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的端绪：20世纪前的研究
英语国家对中国文学的介述始于英国，这与英国在作为殖民帝国的时间坐标上的位置有关。虽然一些中国典籍在17—18世纪已传入英伦，但几乎无人能够阅读。19世纪初，大批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员、商人与旅行者进入中国。他们不仅带回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与图书资料，也开始加强对汉语文学、中国知识与社会状况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个“前汉学”时代。[1]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还是以自发、零散的形式来表现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并没有固定的学科专业职称，几乎都是“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专家，研究所用的图书与资料也多依赖于自己的收集[2]，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艾约瑟（Joseph Edkins）、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Thomas Wade） 等无不如是。早期的这种自发性研究往往具有初阶性，偏向于资料的编辑与情况的描绘，除了少量撰述以外大多较为表浅。但也有一些好处，即不受某一专业的规训与限制，可以将中国学作为整体来观照与研究，而这种特征，直至20世纪中叶，也一直影响着英国汉学的基本间架与研究向路。
随着汉学课程及汉学教授职位的设置，亚洲学/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性研究刊物的创办，英国汉学始被纳入组织化与建制化的程序之中。1825年成立的伦敦东方语言学校（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是英国国内第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首个由牧师基德（Rev.Samuel Kidd）担任的汉学教席（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45年，伦敦国王学院始设与伦敦大学学院同名的汉学教席。1875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教授席位（professor of Chinese），并荐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出任此职。1888年，剑桥大学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第一位汉学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威妥玛。大学教席的设立标志着专业化汉学的出现，从而将汉学研究推向了新的轨道。当然，还不能高估这些教席在早期汉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更不能断言在大学体制以外就不存在汉学研究。事实上，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两种轨道依然并存，即自发性研究与体制性研究平行发展的状态。19世纪初至20世纪早期的那些著名汉学家，基本上仍是在学术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在获得较高成就之后才受聘担任大学教授的职位，甚至直到1920年，牛津大学在聘选第三任汉学教授时，还是相中了此前长期在中国底层从事传教活动并有丰富著述的“业余学者”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3]再者，从早期汉学教席的名称上看，所谓的“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或“professor of Chinese”虽然是依据基础教学的规划来设计的，但并非狭义的学科称谓。除了当时的“文学”概念与后世狭义的文学概念有别以外（可见后文），另如19世纪至20世纪初荣膺此教席的著名学者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苏慧廉、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等，主要成就虽与汉语研究有关，但并不局限于中国文学研究，而是均有广泛的学科兴趣与造诣（又以汉语研究、辞典及目录编纂、宗教学、政治学与文明史研究等为主）。一部分汉学家翻译了一些文学经籍或写过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但那也仅是他们全部“汉学”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
当然，从总体上看，英国早期的汉学框架中也出现过许多涉及中国文学的文章。例如，1832年创刊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8年创刊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2年创刊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等，均有此类载文[4]，其中又以作品翻译与对文学史的简介为主，这也与此期汉学研究的大体水准是相当的。在大约整个19世纪，以著作形式对中国文学进行集中与系统论述（并以此为题）的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即德庇时的《汉文诗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30）[5]，苏谋事（James Summers）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53），道格斯的《中国语言与文学》（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1875），伟烈亚力的《中国文学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1901年出版的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6]。我们也可从中一窥此期英国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况。从各杂志的载文来看，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1875年发表于《中国评论》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一文，在研究中国诗学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以上几位撰者均属英国汉学史上的名家。
