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早期的社会活动

毛泽东最初的社会活动是组织新民学会，其于1918年4月14日（星期日）正式成立。毛泽东制定的规章，严格规定了生活方面的戒律。会员资格是：“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参加成立仪式的有13人，而到翌年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七十余人，他们活跃在长沙和湖南省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当中。开始时，毛泽东“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26］，于是便用“二十八画生”这一自己姓名的笔画数作笔名，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的广告散发到各学校去。据说，女子师范的校长怀疑广告的目的，特意访问了联络地点，查明了本人。^［27］对此广告做出回应的只有三个人^［28］，而毛泽东自己记得是三个半人，所谓“半个人”是指后来作为中共“李立三路线”出名的李立三（湖南人，曾任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1899年生）。他说，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29］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以后，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里昂大学支持了这一运动），宗旨是去法国边劳动边上学，学习欧洲新的制度和思想。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协助，徐特立及蔡和森全家等三十余人参加了这一运动。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就是为了照料暂时集结在北京的这些人，促成实现他们的愿望。1919年初，赴法勤工俭学者终于从上海出发时，人们得知毛泽东决心不去留学都十分吃惊。徐特立再三劝说他，但他以更想了解本国的事情为由拒绝了。

这次赴法留学运动，不仅使湖南的知识分子向海外打开了眼界，而且从留学生中培养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去是耐人寻味的。他自己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30］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感。^［31］不过，对长沙的强烈眷恋和期待似乎也是事实。

据说，1921年1月，毛泽东和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了四天讨论。当时在长沙的全体会员的意见是去法国留学，还要大力向东南亚发展。对此，他是这样讲的：

我不想离开长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在这块土地上为学习打基础。^［32］

毛泽东去北京是1918年8月，不过，翌年1月又去了上海，4月回到长沙。9月是中国学年的开始，所以他几乎是焦急地等待从师范学校毕业，然后去了北京。对于北国的冬季景色，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十分欣赏它的美丽。虽然贫困，但生活上还是有基本保证的，而且与杨昌济的女儿开慧坠入爱河。不过，他并非留恋北京。如果有离开北京的机会，他还是想以长沙为生活和活动的根据地，这一想法在他从学校毕业后踏出逐渐走入社会的第一步时就相当强烈与坚固。在北京时，杨昌济想在报社为他斡旋一个职业，他也似乎很感兴趣。但是，他那把自立和人生道路放在长沙进行开拓的决心，想必使他对是否回长沙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1919年4月，自北京经上海返回长沙以后，在他1921年7月作为湖南省代表与何叔衡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长沙的活动十分出色。那不是焦躁地在暗中摸索，而是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爆发出才华和热情的年轻人的印象。第一首词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便是他在这两年里活动的真实写照。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游行影响到全国以后，湖南当然毫不例外地出现了排斥日货的动向。毛泽东于6月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以其为中心组织了可以称为国民统一战线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作为其下级，有一个叫“救国十人团”的基层组织，到7月中旬已发展到400人以上。10月，又进而根据人员增加的数量，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它的副总干事就是本诗集中第26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追忆的“柳”——柳直荀。

7月，他创办了学生联合会机关杂志《湘江评论》，每期都写有文章。其中，第二、三、四期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被北京的《每周评论》评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四川成都的周刊《星期日》和北京的《新日报》也都全文转载，一些杂志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毛泽东注入《湘江评论》中的热情是惊人的。在上海送走留法学生返回之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修业小学，每周在高等小学部讲六个小时历史课，以此维持生活。同时，他把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了社会活动上。当时，他的朋友曾回忆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几乎都是他执笔的。由于封锁后没有外稿，他边忍受炎热与蚊虫叮咬的折磨，边彻夜写稿子。写好稿子还要做编辑、设计版面和校订工作，有时甚至去街上叫卖。月薪刚够支付伙食费，据说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子、旧竹凉席，几本书兼作枕头。灰色的长上衣和白色裤子是棉制的，而且都破旧了。朋友们看不下去，想借钱给他，但被他拒绝了。

由于军阀张敬尧（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镇压，《湘江评论》在出完第五期后停刊了。虽然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但影响却很大。其间，毛泽东还曾就社会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评论。这一年11月，在长沙发生花轿内嫁女自杀事件，他第二天就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评论这一事件的文章，指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他所不愿意的夫家长沙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其后，《大公报》上又刊登数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据说，由此事件引发，报纸上相继刊登了二十余篇谴责封建制度的文章。毛泽东自己在14岁时，由双亲做主与一个20岁的女子结婚，尽管没有同居一次，但他一定深深感受到了那种不合理制度的弊病。已经觉醒的青年都痛感一样的烦恼和愤怒。受北京传来的五四运动的潮流和亲眼目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刺激，在长沙的几所女子学校里出现了加入新民学会的女学生。而且从1921年开始，男学校也向女子打开了大门。毛泽东的恋人杨开慧在这一年与几个同学转入岳云中学。她因为剪短发而被迫从福湘中学退了学。第一师范和岳云中学是长沙男女同校最早的学校。

接着，在12月，展开了针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排斥日货游行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在学联会议上提议举行湖南全省大罢课。学联进而向各地派出代表团。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就是为了向内阁请愿，在新华门前耐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要求接见，那是1920年春天的事。新华门面向长安街，在天安门西侧，现在已用朱红大漆涂抹得锃亮，门的两侧有卫兵站岗，门里面可能是一些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住处。从过去他曾徒劳等待接见的那个大门出来，不远处是人民大会堂。据说，毛泽东曾只带几个卫兵步行走过去。

毛泽东自己说，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他热心地寻找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其人生来说，来北京具有重大意义。记下他这些话的是埃德加·斯诺，日译本将其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犹豫”，但中文本则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谁也不愿意误译，考虑到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似乎从中可以看出两种译法的细微差别。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运动，又从北京赶到上海，与在上海的湖南人联系。但是，据说他生活得很苦，他的生活费来源是为洗衣房收罗和递送要洗的东西，而多数收入却作为收罗和递送时的电车费给支付掉了。不过，这场运动竟成功了，6月，张敬尧被赶出了湖南。当时，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出于好奇，要求会见湖南督军张敬尧，他记下了接近一个连的军人到旅馆迎接他，然后护送到督军府的令人吃惊的场面。这个日本人被让到一个特别的轿子上，前后各有陆军中尉骑马保镖，“我确实得意洋洋，那是在中国旅行中最得意的时刻”。然而，见到张敬尧之后，由于没有话题可说，很是难堪。“张敬尧有四大天王，其中之一是他的弟弟敬汤……在会见时也作陪了……我受到了关照，但在这次会见的一周后，当我按照预先安排离开长沙去岳阳楼游玩时，湖南发生了兵变。他的这个弟弟首先被杀，而且首级被示众。”^［33］