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
切音字运动的目标所向，意味着它关怀的绝非单纯的语言文字问题，而关系着对整个救国方案的思考。同样，这一思路的形成，也并不直接源自中国人对汉字进行的自发性理论反思，而是中西竞争步步深化的产物。正是与西人竞争的失败，才导致近代中国变革的步伐一步步从物质性的坚船利炮走向更为内在的文化价值取向层面，并提供了对传统语文问题进行反思的契机。在此过程中，来华西人有意无意的文化“诱导”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汉字难学本是西人一向的意见。早在明末，利玛窦就说，中文“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很不一样，意思也很不同。所以结果是，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49]。部分西人之所以产生用拼音辅助学习汉字的想法，也正源自他们学习汉字的困难。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便是这方面最早的尝试。晚清传教士再入中国，也设计了不少汉语拼音方案。较早从事这一工作的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解释说：“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语音的音值很不确定，所以我们不得不尽力而为，用无所不包的罗马字母来加以表达。”[50]
显然，西人对汉字难学的认知与其实际经验分不开。汉语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母语，汉字更与其习惯的表音系统不同，掌握起来，确实不易。[51]不过，问题在于，一部分传教士有意将此经验上升为中西文字低劣的比较，而且通过中文著作来表达此意。早在1841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就在英语及普通话、粤语对刊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一书中，采用了罗马拼音字标注粤语，以“有效地表现”其“发音上细微而复杂的差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目的不只是要“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年轻人掌握英语，使中国人认识到罗马字母组成的英语是多么易于表达和简单易学”。[52]这已超出了单纯注音的范围，而具有明确的文化竞争意味了。
在此思路的启示下，许多传教士开始有意识地将拼音观念带入汉语之中，并且不是为了自学。1850年，丁韪良把自己发明的拼读宁波话的字母教给当地的中国人。据他自己说，收效很好：
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学习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70岁的老婆婆和不识字的仆人与劳工在皈依基督教时都发现这种拼音的方法能使自己张开眼睛，用生来就会的母语阅读上帝的圣经。这种新方法的优点是如此明显，以致我有时候想像它也会在不信教的中国人之间传播。
而且，“类似的试验在厦门和上海也成功地得到了验证”。[53]这当然只是丁韪良自己的评价，具体效果是不是这么神奇，还要看被教授的人怎么说。不过这不是重点。这里要讨论的是，我们从丁韪良兴奋的语调中，看到他对于“这种新方法”的自信，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传教范围，为中国提供一套新文字的意识已经破土而出。
对于丁韪良来说，这还只是一个“想像”；到了19世纪晚期，西人的信心大为膨胀。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富强经验时说：“各国将埃及古字改用罗马新字，使读书者较为快捷。乃后又用各国方言教民，不用罗马文字，更得教民之便法。”[54]虽未明言汉字问题，而埃及古字亦“象形字”也，不如拼音字使用方便，彰彰明矣。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则说：“中国文学礼仪，悉遵古昔圣贤所遗之法，实有大益于后。但此事如童蒙然，年既日益长大，学亦须日益广博。国之制度既已日增，文学礼仪岂不须加益乎？”他特别提到：
读书者文理最难，可否减去文字？如西国千余载，人之所读者惟罗马文字。纵百姓蒙昧，各处通行，同风一道至后，学生亦专心学道。今中华士人当尽心考试万学，勿悉遵古制，即当变而通行今有之学，如国政、天文、地理、格学、医学、化学、植物学诸要事。[55]
此段话较为费解，细绎其意，似乎是说：为了扩充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面，应“减去文字”；所谓“减去文字”，就是改为像罗马字一样的拼音文字。这样，可以降低识字作文的难度，便于开启民智。[56]
