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物。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时候，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论的文化定义是适当的。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卡西尔认为那就是文化。过去有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有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启蒙主义），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卡西尔认为与其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或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因为正是文化把人与非人区别开来。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这就是人的劳作（work）。卡西尔说：

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规划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

卡西尔认为，动物只有信号，没有符号。信号只是单纯的反应，不能描写和推论。他解释说，动物世界（如类人猿）最多只有情感语言，没有命题语言，而人则具有命题语言。情感语言只能直接简单表达情感，不能指示或描述任何事物。但命题语言就不仅能曲折细微地表达情感，而且还能指示、描述、思维等。因此动物与人类对外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动物是直接的迅速的反应，人则是应对，应对常常是间接的迟缓的，是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与推延的。“应对”常常是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这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真正的分界线。人因为拥有符号因此创造了文化。他的公式是这样的：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语言、神话、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历史等）。人、符号与文化三位一体。符号思维、符号活动因为不是直接的单纯反应式的，因此符号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都是意义系统。符号论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就是指蕴蓄在人的“灵魂”深处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文论作为文化“扇面”的一角，与文化“扇面”的其他部分是密切相关的。文论与哲学、文论与历史、文论与宗教、文论与艺术处于共生与互动的关系中，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华古代文论的观念和变化，都必须将其放置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才有可能把中华古代文论的形态和种种深刻而精微之处揭示出来。

中华古代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纷繁复杂，所谓“正统”派、“典雅”派、“讽谏”派、“山林”派、“田园”派、“游仙”派，林林总总，往往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但反映到文论形态上面，要是从文化思想渊源上来探究，则可以说中国文论有两大传统和三大家，这就是儒家的文论传统，道家的文论传统，以及后来融入道家的释家的传统。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的文论观念是不同的，但也有互补的一面。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的差异和互补，这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和演变的文化根基，无疑是有助益的。

儒、道两家的文学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变化，这里所论列的以先秦的资料为主，兼及汉代以后的一些情况，以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