德庇时无疑是早期对中国文学肆力最多的学者，除几种泛义的中国研究著述以外，他翻译与编辑了数种通俗文学（如小说与戏剧）作品，并在这些选本的引言部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其中又尤对汉字与汉诗的构成特征有深入的探究。例如，在《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7]一书的引言中，他居然撇开小说问题，长段地论述汉字字符的特点及声韵反切之学。其《汉文诗解》刊发于1830年，是英国汉学史上首次评述中国诗学的专著。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诗律（versification），也就是“在诗行、对句与段落中通行的特殊规则，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促成汉诗旋律与节奏的”；第二部分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汉诗的风格与精神，其意象与情感的特征，并通过参比欧洲文学中采用的区分与命名法（nomenclature），对中国文学做出精确的分类”[8]。为了理解汉诗诗律的特征，德庇时从汉诗的发声（sounds）、声调（tones or accents）、诗节与音步（poetical numbers or measure）、规律性停顿（pause）、尾韵（terminal rhymes）、句子的对应法（parallelism of couplets）六个方面展开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对应法”（parallelism）概念的解释。此概念原为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斯（Bishop Robert Lowth）在研究希伯来圣诗的诗律时总结出来的，并以为可以更细地分化为“同义对应”（parallels synonymous）、“对反对应”（parallels antithetic）、“综合对应”（parallels synthetic）三种类型。德庇时借此解释汉诗及其与欧诗的异同，以为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像中文那样对之有透彻的贯彻，并以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9] 从总体面貌上看，《汉文诗解》是一部从汉语构成法的角度探讨中国诗学的理论性著作，虽然也译出了一些汉诗，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而是作为诗学理论的附证间入其中的。同时，为了更有效地解释汉诗的规律，德庇时在著述中大量地采用了比较的方式，取欧洲诗歌，当然更多的是英国诗歌的作法与汉诗进行对比。因此，该书也可被看作英美汉学领域中首部比较诗学的著作。在涉及中国诗艺的特征时，作者尽管没有引用传统的中国文论说辞，基本上是从个人研读中国诗歌的体会中概括出来的，但这些概括却又没有停留在文学史的层次上，而是触及了那些潜藏在文本之中的组构性观念，因此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德庇时从汉语特征入手的诗解对英美汉学中的文论研究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并形成了持久的传统。就近而言，麦都思那篇出色的论文，在以英国诗人雪莱《为诗一辩》等提出的原则来阐明中西诗歌在表达诗与现实、情感关系上的一致性之后，即几乎是用德庇时的“对应法”切入对汉诗特征的解释，同时也做了一些更为丰富的论证。[10]
苏谋事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后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第二任汉学教授，也是庄延龄的老师。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当是其在国王学院的课程讲义，大部分篇幅放在对汉语构成规则的说明上，意在为汉语初学者提供入门的向导。而将语言作为东方学研究之起点与基础的路向，也是当时十分流行的述学模式。苏谋事详细分析了汉字的构成，即它的单音节词（monosyllabic）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特征，并认为由此构成了汉字与欧洲文字的重要区别。既然如此，“要想深入一种语言的精神中，发现它的美感，领悟当地人在聆听此种语言时的感受，那么就有必要接受本土化的教育” [11]。书末，撰者以“四部”为框架，简单地介绍了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的概貌，并十分简略地述及中国的通俗文学（light literature）与苏东坡、李白等中国文学家。道格斯是继苏谋事之后出任国王学院汉学教席的第三任教授，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一书的副标题为“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可知与苏谋事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一样，出自课程讲义，并在结构安排上近似。第一讲介绍“中国的语言”，涉及汉字的特殊构造；第二讲讲述“中国的文学”，篇幅要远多于苏谋事的著述，并取之与欧洲的文学做了广泛的比较，显示出一些独特的洞见。其所谓的“文学”概念也与苏谋事近同，包含整个“四部”的范围（另再稍附加上戏剧与小说），尤其是提出儒家早期经籍（“五经”与“四书”），即“圣书”（sacred books），是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个主干”（the mainspring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12]，从特殊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看法。