1892年，李提摩太等发起在各省设广学分会，拟订76道论题，其中一道就是“中西文字之益比较”。[57]这还比较含蓄。到1897年，他就老实而不客气地表示：“中国自海禁大开，内地人得与泰西各国往来，其间能通西国语言文字者颇不乏人，习见泰西文字之易学，而后知中国文字之繁难。读书者费十年之功，而犹不能尽识群书之字。且形体杂出，不同泰西以字母拼成，有一定不移之法。此中国文字之所以难也。”[58]另一位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的批评更为直接：
夫华字不过四万余耳，而本体变体、本意变意、本音变音，既无以穷其源而寻其据，则无不错讹也；或有音而无字足以达之，或有意而无字足以贴之，则不无缺略也。而欲恃此以穷格致穷理之学，必不能深入精微。至其音异意同而极无谓者，则又如有足字复加脚字，有首字、目字复加头字、眼字，增华踵事，尤为厌烦。盖既有此字，则何必复加彼字？此以知中国之字，半多苦人之具而无用者也。
而西文虽字音多变，然皆“一字一音，有条不紊”，自然简便许多。[59]
意符字和切音字孰难孰易，恐怕主要还是依赖于人们的习惯和感知，并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标准。传教士说汉字难学，是实话实说。一位留日学生郑东湖说：
尝闻，欧美诸学者以吾国文言不能一致故，方诸己国，相去万里，咸谓习中文为难能事。然彼之学者，习中文固难，而习中语尤难。盖习中文尚有文字足以表之，而习中语则多非文字所能达者，则必从事于默记，是非脑力素富者，必不能为也。无怪乎彼之学者一闻习中文之语而为之咋舌矣。[60]
然而，这经验是否适合于中国人？其时大多数中国士子接触到西文至早也是在十多岁以后，早过了学习语言文字的黄金年龄。若说他们感到“泰西文字”比“中国文字”容易，恐怕也太离谱了。实际上，西人对汉字的批评，无一不以其熟悉的拼音系统为标准，换一立场看，结论就可能大不相同。比如，花之安称道的“一字一音”，在中国人看来大概就不会那么简易。[61]因此，这一判断主要反映的是西人的学习经验和（有意无意间的）文化偏见。这当然也不奇怪，但问题在于，传教士的这种论证方式和结论一起被中国的有些读书人接受了。[62]
不过，对此看法，其时也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以西文造诣著称的马建忠同意，“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中国则“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但他认为，这里的问题不在汉文本身，盖“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然而，“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是因“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63]这也就是他要写《马氏文通》的理由。
被认为最早开始推行白话文运动的裘廷梁（1857—1943）也说：“西人之言曰：中国读书之人少。自吾观之，未尝少也。商之子弟尽人而读之，工之子弟读者十七八，农之子弟读者十五六，少者一二年，多或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年十三四而后改就他业。”不过，他也承认，这些人实际上多数是“有读书识字之名，不能受读书识字之益”。但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由学究教法之不对，亦中国文法太深，有以致之”。[64]这个看法和马建忠很相似，不过裘氏所云“文法”，更集中在文体方面，所以他努力的方向是白话文。
文廷式（1856—1904）则与李提摩太就汉字难易问题有过一场辩论，颇能提示在此问题上中西视角的差异。根据文氏回忆，李提摩太谓“中国文繁”。文廷式回答道：“中国文不繁。”他的理由是：
西人拼音，凡数万音，而中国所用之音，不过数千，此简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万字，其常用之字亦将近万，而中国所有之字，除别体、讹体外，不过一万，所常用之字不过四千，其简二也；且数千之音，大半分以四声，道之语言，则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别，是音尤简矣。各国语言凡衬字余音皆著之笔画，中国则以数虚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简而足用也。
李提摩太质疑道：为何“中国学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犹有文理不通者”？文廷式解释说：“此求工求雅之过，非文字之咎也。”因此，只要改革教育方式和内容即可，“不必再造简便文字也”。事实上，他根本认为“中国文字自是天地间最简之学”，只是后人“习焉不察，加之后世文繁，自滋其弊”罢了。[65]
章太炎（1659—1936）也认为，汉字较欧文更为“径省”，因其“本以一音为一文，非以数音成一语也”。针对识字的困难，他建议道，可以在小儿识字时，使之“略知小篆，稍见本原”，则“日月山水，诸文宛转，悉如其象”，儿童“知识初开，一见字形，乃如画成其物”，自然“踊跃欢喜，等于熙游，其引导则易矣”，又何难之有？他更认为，“象形之于合音”，各有利弊，“得失为相庚”：“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初识字者，只要识得形符，即可“以意揣度”，知其大意，“纵于假借未明，本形本义，思则过半”，合音之字则根本“大义无由悬揣”。[66]章太炎这里实际是承认文字应兼形声而论，而廖平（1852—1932）就强调，拼音在汉字“四象”中仅占其一，汉字并不只是象形，也不是无声，而是形声兼具，故实际“冠绝全球”。[67]
