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766年卢梭休谟之争

——启蒙时代公共舆论的缺陷

1766—1767年，卢梭旅英时历经艰难，在报刊舆论里进退不得，他的健康问题与失控的想象力改变了英国人对他的理解。他决定退出文学共和国，丢弃了青年时代的知识体系。在历史意义上，那是从启蒙者到浪漫派的转变，在个人意义上却有悲剧性，浪漫主义者的路会越走越难。休谟是卢梭幻想的受害者，起初他求助于公共舆论，徒劳无功，就以沉默应对流言，他晚年的《自传》对卢梭避而不谈。卢梭休谟之争是18世纪公共交往的一幕，有人解读为日内瓦哲学家与苏格兰哲学家的矛盾，有人视之为英国人对法国人的不友好。争论是在七年战争后不久，民族情感加剧了两国民众的对抗，而在革命时代，法国人忆及英国人对卢梭的敌意，这一事件有了新内涵。这场争论是西方文化史的主题。1910年，库尔多（Courtois）发表《卢梭的英国时光》，去英国实地考察后再解释他的生存境遇与心理的关系；1927年，波普尔（Peoples）发表长篇研究《卢梭休谟之争》，注重档案文献和事件进程。^[1]在新文化史领域，埃德蒙（Edmonds）和艾迪诺（Eidinow）的《卢梭的狗》讲述卢梭与狗的故事，延续了英国的批判传统。刚到英国时，休谟邀请卢梭参加宴会，但卢梭言行不得体，借口狗叫得凶而拒绝，他要为争论负责，“心灵健康的人不能让精神有问题的人康复，精神有问题的人却会让心灵健全的人发疯”。扎莱斯基（Zaretsky）和斯科特（Scott）将两人的矛盾视为启蒙时代让人困惑的事件，不只与风俗传统有关，还涉及他们的生活态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