伟烈亚力以擅长文献著称，著有《来华新教传教士传记与书目》（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a，1867）等。他的《中国文学纪略》是汉学史上以目录学形式出现的一部名著，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古代经书、史籍、哲学著述与“纯文学”（belles letters）的典籍，也正好合于四部的编排。书前有总述，然后是抄录书目并做出简注。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现了“纯文学”的概念，当与泛义的文学概念有所区别。其实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并不等同于纯文学，因此还是存在概念上不对位之处[13]，其绍介也只能扩展至所谓的纯文学之外。另一比较特殊之处是伟烈亚力还为“诗文评”（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单列出一节，并在节前撰有一段简要的评释，以为早期的中国文学创作是自由与自然的，而后逐渐形成了某种“惯则”（conventional form），进而发展为一种严密与有限定性的常规与诗法，成为一些著述所谈论的主题，并被称为“诗文评”。虽然这些评述在目前看来更多地带有遗物的价值（antiquarian value），但可以借此理解中国诗人的创作，因此也是重要的。[14]上述一段论述，可看作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最早的概念化表述。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伟烈亚力仅仅是从四库总目中摘录了一些书目而已。从其（因为受篇幅限制）首先著录《文心雕龙》，但却跳过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等作品，而直接续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来看，他对这一领域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研究。
翟理斯长期担任涉华外事官员，著述范围很广，对中国文学的介述仅是其兴趣的一部分。[15]史称其著为首部文学史，这不仅在于其书的标题首次以“文学史”命名，也在于它呈示的章节容载了一个有序演进的文学史的完整框架（从远古至近代共八章），涵括了甚为丰富的内容，克服了零散性、随意性，使得知识的系统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次则，不再将文学史的绍介作为汉语教学的附证性说明，而是将文学史作为独立演化的系统予以论述。与之同时，不像苏谋事、道格斯等人那样主要以儒藏的编排方式来安置文学的归属，过度夸大儒学对文学的包容功能，而是充分地注意到老庄学派、佛教思想以及民间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为其与前者形成了某种冲突性的关系，为此而将中国文学史构建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书写系统。当然，翟理斯关于文学的界义仍比较宽泛[16]，文学批评及其与文学史的互动也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即便述及那些有丰富文论撰述的作者如王充、韩愈、苏轼时，也不曾稍稍顾及他们的文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唐代文学时，翟理斯却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全部译成了英文，并认为这部作品“在批评家的视野中占据比较高的位置”[17]。虽然翟理斯仍然是将司空图之作当作诗歌而不是诗论看待的[18]，然后来的中国学者一般都还是将他的翻译之举视为撰者对中国文论西传所做的重要贡献。
19世纪，英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上，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要点。首先，对中国文学知识了解的冲动只是早期汉学家整体汉学认知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大汉学的系统之中，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识与取向，介绍的许多内容也多带有选择的偶然性。而且他们所谓的“literature”主要是一个泛文学的概念，这当然也会影响其对学科知识的界认。其次，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从汉语文字与音韵的角度入手，这与早期汉学家的入门法径及实用取向有关，以至于对文论（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些察知也集中在这一维度上，而缺少其他方面的开拓。最后，虽然中国文学自孔子以后即很难排除批评意识对书写的影响，文学史始终是与批评史的活动相伴的，但是在英国早期汉学家的文学史介述中，很少涉及这一层面。他们中的若干人虽也曾通过文学史及对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对中国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些发微与阐述（已在前文中梳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文论”的成分，但对更为理论化的批评学言述却甚少触及。就此而言，即便是从宽泛的角度看，此阶段对中国文论的认知尚处在十分懵懂的潜伏阶段，萌动的蓓蕾被包裹在意义泛化的文学史苞片中，尚未绽放。
20世纪，随着学院制的扩充与研究手段的精密化，英国的汉学有了递进性的发展，并出现了一批鸿学硕儒。在文学研究方面，著名者有从事综合汉学而兼及文学研究的翟林奈（Lionel Giles）、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杜德桥（Glen Dudbridge）等，也有专治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霍克斯（David Hawkes）等。然而由前现代奠定的研究模式对后期英国汉学仍具明显影响，综合研究始终占据着强势的地位，使得文学研究只能在此大格局的狭缝中生存。这种窘况既使文论研究难以受到关注，同时也因理论思维的匮乏，加之方法的滞后等，使文学史研究多流于表象的梳理与考订，缺乏更多的阐释层次。在整个20世纪中，英国方面可举出的文论研究实例很少[19]，甚至如修中诚所撰的《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1951），也还是他最后赴美教学之后的产物。这也导致有些颇富潜力的学者转教美国，如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k Dewes Hannan）等，并在后来也都被纳入美国（而非英国）汉学家的名录谱系之中。与20世纪中期后大放其晔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相比，英国方面的研究的确有显单薄，由此我们也需要将视线转向北美（并在必要时连带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