其时在江西做官的易顺豫提出，拼音文字“字母虽少而易识”，但“文法则繁”，且“新名词日出不穷，旧名词过时则废；其读法复有清音、浊音、长音、短音之别”，甚至有些字母虽然写出而并不发声，以致“非专门家不能读其专门之书”；即便“其普通学亦非由教授口授指画，则学之者与无目同，是其识字虽易，而读书仍难”，绝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容易。再看中国，“字有一定之形声，文有一定之理法，所谓书同文者，惟我国足以当之。故其识字作文也难，而读书看书则易；且常用之字不过三四千，欲学为文，通一经而已足，则虽难而实不难”。[68]
这些讨论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怎样界定“字”的含义。中国人所谓“字”，在西文中并无可对应的名词。切音字运动者常云西字少，是指今日所谓“字母”；文廷式、易顺豫所说的西字，则指今日所谓“单词”。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浙江士人顾燮光（1875—1949）：“象形、谐声、会意，西字亦不能出此范围，然其拼合变化日新不已，今英文已有十万余字，即彼之文学家亦不能全识，盖西人得一新岛、造一新器必立一新名、创为新字，数十百年后将有字满之患矣。论者谓西文简于中文，岂其然乎？”[69]顾氏认为西字的构造方法和汉字相同，其实就是从“六书”立场理解西文，则两种文字的差异并不在此，加之西字繁多，其优越性也就难以体现。显然，文字多了，未必是件好事。这几个人的看法恰好与孙宝瑄等人相反。
其时日本也有类似的争论。汉学家重野安绎（号成斋，1827—1910）曾针对日的废汉字论提出：“论者意以欧文为世界中文字上选者，盖取其字数之少。欧文字母仅有二十五字乃至七字不等。然联接字母而为语，每一语字母之数少者二三，多至十五以上，而语数则上十万以上，盖不堪其繁矣。”假名仅供传声，“今日音‘哈细’，以假名写之，孰能辨其为‘箸’乎，为‘端’乎，为‘桥’乎？”汉字总数虽多，“无用死字”亦不少，“所以矢野文雄有汉字三千足记报体文之说。余亦然其说。但三千字较失于少，增为四千，触类旁通，可无遗憾”，足可“记录常文而有余也。四千文字，在我邦人，学之亦易易耳”。[70]
不过，重野虽认为假名这样的切音文字不足以单独使用，但其对日人学汉字的信心恐怕正和日人有假名这一拼音的识字工具有关。郑东湖就说，泰西“文字虽曰文言一致，使彼之儿童习之固易著手”，但“其文字是专用拼音之法，不如日本之不用拼音法，而专用假名之为愈也。且其拼音之法，多用二字母以上至十余字母而成者，又多不规则之音，是则烦难复杂，易乱儿童之脑根。欲求彼之儿童亦能观书阅报”如日人者，“自非旬日间事”。[71]实际上，切音字不能取代汉字，而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学习工具，基本是切音字运动者的共识（亦有例外），然而这大抵是因为他们在“启瀹齐民”的同时尚欲“保存国粹”（参看第二章），而很少有人像郑东湖这样提出单纯的拼音文字未必简易。
常用汉字数目最多不过四千多，是早有定论的。19世纪前期的一位学者陆以湉（1802—1865）就曾指出，《康熙字典》虽收录有四万余字，“而世俗通行所识之字，不过四千有余，仅十分之一耳”[72]。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文廷式、重野诸人的估计也大体相同。但他们的结论却南辕北辙，除了可能有识字方法这样一些技术性因素的考虑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根基于“立场”的差异。罗志田教授曾指出，近代来华传教士曾有意识地论证西方的船坚炮利实际代表了文化上的优越性。[73]李提摩太等将文字形式与国家强弱挂起钩来，即体现了这一思路。而这一论证也很快就被失败了的中国人所接受，并通过中国人的嘴巴说出来，而完成了其在形式上的“中国化”。比如，卢戆章就从西方的富强中看到了更为高远的“文明”：“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莫不读书。”其中，德国识字率最高，达99%；其余如瑞士有98%，苏格兰有93%，美国有92%，荷兰有90%，英格兰有87%，比利时有85%，等等。这都是他们使用切音字之故。“日本向亦用中国字，近有特识之士，以四十七个简易之画为切音字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74]其实，卢氏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西人既是“十岁以上，莫不读书”，何以会有识字率的差异？不过，这种细节对卢戆章来说显然并不重要。他罗列欧洲诸国的识字率，无非是在中国人头脑中营造一个“文明”的西方形象，进而强化切音字与富强之间的关联。
