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曾引用一个出人意料的场合，成功地证明了记忆往往是有意的。当时的出发点是一个很显眼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童年的回忆多半是一些偶发的、不重要的东西，而（虽非永远但也很经常地）那一时期里种种激动的、影响深远的印象，竟一点也没能延续到成年？既然我们都知道，存在于印象与记忆之间，本有某种选择性的作用，如此说来，童年期的记忆选择，在原则上岂不是颇有别于心智成熟之后者？然而详细的探讨显示出这种假设的肤浅。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置换作用”（displacement）。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resistance）的干扰不能现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之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种受压抑的思想间有着连带的关系，为了形容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在那一篇文章里，对于遮蔽性记忆的种种意义和关系，我只不过稍稍提到一些，并不曾详细地讨论。在那时我所举的一个例子里，我尤其强调了遮蔽性记忆和被隐蔽的记忆之间的时间顺序的特性。前者属于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后者却发生在年纪较大以后。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我把它叫做倒慑的（retroactive）或回归的（regressive）置换作用。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相当早期的重要经验由于遭受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后来另一个无关紧要但是与之有点关系的印象成为遮蔽性记忆。因为遮蔽性记忆出现在被隐蔽的记忆之后，我们可以称这一种为侵占式的或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形：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隐蔽的印象，不仅内容上有所关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者根本就是同时发生，这一种可以叫做“同时的”（contemporaneous）或“邻近的”（contiguous）遮蔽性记忆。[19]

到底在我们所有的记忆里有多大部分可以看作遮蔽性记忆，以及在神经症者暧昧不明的致病过程里它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凡此种种我一向不曾深究，也不想论列于此。我所愿强调的是，遮蔽性记忆的形成与专有名词的遗忘及其错误回忆之间有相当的雷同之处。

乍看之下，这两种现象不同的地方似乎远较其相同点引人注目。前面3章我们以专有名词为对象，这里则讨论实际上或思想上经历过的印象：前者探究一种记忆功能的显著失败，此处则讨论那些看来奇特的记忆行为。此外，名词的遗忘只是一种暂时的障碍——那个刚忘记的名词我们从前可能曾经正确地回忆不下百次，而以后也可能再度恢复这种能力；与此相反，童年期的种种琐碎回忆多半会陪伴一个人，终其一生，不再遗忘。这两种不同的现象，一个是忘记，一个是回忆，同样可以激发我们学术上的好奇心，似乎我们必须遵循截然不同的两条路，才能解开这两方面的谜。

然则深思之后，你将了解，虽然这两种现象所包含的心理素材（psychic material）及其时间的长短有如斯差异，然而他们的一致之处却更重要。两者都是在分析记忆的失灵；原应正确无误地回忆的东西却不能出现，而由别的东西当作替身，取而代之。在名词遗忘的例子中，记忆的功能因另一名词的替代而显得并无缺损。而遮蔽性记忆的形成则有赖于其他重要印象的遗忘。当我们思考这两种情形，都会感觉到有某种干扰力量在作用，只是在干扰的形式上有所差异罢了。在名词遗忘的例子中，我们明知那替代名词不正确；在遮蔽性记忆里，真相的显现却总令我们惊疑。所以，如果心理学的解析证明这两种情形中替代品的形成都源自同一方式——也就是说，借潜在的关系而发生置换作用——我们便可放心大胆地说：这两种现象间素材、时间长短及其重心的差异，足以增加我们的期许，相信我们已发现某种重要而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这种普遍性意指记忆唤起过程中的阻滞和歧误可以表明，我们之所以会记住这个、忘掉那个，其中偏见因素干扰的程度实远非我们所能想象的。

“童年回忆”这一题材在我看来是如此的重要和有趣，在此我想超越一下本书一向的范畴，来多谈一些。

我们对童年的记忆究竟可以回溯多远？亨利兄弟及波特文在这方面的研究，我知之甚稔。根据他们的调查，他们相信人们在这方面个体差异甚大，有些人的记忆隐约可以回溯至6个月大的时候，有些人却已把6岁，甚或8岁以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种童年回忆方面的差异究竟有什么关联，有什么重要性？像他们这种简单的询问方法想必不能得到什么重要的素材，这种研究必须由提供资料的人亲身参与才能得到有意思的结果。

