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到对“内部的东方主义”的反省

阅读上述这几部作品于我是一次十分奇妙和痛快的经历，深受其启发，且收获良多。首先，它们帮助我揭开了进入西方深造后长期郁结于胸的一个谜团，明白了当今西方世界为何如此热衷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缘由，了解了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及其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而也对今日国际社会出现的“西藏问题”的真实面目与本质有了较清晰的理解；其次，它们对“神话西藏”本身的刻画和解构，和对西方那些曾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权威们和他们的著作的批判和解构，彻底掀掉了他们身上令人眩目的外衣，揭穿了他们的学术活动和著作中显露出的“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本质，帮助我摆脱了自进入学术界以来长期笼罩于我头上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西方学术霸权的阴霾；再者，阅读一部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实际上是阅读一部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于我这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全面接受西学的基础训练。围绕着“想象西藏”这一主题而发生在西方和西方人身上的种种离奇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胜，它们一次次地把我引入了别有洞天的奇妙世界，常常令我叹为观止，难以自拔。如西方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东方”、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女性Blavatsky夫人创立的“神智学”（Theosophy）、荣格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中的嬉皮士和迷幻药等等，都曾经令我迷醉，都想刨根问底，一窥究竟。对上述这些故事、文化和社会现象，以及知识和理论的追寻和探究，于我如亲历了一场接受西方知识训练的盛宴，至今回味无穷。

按照上述这些著作提供的基本线索，我曾经尝试过系统地梳理西方与西藏互动的历史过程，并写文章对西方“想象西藏”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及其典型特征进行划分和描述。此外，由于我曾经对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中阴闻解经》（Bar do thos sgrol）有过一定的研究，所以对它在西方的翻版《西藏死亡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及其流传的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中阴闻解经》的所有西文译本和各种释读文本，并对这些译本的成书过程和背景进行细致的探讨，揭露和分析它们中出现的那些明显脱离了藏传佛教本来的语境，而典型地反映了西方“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因素，发现《西藏死亡书》的每一次重译实际上制造出的都是一部严重偏离原著的新书，通过对西方人发现、翻译、重译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不断重新解读《西藏死亡书》之过程及其背景的探寻和揭露中，我们可以谱写出一部西方近代思想史和社会史。晚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组织编写、出版一套名为《宗教巨著传记》（Lives of Great Religious Books）的系列小丛书，其中就有Lopez撰写的《〈西藏死亡书〉小传》（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A Biogra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在他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中有关《西藏死亡书》那一章的基础上，对这部书在西藏和西方流传的历史及其背景作了更系统的叙述。这部丛书至少也将包括对《易经》和《道德经》等汉文经典的传播史，将分别由西方汉学家Richard J.Smith和James Robson撰写。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像Lopez研究《西藏死亡书》一样下功夫研究西方翻译、接受和解释如《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其他东方圣典的过程和背景，那么，我们势必也可以在它们的背后发掘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它们的译文和解释中发现很多硬塞进去的外来货色，并写出一部别具一格的近代西方思想史。

阅读上述这些著作和自己尝试探索西方“想象西藏”之历史的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上述这些西方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作者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背景有着极其透彻的了解，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对西方“神话西藏”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本质做出如此犀利的批判和深刻的反省。而作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的东方学者，虽然我们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有切肤之痛，故十分热切地希望将“东方主义”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来清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恶行，消除西方长期以来对东方的歪曲和误解，但由于我们对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化之历史和现状本身了解不多，理解也不深，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常常是隔靴搔痒，多流于激愤和表面，很难击中其要害，达到上述这些作品对西方文化之批评和解构的深度和犀利。因此，了解和吸收上述这些作品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我们揭露和批判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及其后果的起点。

阅读上述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误读和误解他者的思想和表述方式，它并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它并不只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专有的认识和支配“他者”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工具。事实上，即使在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和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彼此间同样有过很多的想象和设计，同样出现过无数的误解和歪曲。像中国这样一个众多民族共存的国家里，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现实中，在民族与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无疑都存在“东方主义”，或者如西方人类学家所指称的那样，有“内部的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的倾向，对此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换句话说，我们同样需要足够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像西方学者批判和反省“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对他们认识和表述东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样，来研究“想象西藏”在东方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东方出现的典型的西藏形象及其形成这些典型形象的背景和原因，揭露和批判东方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误解和歪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汉族的传统文化中，“西藏形象”同样千变万化，于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人眼中，都有一个不同的西藏。而每一种传统的、典型的“西藏形象”的形成势必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或多或少对我们了解和理解今日的西藏和西藏文化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而我们极有必要对我们汉族传统中的“想象西藏”的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在这个领域内，与西方的学术同行相比我们具有天然的优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显然有着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们更有能力对我们的传统中对西藏和西藏文化进行想象的历史做出认真的梳理，对我们的传统中对他们的误解和歪曲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揭示造成这些误解和歪曲的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