问题是，卢戆章的这些数据从哪里来？毫无疑问，它们就来自西人自己。前边说过，传教士是制造中国切音字的最早实践者，而最早参与切音字运动的中国人也都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就目前资料看，第一套由中国人创制的切音字是1892年厦门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75]作者卢戆章本是福建的落第士子，自称21岁前往新加坡专攻英文，25岁回厦门后，应传教士邀请助译《英华字典》，同时自著《华英十五音》，在此过程中受到启发，发明“中国第一快切音字”。[76]其他几位较早参与此事者也都有西学背景。《传音快字》（1896年发表）的作者蔡锡勇毕业于广州同文馆[77]，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西班牙等国参赞，平生从事多与洋务有关。[78]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年部分发表）一书更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继而改作汉语。但沈学的中文底子极差，梁启超为其书作序时说：“其书文笔未尽雅驯。质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备求也。”[79]《拼音字谱》（1897年发表）的作者王炳耀是传教士，此书出版后，李提摩太还亲自为之作文，在《万国公报》上揄扬介绍，内中并抄录王氏序言。[80]这些人在接触西人与西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于自觉不自觉间接受了西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对汉字与切音字优劣的评论，显然与此知识背景分不开。这一情形表明，切音字运动不仅是受西方文化的启示产生的，而且它本身就建立在西来观念的基础之上。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西学和西文是什么关系？一般说来，切音字运动者并不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但他们之中又确有不少人实际认可这二者之间（至少是切音文字和科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沈学就说：“欲深通格致，力求富强，非兼通汉文、洋文不可。”当然，“尽驱国人学洋文，势所不能”，必须要翻译西书。“然汉文不能注西字音者甚多，且快慢脱节，轻重失序，在在皆是。汉文一字，各随方音而异，欲其惠于后学，得乎？”[81]汉字不能注西音关系到格致在中国的命运，则沈氏实将“格致”与西音看作不可分的。[82]孙毓修（1871—1922）也说：“欧美学术，大抵渊源于希腊罗马。诸国文字，亦莫非相切成音，为旁行斜上之体。故凡发明一新说，创作一新器，其专门术语，为本国所阙者，可上假希腊罗马之古文，下采邻国之方言以成新字”，而“义理足赅，语皆典要，无吾国自来水、火轮船诸译名之可哂者”。[83]按照这一看法，则象形字天然与新学绝缘，其势必导致非废汉字而不可的结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学说此话，正是为了不欲“尽驱国人学洋文”，则其受西人影响实到了浑然不知的地步。
在整个中国社会尊西趋新大潮的冲击下，即使为汉字辩护的学者，也不免心存疑虑。在另一条笔记中，文廷式就注意到：“英人之语言，今日几遍寰宇。无他，简则易行也。若俄人用三十八字母者，其本国人犹厌繁难，何能通行于域外？中国文字极精，而同文之国终不能多者，亦未尝不坐此病也。”如是，则汉字虽“精”而远非“最简”，与前面的判断适成反对，则其自己对汉字的优越性恐怕也不免犹疑。实际上，即使在前引那条笔记中，文廷式也还是表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思虑：“今日欲改文字以归简易者，余所知已有数人。度世变之亟，或不免行之。”[84]而章太炎也说象形与切音“得失为相庚”，则两者不过是平手，仍不出防守的姿态。
参与切音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变化也体现出西化思路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从中国文化正统立场看，包括蔡锡勇在内的最早参与切音字运动的一批人，大都属于边缘人物。但很快，这一运动就从边缘地带一步步地向中心方向移动。梁启超在1896年透露，康有为、曾广钧（1866—1929）、汪康年等“皆有志于是业”[85]。不过他们的成果从未公布，大概也就只是“有志”而已。宋恕则不只是心动而已，的确已真有所行动。在其手稿中，就有一套“新字”方案。[86]蔡元培190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有“写定切音通俗文字”并以“字母第一类”教授工役岳忠，双方“咸欢”的记载。[87]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的中学根柢要比卢戆章、沈学扎实得多，社会声望也是后者所望尘莫及的。他们的热心参与，对于扩大切音字运动的影响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戊戌变法时期，供职于工部虞衡司的福建生员林辂存（1879—1919）上呈请求推行切音字。[88]后来尽管因为变法失败不了了之，却是此一问题第一次在朝廷层面上被提出来。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庚子年（1900）以后。1900年，因受变法失败牵连而逃亡日本的前礼部主事王照完成了《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翰林院编修严修（1860—1929）的支持。1902年，吴汝纶（1840—1903）也公开支持这一方案。吴氏思想本来趋新，但他以桐城派古文名家的身份出来赞同切音字运动，象征意义不容小视。此后，北方地区在袁世凯（1859—1916）等人的赞助下，南方地区在周馥（1837—1921）、端方（1861—1911）等人的赞助下，均有推广切音字的举措。这一运动的传播非常迅速，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近代中国越来越风行的尊西趋新大势。