我想，对于幼事遗忘（infantile amnesia）——不能记忆起我们生命早期的记忆——这回事，我们接受得太轻率了，竟不觉得这是个奇怪的谜。我们忘了，一个4岁的小孩，其心智已如何成形，情感已如何复杂。我们已明知这些被遗忘的童年期心理活动并不轻易消逝，必将烙印于个人的发展史上，永远影响他的未来，我们确实更应惊讶于何以此一历程，一般言之，竟不能保存在成人的记忆里。这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竟能被忘掉！这岂不是暗示着，必有某种记忆（即意识再现）的特殊条件尚不曾为我们所知悉。依据我们最近的研究，所有神经症症状形成后，其根本原因皆已忘却。也许对幼事遗忘的研究，将使我们对此更有所了解。

这些童年期的朦胧回忆之中，有些看来相当地合理，有些却似乎奇特而不可理喻。但是两种都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以分析法测验某人所保有的回忆，我们不久便发觉，没有人能够保证其叙述的正确性。某些记忆里的场景纯然虚假，残缺不全，或者于时于地均不符合。受测验者中那些宣称其记忆可追溯至2岁前的人，更加明显地不可靠。对于此类变形与置换之动机的解释，不难很快被发觉，然而这些记忆的错误并不只是记忆不可靠的结果。童年以后的诸种强大力量往往重塑了我们童年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种力量，才使得我们的童年朦胧似梦。

我们知道，当人们追忆什么时，他们使用的心理素材各不相同。有的经由视觉图形而回忆——他们的记忆以视觉为骨干；其他的人在记忆里却丝毫不能形象地描绘出一种体验来，这种人夏尔科医师称之为“听觉人”（auditifs）及“运动觉人”（moteurs）以别于“视觉人”（visuels）。此种区别在睡梦中泯灭：我们所有的梦皆以视觉为主。孩童的记忆也是这样的：它们是塑形的，视觉的，即使那些后来记忆失去视觉特征的人，早年亦是如此。因此，视觉记忆其实就是童年回忆所保有的特色。比方说，我的脑海里就只有最早期的童年记忆是视觉化的；它们形塑出幕幕影像，有如戏剧演出时的剧照。

不管它们后来被证明是真或假，在这些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常看见幼时的自己，或者穿衣，或者赤裸。这种情况恐怕颇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成人在回想其后期经历时，并不会看到他们自己。而且就我们所知，我们也不能相信小孩子的注意力大半指向自己而非指向外界印象。诸如此类的论据迫使我设想，所谓的童年期回忆并不全是真实的记忆痕迹，却往往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理力量的影响。所以，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但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不论谁只要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检查过一些人的心理以后，一定可以收集到不少形形色色的遮蔽性记忆的实例。然而，由于朦胧的童年回忆与日后的生活间有如上所述的关系，这种实例的报告遂变得分外困难。因为，若欲引导遮蔽性记忆附于一种童年回忆之上，恐怕便常需报告出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史。只有在罕见的情形下，诸如下述这些难得的例子里，我才能报告单一的童年记忆，将它们从其前后的关联中离析出来。

有位24岁的年轻人保存着如下这一幕5岁时的情景：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在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m和n，所以便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部分（一笔）。这个童年回忆的正确性并无可疑之处；然而，只有在后来，当它被显示为孩童好奇心的象征性代表时，我们才能了解其含义。因为，就像当时他想分清楚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与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比女孩多那么一部分时，他便记住了儿时类似的那一份好奇心了。

布里尔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一次，有个病人告诉我，他的记忆可以回溯到他行洗礼的时候，那时他刚出生，还不满一星期。他说，那所房子，以及下楼去行洗礼时经过的楼梯，他都记得。尤其对楼梯口的那个台灯和那位穿着黑袍、身材高大的牧师印象特别深刻。他生动地描述着他的头如何全然地被浸入澡盆的水里。对这情形我自然颇为怀疑，告诉他我认为这只是个遮蔽性记忆，可能蕴藏着后来的某些事件。据他说，他‘享有’这一个记忆已经好多年了，直到几年之前，他才告诉他的母亲，却招来一番嘲笑：她说，他并不是出生在那所房子里（他五六岁时他们才搬到那里住），她更记不得有什么台灯；为他洗礼的牧师身材并不高大，洗礼时婴儿的头也不至于浸入水里。虽然他的回忆被母亲给全然否认了，他却仍旧继续‘享受’着他的回忆；不管事实如何，他依然觉得这件事有强烈的真实感。

