻军总部大楼，兴奋地与罗姆拥抱，高叫：“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国民政府了！”

其实，纳粹党对政变活动组织得并不周密，卡尔等3人当晚就趁着混乱逃离了啤酒馆。当他们回到驻地后，立即组织反击。卡尔一方面把州政府迁往累根斯堡，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在慕尼黑四处张贴告示，宣布3人“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并勒令取缔纳粹党及其他2个右翼团体。第二天凌晨，巴伐利亚陆军和警察全线出动，控制了市内主要据点，并包围了陆军总部大楼。

希特勒很快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只好采取最后一招：当天中午，他和鲁登道夫一起，率领约3000名下属，游行走向市中心。他们以为依靠鲁登道夫的声望，可以使沿途的军警调转枪口，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可以一举占领整个慕尼黑。但是，当队伍走到陆军总部大楼附近时，遭到武装警察的断然反击。鲁登道夫昂首向前，被当场逮捕。希特勒等人在混战中逃散，不久陆续归案。陆军总部大楼内外发生了小规模的枪战，罗姆率众略作抵抗后，也于当天下午1点半缴械投降。

“啤酒馆政变”是纳粹党成立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夺权尝试。由于当时纳粹党的规模和影响比较小，政变缺乏群众基础；而德国统治集团希望维持原有政体，因为对内能够维持民主统治形式，对外无力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还需要外国资本给予“输血”；国内两大权势集团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政治态度又不甚了解，没有支持这一尝试，因此政变很快遭到失败。

翌年2月，特别法庭对发动政变的10名主要人物进行公开审讯。希特勒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个人影响。他通过喋喋不休的争辩，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鲁登道夫转到自己身上，还把纳粹党和自己的影响从巴伐利亚扩大到全国。法庭判决的结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罗姆监禁1年3个月，希特勒监禁5年，关押在兰茨贝格的看管监狱^[4]。

希特勒在服刑期间，总结政变失败的教训，确定了政治斗争的新方针。他认为纳粹党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群众基础，“捏着鼻子进国会”，争取获得更多的选票，同时要全力争取得到权势集团的支持，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德国的权势集团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如果说此前希特勒对如何处理同上层人士的关系想法尚不明确，还想以群众性的暴动作为夺权手段的话，此后在中下层民众和上层人士之间，当两者不可兼得时，谁取谁舍已经有了基本的决断。同时，法西斯“合法夺权”方针的确立，是对意大利模式的一种修改，既顺应了战后革命高潮过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稳定阶段的时段变化，也符合了一向倾向于走稳定合法道路的德国国情。

同时，希特勒根据当时政治运动的领袖们普遍拥有自身著作的实际情况，克服自己学历层次较低（仅拥有初中文凭）的困难，着手写作思辨性著作。他全面总结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以口授的形式形成自己的著作《我的奋斗》。该书臃肿冗长，分上下2卷共27章，内容除少量自传性叙述外，涉及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文学艺术诸问题，喋喋不休地鼓吹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领袖原则和生存空间论，叫嚣要东进征服社会主义苏联，西击打败宿敌法国。纳粹党执政后，《我的奋斗》成了纳粹德国的“圣经”，至1940年在德国共售出600万册，还被译成11种文字，向国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