假名对日本崛起的贡献更是受到切音字运动者的着意关注。早在1887年，黄遵宪（1848—1905）就发现，平假名“音不过四十七，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虽“读书人或鄙为俚俗”，然“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几无”。他结合欧洲各国语言产生的历史指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黄氏说的是日本，想的是中国：“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从历史看，中国文字“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89]甲午战败之后，卢戆章立刻指出，“日本欲与中国战，预备战具于二十年前”，其中之“尤要者”为学校、新闻纸、书库，“而此三大政之大原，则皆出于字”。平假名问世后，“凡习此切音字母者，不过数日，虽无师长，亦能自读自切。故其男妇老幼，无不识字”。[90]
大规模留日运动开始后，日人中识字者之众，更给中国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位指出：
教育最盛之国，乃至无一人不识字不读书，教育之界固若是其备也。吾虽未得游欧美，而日见夫同种同文之邻国，凡车夫下女之属，服劳之暇，动率手一卷书，目数纸报，孜孜而不倦，如遇号外新闻尤莫不先睹之为快。以车夫下女之卑，而勤求学问关心时局也犹若是！[91]
这岂能不令中国学生羡慕？
类似的观察在当时比比皆是。看起来，创制切音字的杨琼、李文治、朱文熊（1883—1961）等均是留日学生，自非偶然。朱文熊表示，“日本以假名书俗语于书籍报章”是其教育普及的根本原因，“而近更注意于言文一致，甚而有创废汉字及假名而用罗马拼音之议者。举国学者，如醉如狂，以研究语言文字之改良，不遗余力”。他“受此刺激，不觉将数年来国文改良之思想，复萌于今日矣”。[92]王照虽非留学生，然自日本归国后就开始研制官话字母，字母的形体亦参照了假名。吴汝纶也是听取了日人的建议，才开始注意到切音字的（参看第二章）。他在给主持学务的张百熙（1847—1907）的书信中，还特别提到王氏字母“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93]。作为当时人心中的“同文同种”之国，日本的经验显然较西人的“诱导”更具说服力。不过，这一经验也是被放在西化视野中思考的，仍不出中西学战的大背景。
在全面日化的过程中，切音字与格致之间的关系再一次被提出来。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上书袁世凯，要求推行“官话合声字母”，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今日中国不能不读西书以启文明。然若皆学西文然后始读西书，则能读西书者有几？势不能不取径于译本，明矣。惟是译本之弊，有最易误人者，即外国人名、地名之名词是也。考近日之译本，其名词至为芜杂。”学者初读译本，“偶遇外国人名、地名两书同异之处，往往有不辨其是一是二者”。且中国各地方音各异，“同译一国之名词而南人、北人所用之字又不同”，直“误人心解，耗人脑力”耳。“曩者日本初译西书，亦尝患此，乃于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由其文部省颁其假名，拼成一定之音，不许移易，至今遂收较如画一之效。今中国宜师其成法，令所有新译诸书名词务须画一，不可移易，乃为有益。”可是“若仍以汉字为准，则南人、北人读法互异，难免参差之弊”。如果采用切音字，则其“字形既能统一，字音必无二致”，方可收到“画一名词以省脑力”之效。[94]
译名“芜杂”的弊病其实远不限于人名、地名的纷繁，更重要的是一些学术性专有名词并无固定译法，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统一名词并不是非用切音字不可，“读法各异”既不是译名本身特有的问题，在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规范汉字读音的办法得到解决。这恐怕是因为日本用假名统一名词的行为对他们起了先入为主的示范作用，而为了统一对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就要求采用切音字，其在西化的道路上走得不可谓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