“我们开始分析它。他声言台灯是记忆中最清晰的部分，我要求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说出他的联想：他可以看到楼梯脚的台灯、楼梯、楼下的房间。其后他便忆起，大约5岁时的一个下午，他曾站在那间房子里，有一位瑞典籍女仆不知是站在一个高凳还是活动梯上，正在擦拭枝形吊灯架。他一时好奇心大发，急切地想看看她的衣服底下，不幸被她发觉，被重重地责备了一顿。他又想起，其后几年，他曾从钥匙孔窥视他的母亲穿衣，被她抓到了，遭受重罚。那时的情况很惨：她把他拉下楼梯，拉到餐室，在他父亲和兄弟面前公开数落。差不多就在那个年纪，或比此更早，有一天晚上他在顶楼看到对街一个女人在脱衣服。他十分激动，赶快跑下楼去叫他的哥哥，但是当他再回到楼上时，那个女人早已穿上睡衣，又把窗帘放下来了。有好多年他对这件事都深深地引以为憾，不知自己为什么要下去叫他的哥哥。他继续谈到许多情景，全都与性窥视的挫折有关。

“所以，黑暗阻挡了他在性方面好奇心的满足，台灯代表的是它的相反面。这就难怪台灯在他的记忆里有这么重大的分量了。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对洗礼的记忆如此生动？’这位年轻人是个标准的基督徒，他的双亲也都是基督徒，不过他的祖父是个犹太教徒。他本身并没有什么闪米特人（Semitism）的特点，除了名字之外，他再没有任何与祖父相似之处。那个名字原是德国式的，但常被误认为犹太名，因而常常带给他不少烦扰。例如，就为了这个名字，不少学校拒绝他入学。在大学里人家怀疑他是犹太人，不准他参加非犹太教徒的兄弟会。因此，他这个对于洗礼的遮蔽性记忆实乃基于他时常被怀疑是犹太教徒而发生的补偿作用（compensation）。他不得不时时自我提醒，他已接受洗礼，的确是个基督徒。总而言之，这个记忆的情景，表面上是宗教方面的，骨子里却隐藏着违背道德的强烈情感。”

我极愿再举一例，说明某些先前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童年回忆，经由分析的工作，可获得些许的价值。43岁时，我开始对自己的童年记忆感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发觉有一个情景，便不时在我的意识里显现。经由可靠的考证，它发生在我3岁之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大我整整20岁的异母哥哥则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在要什么东西；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由上所述，我已极清晰地勾勒出那个情景，然而，其中并没有什么线索可循。我不知道哥哥是正想打开还是想关闭那个柜门（从柜子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食橱”），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的来临有何意义，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一片迷茫。我很想向自己这样解释：这个记忆表示我的哥哥正在欺骗我，却被我母亲阻止了。这种对于记忆中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面，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我们不知道在心理方面哪一部分才是摆放重点的地方。分析的努力引导我走向一个从未预料到的答案：我找不到妈妈，开始怀疑她被锁在那个柜子里，或橱子里，所以就硬要我的哥哥打开那扇门。他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终于相信她并不在柜子里，我便开始哭了，后来母亲出现了，安慰了我的烦恼和焦虑。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然则小孩子为什么要在柜子里找他失去了的母亲？就在思索这个问题的那几天，我模糊地梦见一个我仍有印象的保姆；我还记得她常厚颜无耻地逼我把旁人所送的零钱交给她；这个梦也许可以作为后来发生的事情的遮蔽性记忆。后来我遂决定快点找出答案，便去请我年老的母亲谈谈这位保姆。我得知详情，原来这个狡诈不忠的仆人趁着母亲卧病时曾偷走她不少东西，我的异母哥哥把她送交法庭审判。

听完这一席话后，我灵机一动，发觉了开启童年情景的钥匙。保姆的不辞而别自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或许我也稍知哥哥与此事有关，才会去质问他。一向机智诙谐又喜欢闪烁其词的他，告诉我她已被“关起来”了。童年的我，只能了解这句话的表面意义，也就不再多问。不久妈妈暂时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我那“居心不良”的哥哥像关保姆一样也把妈妈关了起来，所以才逼着他去开那个柜子。

我也了解，何以在我把记忆融于视觉之中的时候，会特别强调母亲纤瘦的体态：她体态上的巨大变化必曾十分震惊过我。当时比我小两岁半的妹妹方出生不久，而在我3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异母哥哥就分开居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